那个我低声告诉他应该寻找凯撒·博吉亚而不是帕西法尔的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对关于我的书的讨论，尤其是报纸上的讨论，完全不感兴趣，这一点必须原谅我。
我的朋友们，我的出版商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跟我谈论这些事情。
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我曾经看到了针对一本单一书籍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那是《超越善恶》；我可以讲述一个关于它的有趣故事。你能相信吗？《国家报》（Nationalzeitung）——为了我的外国读者，说明一下，这是一家普鲁士报纸——居然能一本正经地把我的书理解为“时代的标志”，认为它是那种真正地道的容克（地主贵族）哲学，而《十字报》（Kreuzzeitung）不过是缺乏表达这种哲学的勇气？
这是写给德国人看的：至于其他国家，我也有读者——全都是经过验证的优秀头脑，有着崇高职责背景的人；我甚至有真正的天才读者。
在维也纳、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巴黎和纽约——我在各地都被“发现”了：唯独没有在欧洲的低地——德国。
坦白说，我甚至更为那些**“未读我”的人**而感到高兴，那些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哲学”这个词的人；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比如在都灵，看到我面孔的人都会变得更开朗、更亲切。
最令我欣慰的，是那些年迈的菜贩们努力为我挑选最甜的葡萄。
成为哲学家就必须达到这种程度。
波兰人被称为“斯拉夫人中的法国人”，这一称呼并非空穴来风。
一位迷人的俄罗斯女士决不会对我属于何方感到误解。
我从无法变得庄重，我所能达到的，最多是窘迫的尴尬。
要我以德国方式思考、以德国方式感受——我什么都能做到，唯独这个做不到。
我那位老教师里奇尔（Ritschl）甚至曾断言：我连写最枯燥的语文学论文，都是像巴黎小说家那样构思的——荒唐地刺激人心。
在巴黎本地，人们对“我所有的大胆与微妙”（这是泰纳先生的说法）感到惊讶；我担心，即使是我写下最庄严的酒神颂歌（dithyramb）时，也不免掺杂着那种永远不会走味的“德国式”幽默精神。
我无法成为别的样子，愿上帝助我一臂之力！阿门。
——我们都知道，甚至有人是亲身体验过，什么是“长耳朵”（意指愚钝者）。
很好，我敢说，我拥有的是世上最小的耳朵。
这对女性尤其有趣——在我看来，她们似乎觉得我更能理解她们？
我是终极的“反驴者”，因而也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怪物——我是用希腊语来说，不仅仅是希腊语的，“反基督者”。
我对自己作为作家的特权多少还是有所了解的；在某些个案中，有人向我坦言，他们过于习惯我的作品，竟导致无法再忍受其他书——尤其是哲学书。
进入我这高贵而精致的世界，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殊荣——为此你绝对不能是德国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必须靠自己赢得的荣誉。
但那些与我志向高远之志相通的人，在阅读我时会经历真正的学习狂喜：因为我来自无人鸟及之的高空，也曾探入无人涉足的深渊。
有人告诉我，他们根本无法放下我的书——甚至因此夜不能寐。
没有任何一种书，能像我的书一样骄傲而又精致——它们时而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犬儒主义（cynicism）；若想驾驭这些作品，你必须既拥有最敏锐的手指，也有最勇敢的拳头。
任何精神上的虚弱都会让你从这些书中被永远排除出去，哪怕只是消化不良也不行：你必须没有神经，你必须拥有一个愉悦的肚子。
不仅仅是灵魂的贫乏、阴暗角落里的气息会将人排除在外——懦弱、不洁、肠道中隐藏的复仇欲更是如此：我只需一个词，就能让所有恶劣的本能浮现在面孔上。
我身边有好几个实验对象，他们对我作品的各种反应，极具启发性，也极为多样。
那些不愿接触我作品实质内容的人，比如所谓的“朋友”，会变得“客观”：他们祝贺我“又写出了一本”，语气上也会更轻松。
彻底堕落的“灵魂高贵者”、那些彻头彻尾的骗子，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书——所以他们只好表现得好像这些书低贱得不值一顾，这正体现了所有“高贵灵魂”之间那种可笑的一致性。
而我身边的“有角的牲口”，说得再明白一点——“德国人”，会告诉我他们“并不总是同意我”，虽然“有时候是的”。
甚至《查拉图斯特拉》也有人这么说。
任何人只要沾染“女性主义”倾向，不论男女，也会被我彻底排除在外：他们永远无法走进这座勇敢知识的迷宫。
只有从未宽待自己、将严厉当作习惯的人，才能在如此艰难真理之中，感到幸福与愉悦。
每当我设想一个理想读者时，我总会想象一个勇气与好奇心的怪物，同时也是灵活、狡黠、谨慎，天生的冒险者和发现者。
最后：我也找不到比查拉图斯特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到底在对谁说话——查拉图斯特拉说得已经够清楚了：
“我愿将我的谜语讲给谁听？——给你们，这些勇敢的冒险者和探险家，给你们这些张帆驶入可怖之海的人，
你们这些沉醉于谜题之人，喜欢暮色，灵魂为牧笛所诱，跳入每一个危险深渊的人——
你们不愿用懦夫的手摸索着绳索；你们宁愿猜测，也不愿计算。”
我也想顺便说几句关于我的文体艺术。
用符号——包括符号的节奏——传达一种状态，一种内在的情绪紧张，这是所有文体的意义；而在我身上，内在状态的多样性极其丰富，因此我拥有前所未有的多样文体——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丰富的风格艺术。
凡是能够真实传达内在状态的文体，都是好文体，不会在符号、节奏、动作方面出错——所有的语言规则，都是一种“姿态艺术”。
我的直觉在这里是无可挑剔的。
——“好风格本身”？那是彻头彻尾的蠢话，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和所谓“本身之美”“本身之善”“本身之物”一样荒谬。
当然，前提是存在“耳朵”——即有能力、值得你传达这种激情的人；而这些人并不总是存在。
——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仍在苦苦寻找这样的“耳朵”——唉！他恐怕还要找很久很久！一个人要配得上去尝试它。
在那之前，不会有人理解在这部作品中被“浪费”的艺术：还没有任何人像我这样，将如此多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真正原创的艺术手段投入到语言中。
要证明：在德语中能完成这样的事情——是留给我的任务；我自己以前都极力否认这一点。
在我之前，人们不知道德语可以被如此使用——甚至语言本身可以被如此使用。
宏大节奏的艺术，宏大语句结构的风格，作为崇高、超人之激情起伏的表达形式，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比如第三卷结尾的那首酒神颂《七重印记》，它将我带到了人类迄今为止所称为“诗歌”的千里之外。
为什么我写如此卓越的书
这一条读起来是：“宣扬贞洁是对自然的公开煽动。”
每一个对性生活表示轻蔑的表述，每一个用“不纯洁”这一概念玷污它的行为，都是对生命的犯罪——是对生命圣灵的内在罪过。
为了让我作为心理学家的形象为人所知，我摘录了《超越善恶》中一段有趣的心理学片段——顺便说一句，我禁止任何人猜测我在这一段中描述的是谁：“天才的心灵”被那个伟大的隐秘者拥有着，他是诱惑之神，也是天生的领路人，他的声音知道如何深入每个灵魂的地下世界，他的话语和目光中没有一丝没有诱惑意味的东西，在他的掌控中包含着一种能力，即能够显得——不是他真实的模样，而是对他追随者来说，这是一种更强烈的约束，迫使他们更加紧密地靠近他，更加深入且彻底地跟随他。
天才的心灵让一切喧嚣自满变得沉默，并教会它们倾听，它抚平粗糙的灵魂，赋予它们一种新的渴望——渴望像一面镜子那样静止，以便深邃的天空能在其中映照自身。
天才的心灵教导愚蠢而急躁的手犹豫并更加细腻地把握事物；它发现隐藏和遗忘的宝藏，那藏在厚冰下的一滴善良与甜蜜的精神，在泥沙长期囚禁中的每一粒金子的探测棒。
《悲剧的诞生》
为了公正对待《悲剧的诞生》（1872年），人们必须忘记一些事情。
这本书通过其错误之处产生了影响，甚至引起了人们的迷恋——通过将其应用于瓦格纳主义，仿佛这是一些开始的征兆。
这就是这本书在瓦格纳生活中成为事件的原因：从那时起，人们对瓦格纳的名字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即使在今天，人们有时还会提醒我，甚至是在《帕西法尔》中间，说实际上是我让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文化价值有如此高的评价占了上风。
——我常常发现这本书被引用为“从音乐精神中重生的悲剧”：人们只听到了关于艺术、意图和瓦格纳任务的新公式，书中隐藏的价值因此未被听到。
“希腊精神与悲观主义”：这是一个不太含糊的标题，也就是说，这是关于希腊人如何摆脱悲观主义的第一条指导——他们是如何克服它的。
恰恰相反，悲剧证明了希腊人并非悲观主义者：叔本华在这点上犯了错误，就像他在所有事情上都犯了错误一样。
——如果客观地看待，“悲剧的诞生”看起来非常不合时宜：人们不会想到这本书是在沃斯战役的雷鸣中开始的。
我在梅茨城墙外，在九月寒冷的夜晚，在医疗队服役时就思考这些问题；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本书比现在老五十年。
它是政治上无关紧要的——今天人们会说它是“非德国的”——它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黑格尔主义气息，只有少数几个公式受到了叔本华那腐臭的气息的影响。
一个“理念”——酒神与日神的对立——被转化为形而上学；历史本身被视为这一“理念”的演变；在悲剧中，这种对立被提升为一种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前从未相互注意的事物突然彼此面对，互相照亮并被理解。
例如歌剧和革命。
这本书的两个决定性的新观点，首先是对希腊人酒神现象的理解——它提供了这种现象的第一个心理学解释，它认为这是整个希腊艺术的唯一根源。
另一个新观点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理解：苏格拉底第一次被认识到作为一个典型的衰败者，作为一个希腊文化的分解者。
理性主义反对本能。
理性主义以任何代价都是危险的，是一种破坏生命的势力——整本书对基督教持深刻的敌视态度。
它既不是阿波罗式的也不是酒神式的，它否定所有的审美价值——《悲剧的诞生》所承认的唯一价值：它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虚无主义的，而在酒神象征中达到了肯定的极限。
在一处提到基督教牧师为“一种恶意的小矮人”，“地下生物”。
这个开头令人难以置信地显著。
我发现了历史上唯一的类比，与我的内心体验相匹配——我因此成为第一个理解酒神奇妙现象的人。通过认识到苏格拉底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也以相当明确的方式证明了我对心理学的把握是多么不受任何道德怪癖的影响——道德本身作为堕落的症状，是一种新颖事物，在知识史上是一件前所未有的第一等事件。
这些概念让我跃升到了多么高远的境界，超越了关于乐观主义对抗悲观主义的可怜浅薄的闲谈——我是第一个看到《看哪，这人》这一真正对立面的人——即对生命怀有地下复仇心态的退化本能（基督教、叔本华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的柏拉图的哲学、整个唯心主义作为典型形式），以及一种源自充盈与过剩的最高肯定公式，即使是对痛苦、罪责，甚至是对存在中所有奇怪和可疑之物的无条件肯定。
这种最终、最欢乐、无限蓬勃的生命肯定不仅是最高见解，也是最深刻、被真理和知识最为严格证实和维持的见解。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减去，没有什么是多余的——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所拒绝的存在侧面甚至在价值等级中比堕落本能可能认可并称之为好的那些部分高出无数倍。
理解这一点需要勇气，而作为这种勇气的条件，则需要一种过剩的力量：因为恰恰是勇气敢向前迈进的范围，正是以这种力量的程度接近真理。
认识、肯定现实对于强者来说就像对于弱者来说，在软弱的启发下逃避现实的理想一样是一种极大的必要性——理想是怯懦和逃避的产物。
他们没有自由去认识：堕落者需要谎言——这是他们存在的一种条件。
- 谁不仅理解“酒神”这个词，而且在“酒神”这个词中理解自己，就不需要反驳柏拉图、基督教或叔本华——他嗅出了腐朽的气息。
我在多大程度上发现了“悲剧”这个概念，我在最后终于获得的知识中关于悲剧心理学是什么，我最近在《偶像的黄昏》中表达了这一点。
“即便是在最奇异和最严峻的问题中肯定生命；通过牺牲最高类型来欢庆生命的不可耗尽性——这就是我所说的酒神，这就是我所认识到的通往《悲剧的诞生》悲剧诗人心理学的桥梁。
不是为了摆脱怜悯和恐惧，也不是为了通过强烈的宣泄净化危险的情感——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误解它的——：而是超越怜悯和恐惧，在自身中实现成为永恒的喜悦——这种喜悦也包含在毁灭之中。
以此意义，我有权把自己理解为第一个悲剧哲学家——也就是说，极端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对立面。
在我之前，酒神精神从未转化为哲学激情：缺乏悲剧智慧——即使在苏格拉底之前的伟大希腊哲学家中，我也没有找到哪怕一点迹象。
赫拉克利特让我有所怀疑，总体上说，我对他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感到更温暖和更亲近。
肯定转瞬即逝和毁灭，酒神哲学的决定性因素，肯定对立面和战争，成为具有彻底否定“存在”概念的特性——在这点上，我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这是我迄今为止所思考的一切中最贴近我的。
“永恒轮回”的学说，也就是说，一切事物无条件和无限重复的圆形运动的学说——这种扎拉图斯特拉的学说有可能已经被赫拉克利特传授过。
至少斯多葛派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几乎所有的基本思想，显示出这种痕迹。
- 这种写作发出了巨大的希望。
最终，我完全没有理由放弃对酒神未来音乐的希望。
让我们展望一个世纪之后，假设我的对两千年反自然和违反人性的行为的挑战成功了。
那个掌握最重大任务的、更高人类繁育的党派，连同无情摧毁所有退化和寄生元素的行动，将再次使地球上充满生命过剩，从而再次产生酒神状态。
我承诺一个悲剧时代：当人类背负起最残酷但最必要的战争意识时，对生命的最高艺术，悲剧，将重生。
一位心理学家可能会补充说，我在年轻时从瓦格纳音乐中听到的东西根本与瓦格纳无关；当我描述酒神音乐时，我描述的是我所听到的——我本能地必须用最新的语言来翻译和转化我内心所拥有的。
这一证明，是强有力的证明，可以在我的论文《拜罗伊特的瓦格纳》中找到：在所有心理上决定性的段落中，我唯一被提及的人物就是我自己——在文本中提到瓦格纳的地方，可以毫不残忍地插入我的名字或“扎拉图斯特拉”这个词。
——我对关于我的书的讨论，尤其是报纸上的讨论，完全不感兴趣，这一点必须原谅我。
我的朋友们，我的出版商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跟我谈论这些事情。
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我曾经看到了针对一本单一书籍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那是《超越善恶》；我可以讲述一个关于它的有趣故事。你能相信吗？《国家报》（Nationalzeitung）——为了我的外国读者，说明一下，这是一家普鲁士报纸——居然能一本正经地把我的书理解为“时代的标志”，认为它是那种真正地道的容克（地主贵族）哲学，而《十字报》（Kreuzzeitung）不过是缺乏表达这种哲学的勇气？
这是写给德国人看的：至于其他国家，我也有读者——全都是经过验证的优秀头脑，有着崇高职责背景的人；我甚至有真正的天才读者。
在维也纳、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巴黎和纽约——我在各地都被“发现”了：唯独没有在欧洲的低地——德国。
坦白说，我甚至更为那些**“未读我”的人**而感到高兴，那些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哲学”这个词的人；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比如在都灵，看到我面孔的人都会变得更开朗、更亲切。
最令我欣慰的，是那些年迈的菜贩们努力为我挑选最甜的葡萄。
成为哲学家就必须达到这种程度。
波兰人被称为“斯拉夫人中的法国人”，这一称呼并非空穴来风。
一位迷人的俄罗斯女士决不会对我属于何方感到误解。
我从无法变得庄重，我所能达到的，最多是窘迫的尴尬。
要我以德国方式思考、以德国方式感受——我什么都能做到，唯独这个做不到。
我那位老教师里奇尔（Ritschl）甚至曾断言：我连写最枯燥的语文学论文，都是像巴黎小说家那样构思的——荒唐地刺激人心。
在巴黎本地，人们对“我所有的大胆与微妙”（这是泰纳先生的说法）感到惊讶；我担心，即使是我写下最庄严的酒神颂歌（dithyramb）时，也不免掺杂着那种永远不会走味的“德国式”幽默精神。
我无法成为别的样子，愿上帝助我一臂之力！阿门。
——我们都知道，甚至有人是亲身体验过，什么是“长耳朵”（意指愚钝者）。
很好，我敢说，我拥有的是世上最小的耳朵。
这对女性尤其有趣——在我看来，她们似乎觉得我更能理解她们？
我是终极的“反驴者”，因而也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怪物——我是用希腊语来说，不仅仅是希腊语的，“反基督者”。
我对自己作为作家的特权多少还是有所了解的；在某些个案中，有人向我坦言，他们过于习惯我的作品，竟导致无法再忍受其他书——尤其是哲学书。
进入我这高贵而精致的世界，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殊荣——为此你绝对不能是德国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必须靠自己赢得的荣誉。
但那些与我志向高远之志相通的人，在阅读我时会经历真正的学习狂喜：因为我来自无人鸟及之的高空，也曾探入无人涉足的深渊。
有人告诉我，他们根本无法放下我的书——甚至因此夜不能寐。
没有任何一种书，能像我的书一样骄傲而又精致——它们时而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犬儒主义（cynicism）；若想驾驭这些作品，你必须既拥有最敏锐的手指，也有最勇敢的拳头。
任何精神上的虚弱都会让你从这些书中被永远排除出去，哪怕只是消化不良也不行：你必须没有神经，你必须拥有一个愉悦的肚子。
不仅仅是灵魂的贫乏、阴暗角落里的气息会将人排除在外——懦弱、不洁、肠道中隐藏的复仇欲更是如此：我只需一个词，就能让所有恶劣的本能浮现在面孔上。
我身边有好几个实验对象，他们对我作品的各种反应，极具启发性，也极为多样。
那些不愿接触我作品实质内容的人，比如所谓的“朋友”，会变得“客观”：他们祝贺我“又写出了一本”，语气上也会更轻松。
彻底堕落的“灵魂高贵者”、那些彻头彻尾的骗子，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书——所以他们只好表现得好像这些书低贱得不值一顾，这正体现了所有“高贵灵魂”之间那种可笑的一致性。
而我身边的“有角的牲口”，说得再明白一点——“德国人”，会告诉我他们“并不总是同意我”，虽然“有时候是的”。
甚至《查拉图斯特拉》也有人这么说。
任何人只要沾染“女性主义”倾向，不论男女，也会被我彻底排除在外：他们永远无法走进这座勇敢知识的迷宫。
只有从未宽待自己、将严厉当作习惯的人，才能在如此艰难真理之中，感到幸福与愉悦。
每当我设想一个理想读者时，我总会想象一个勇气与好奇心的怪物，同时也是灵活、狡黠、谨慎，天生的冒险者和发现者。
最后：我也找不到比查拉图斯特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我到底在对谁说话——查拉图斯特拉说得已经够清楚了：
“我愿将我的谜语讲给谁听？——给你们，这些勇敢的冒险者和探险家，给你们这些张帆驶入可怖之海的人，
你们这些沉醉于谜题之人，喜欢暮色，灵魂为牧笛所诱，跳入每一个危险深渊的人——
你们不愿用懦夫的手摸索着绳索；你们宁愿猜测，也不愿计算。”
我也想顺便说几句关于我的文体艺术。
用符号——包括符号的节奏——传达一种状态，一种内在的情绪紧张，这是所有文体的意义；而在我身上，内在状态的多样性极其丰富，因此我拥有前所未有的多样文体——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丰富的风格艺术。
凡是能够真实传达内在状态的文体，都是好文体，不会在符号、节奏、动作方面出错——所有的语言规则，都是一种“姿态艺术”。
我的直觉在这里是无可挑剔的。
——“好风格本身”？那是彻头彻尾的蠢话，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和所谓“本身之美”“本身之善”“本身之物”一样荒谬。
当然，前提是存在“耳朵”——即有能力、值得你传达这种激情的人；而这些人并不总是存在。
——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仍在苦苦寻找这样的“耳朵”——唉！他恐怕还要找很久很久！一个人要配得上去尝试它。
在那之前，不会有人理解在这部作品中被“浪费”的艺术：还没有任何人像我这样，将如此多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真正原创的艺术手段投入到语言中。
要证明：在德语中能完成这样的事情——是留给我的任务；我自己以前都极力否认这一点。
在我之前，人们不知道德语可以被如此使用——甚至语言本身可以被如此使用。
宏大节奏的艺术，宏大语句结构的风格，作为崇高、超人之激情起伏的表达形式，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比如第三卷结尾的那首酒神颂《七重印记》，它将我带到了人类迄今为止所称为“诗歌”的千里之外。
为什么我写如此卓越的书
这一条读起来是：“宣扬贞洁是对自然的公开煽动。”
每一个对性生活表示轻蔑的表述，每一个用“不纯洁”这一概念玷污它的行为，都是对生命的犯罪——是对生命圣灵的内在罪过。
为了让我作为心理学家的形象为人所知，我摘录了《超越善恶》中一段有趣的心理学片段——顺便说一句，我禁止任何人猜测我在这一段中描述的是谁：“天才的心灵”被那个伟大的隐秘者拥有着，他是诱惑之神，也是天生的领路人，他的声音知道如何深入每个灵魂的地下世界，他的话语和目光中没有一丝没有诱惑意味的东西，在他的掌控中包含着一种能力，即能够显得——不是他真实的模样，而是对他追随者来说，这是一种更强烈的约束，迫使他们更加紧密地靠近他，更加深入且彻底地跟随他。
天才的心灵让一切喧嚣自满变得沉默，并教会它们倾听，它抚平粗糙的灵魂，赋予它们一种新的渴望——渴望像一面镜子那样静止，以便深邃的天空能在其中映照自身。
天才的心灵教导愚蠢而急躁的手犹豫并更加细腻地把握事物；它发现隐藏和遗忘的宝藏，那藏在厚冰下的一滴善良与甜蜜的精神，在泥沙长期囚禁中的每一粒金子的探测棒。
《悲剧的诞生》
为了公正对待《悲剧的诞生》（1872年），人们必须忘记一些事情。
这本书通过其错误之处产生了影响，甚至引起了人们的迷恋——通过将其应用于瓦格纳主义，仿佛这是一些开始的征兆。
这就是这本书在瓦格纳生活中成为事件的原因：从那时起，人们对瓦格纳的名字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即使在今天，人们有时还会提醒我，甚至是在《帕西法尔》中间，说实际上是我让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文化价值有如此高的评价占了上风。
——我常常发现这本书被引用为“从音乐精神中重生的悲剧”：人们只听到了关于艺术、意图和瓦格纳任务的新公式，书中隐藏的价值因此未被听到。
“希腊精神与悲观主义”：这是一个不太含糊的标题，也就是说，这是关于希腊人如何摆脱悲观主义的第一条指导——他们是如何克服它的。
恰恰相反，悲剧证明了希腊人并非悲观主义者：叔本华在这点上犯了错误，就像他在所有事情上都犯了错误一样。
——如果客观地看待，“悲剧的诞生”看起来非常不合时宜：人们不会想到这本书是在沃斯战役的雷鸣中开始的。
我在梅茨城墙外，在九月寒冷的夜晚，在医疗队服役时就思考这些问题；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本书比现在老五十年。
它是政治上无关紧要的——今天人们会说它是“非德国的”——它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黑格尔主义气息，只有少数几个公式受到了叔本华那腐臭的气息的影响。
一个“理念”——酒神与日神的对立——被转化为形而上学；历史本身被视为这一“理念”的演变；在悲剧中，这种对立被提升为一种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前从未相互注意的事物突然彼此面对，互相照亮并被理解。
例如歌剧和革命。
这本书的两个决定性的新观点，首先是对希腊人酒神现象的理解——它提供了这种现象的第一个心理学解释，它认为这是整个希腊艺术的唯一根源。
另一个新观点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理解：苏格拉底第一次被认识到作为一个典型的衰败者，作为一个希腊文化的分解者。
理性主义反对本能。
理性主义以任何代价都是危险的，是一种破坏生命的势力——整本书对基督教持深刻的敌视态度。
它既不是阿波罗式的也不是酒神式的，它否定所有的审美价值——《悲剧的诞生》所承认的唯一价值：它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虚无主义的，而在酒神象征中达到了肯定的极限。
在一处提到基督教牧师为“一种恶意的小矮人”，“地下生物”。
这个开头令人难以置信地显著。
我发现了历史上唯一的类比，与我的内心体验相匹配——我因此成为第一个理解酒神奇妙现象的人。通过认识到苏格拉底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也以相当明确的方式证明了我对心理学的把握是多么不受任何道德怪癖的影响——道德本身作为堕落的症状，是一种新颖事物，在知识史上是一件前所未有的第一等事件。
这些概念让我跃升到了多么高远的境界，超越了关于乐观主义对抗悲观主义的可怜浅薄的闲谈——我是第一个看到《看哪，这人》这一真正对立面的人——即对生命怀有地下复仇心态的退化本能（基督教、叔本华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的柏拉图的哲学、整个唯心主义作为典型形式），以及一种源自充盈与过剩的最高肯定公式，即使是对痛苦、罪责，甚至是对存在中所有奇怪和可疑之物的无条件肯定。
这种最终、最欢乐、无限蓬勃的生命肯定不仅是最高见解，也是最深刻、被真理和知识最为严格证实和维持的见解。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减去，没有什么是多余的——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所拒绝的存在侧面甚至在价值等级中比堕落本能可能认可并称之为好的那些部分高出无数倍。
理解这一点需要勇气，而作为这种勇气的条件，则需要一种过剩的力量：因为恰恰是勇气敢向前迈进的范围，正是以这种力量的程度接近真理。
认识、肯定现实对于强者来说就像对于弱者来说，在软弱的启发下逃避现实的理想一样是一种极大的必要性——理想是怯懦和逃避的产物。
他们没有自由去认识：堕落者需要谎言——这是他们存在的一种条件。
- 谁不仅理解“酒神”这个词，而且在“酒神”这个词中理解自己，就不需要反驳柏拉图、基督教或叔本华——他嗅出了腐朽的气息。
我在多大程度上发现了“悲剧”这个概念，我在最后终于获得的知识中关于悲剧心理学是什么，我最近在《偶像的黄昏》中表达了这一点。
“即便是在最奇异和最严峻的问题中肯定生命；通过牺牲最高类型来欢庆生命的不可耗尽性——这就是我所说的酒神，这就是我所认识到的通往《悲剧的诞生》悲剧诗人心理学的桥梁。
不是为了摆脱怜悯和恐惧，也不是为了通过强烈的宣泄净化危险的情感——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误解它的——：而是超越怜悯和恐惧，在自身中实现成为永恒的喜悦——这种喜悦也包含在毁灭之中。
以此意义，我有权把自己理解为第一个悲剧哲学家——也就是说，极端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对立面。
在我之前，酒神精神从未转化为哲学激情：缺乏悲剧智慧——即使在苏格拉底之前的伟大希腊哲学家中，我也没有找到哪怕一点迹象。
赫拉克利特让我有所怀疑，总体上说，我对他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感到更温暖和更亲近。
肯定转瞬即逝和毁灭，酒神哲学的决定性因素，肯定对立面和战争，成为具有彻底否定“存在”概念的特性——在这点上，我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这是我迄今为止所思考的一切中最贴近我的。
“永恒轮回”的学说，也就是说，一切事物无条件和无限重复的圆形运动的学说——这种扎拉图斯特拉的学说有可能已经被赫拉克利特传授过。
至少斯多葛派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几乎所有的基本思想，显示出这种痕迹。
- 这种写作发出了巨大的希望。
最终，我完全没有理由放弃对酒神未来音乐的希望。
让我们展望一个世纪之后，假设我的对两千年反自然和违反人性的行为的挑战成功了。
那个掌握最重大任务的、更高人类繁育的党派，连同无情摧毁所有退化和寄生元素的行动，将再次使地球上充满生命过剩，从而再次产生酒神状态。
我承诺一个悲剧时代：当人类背负起最残酷但最必要的战争意识时，对生命的最高艺术，悲剧，将重生。
一位心理学家可能会补充说，我在年轻时从瓦格纳音乐中听到的东西根本与瓦格纳无关；当我描述酒神音乐时，我描述的是我所听到的——我本能地必须用最新的语言来翻译和转化我内心所拥有的。
这一证明，是强有力的证明，可以在我的论文《拜罗伊特的瓦格纳》中找到：在所有心理上决定性的段落中，我唯一被提及的人物就是我自己——在文本中提到瓦格纳的地方，可以毫不残忍地插入我的名字或“扎拉图斯特拉”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