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组织提出了三条相互关联的重要政策。第一条是提倡财政节俭，以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并废除可能引发通胀的宽松货币政策。第二条是私有化，以清除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引入市场准则，同时也减少政府开支。第三条是自由化，在成立于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助下，消除贸易壁垒，停止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干预。这些政策的执行依靠“制约性”措施，即根据政策执行情况有条件地发放贷款。发展中国家对于贷款的高度依赖意味着，不管这些政策有多少问题，它们都无力抵制此类政策。的确，相比发达国家，这些政策在发展中国家被更为严格地执行。美国、欧洲和日本都花大力气保护其农业，并提供资金补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高层领导，他对这些政策做了严厉批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斯蒂格利茨并非反对政策本身，在某些情形下这些政策能够带来收益，他反对的是这些政策被不加区分地、过于匆忙地强加给各个国家。当条件不合适的时候，财政紧缩可能破坏依赖政府开支的重要项目，导致大规模失业，而私有化可能导致公共资产的流失以及更高的消费品价格。自由化，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很可能打开外国资本的入侵之门。斯蒂格利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的政策经常受到它与华尔街金融利益关联的驱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就仿佛不存在其他的选择。斯蒂格利茨对比了俄罗斯和中国的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引导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造成了大规模贫困，而中国则采取了相反的策略，逐步转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贫困削减”。中国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没有消灭旧制度并期盼新制度能自然出现，而是允许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发展。中国没有犯下大规模私有化的错误，而是按照斯蒂格利茨所提出的建议，创造出条件，使私有制经济部门能够形成并逐渐繁荣。
这当然不仅只是选择正确的政策和政策顾问的问题，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有更具效率的精英管理者，而正在解体中的前苏联的统治阶层则处于瘫痪状态。相比之下，中国的精英管理者在更为强大的经济和国家机器辅助下，更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并且对转型加以控制。目前看来中国正在完成成功的经济转型。
国家社会主义已经解体，资本主义作为独立发展的经济体系已经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提供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也提供了更多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条路能通往经济成功，因为有不同的道路，并且，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有不同的方式来组织资本主义。我们不应该把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选择与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同选择混为一谈。
全球性资本主义的神话
“全球性资本主义”一词简便地传递了这样一个理念，即资本主义制度与实践近年来已经扩散到新的区域，并以新的方式将相距甚远的各个地方紧密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一切已经发生，并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改变。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主宰体系，并将在不远的将来保持这一地位。
但是，在本章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全球性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也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的、误导性的神话。神话一：全球性资本主义是新近产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全球性资本主义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神话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事实上，大多数资本只在一小部分富裕国家之间流动。神话三：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现在已经变为全球性的，而不是国家性的。事实上，国际间差异的重要性一如既往，民族国家继续在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神话四：全球性资本主义实现了世界一体化。事实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程度越高，由国际间财富差异所造成的世界分裂趋势就越发明显。
第六章
危机？何种危机？
生活在经济危机中的人们或许觉得他们的世界正在崩塌。他们或许以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即将终结。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一个正常部分。尽管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危机机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出现，但到19世纪经济危机才成为了经济生活的常规特征。本章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开始谈起，这个案例所展示的基本运作机制与近期出现的电子商务和信息科技泡沫完全一致。
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泡沫
郁金香于16世纪从土耳其输入荷兰，凭借其独特的异域风情和稀缺的品种，在17世纪成为人们钟爱的花卉。在荷兰肥沃的冲积土地上，郁金香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是稀缺的供应和大量需求依然导致价格不断攀升。高利润率吸引了许多人进行交易，所需投资很少，挣钱很容易。
对郁金香球茎的大量需求迅速改变了球茎交易。起初，球茎被大批出售，有时甚至是整片苗圃一起出售，但随着需求的增长，交易单位不断缩小，直到最后仅以单个球茎出售，尤其是那些最为名贵的变种。随后，出现了新的市场，专门交易球茎上的生长物，因为从中可以长出未来的新球茎。最终，在17世纪30年代，郁金香交易产生了郁金香期货市场，并直接导致了1636年至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起初，交易季节很短暂，仅仅在开花和摘取球茎后持续几个月。为迎合增长的需求，交易者开始买卖依然种在土壤里的郁金香。现在他们实际上就是买卖球茎期货。期票上规定了所买郁金香的细节以及摘取的时间，而土地里则将做上标记以辨识买主。随后就是从交易球茎发展到交易期票的小小一步，因为迅速上涨的球茎价格使期票价值也开始飙升。
郁金香期货交易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投机泡沫，不是对球茎的需求，而是对“纸面的”期货的需求推动了价格上涨。由于签订期货合约时只需支付定金，因此一小笔钱足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只要在全额支付时间截止前能找到下家接手合约，就能赚取利润。随着合同日期的临近，交易变得越发疯狂，期票流通速度进一步加快。价格最终攀升到无人问津的地步，随即突然暴跌。许多很普通的郁金香其实并没有实际需求，它们只是在泡沫最鼎盛的时候被卷入了投机交易。既然没人真正想要这些球茎，在未来购买它们的权利最终变得毫无价值，因此，市场价格一路暴跌。
期货交易是泡沫通胀的核心机制，在当时期货交易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成熟做法，但有趣的是，球茎期货市场上的购买主力并非商人。一些商人确实参与了购买，但是真正的大商人正忙于从自己的垄断经营中获取风险较小的利润，他们并没有涉足郁金香交易。泡沫膨胀由普通民众推动，包括纺织工、砖瓦工、木匠、修鞋匠等。他们投入全部积蓄，到处借钱，抵押资产或者以实物抵付款项。西蒙·沙马举了一个例子，为购入一个稀有的球茎，有人付出的代价是“两车小麦加上四车黑麦、四头肥牛、八头猪、十二只羊、两桶葡萄酒、四吨黄油、一千磅奶酪、一张床、若干件衣服和一只银质的杯子”。
球茎及期票交易并没有在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场进行，尽管那里有着大量其他的投机活动，而是在小酒馆里进行，交易者“群体”在那里见面并喝酒。这些群体发展出他们特有的秘密程序、交易仪式及庆典，相当于穷人版的股票交易流程。当时的投机资本主义，就像现在一样，不仅有老练的金融家进行投资，而且也是一项大众参与的经济活动。
19世纪的危机
尽管对于投资郁金香的人来说，泡沫破灭的后果很严重，但总体上它对于经济并没有产生重大冲击。当时的经济活动还没有高度一体化，因此经济危机不会从一个领域扩散到整个经济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产生了使危机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的必要联系。而且，资本主义生产事实上产生了新的危机机制，马克思曾对此作了分析。
马克思认为，因为生产与消费分离开来，所以资本主义天生具有产生危机的倾向。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形态中，生产与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多数生产都或多或少被用于直接消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为了在市场上进行销售，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疏远。人们生产商品是寄望它们能在市场上卖出去，但市场可能无法吸收它们。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描述为无序状态，因为消费者需求不再直接管控生产。
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天生具有过度生产的趋势。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产生了要求生产扩张的压力，因为更高的产量能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扩大市场份额。当生产的商品数量超过需求量时，就会出现过度生产的危机，价格将会下跌，最终降到不足以赢利的水平。这不仅伤害了该产业，而且具有扩散危机的连锁反应。投资将减少，并影响机器制造业。工人将遭到裁员，或者被削减工资，这将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通过这些方式，过度生产产生了恶性循环，导致工厂关闭和破产，失业率水平居高不下。大规模的失业又会导致社会危机，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依赖雇佣劳动来获得生存。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这样的危机几乎每十年就出现一次。
尽管失业造成了巨大的苦难，一些人就此破产，但这些危机并没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危机使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前进，因为危机消除了过度生产所带来的负担，淘汰了效率最低的生产者，一旦工厂倒闭和破产使生产降到接近需求的水平，就能重新开始良性循环。同样地，较低的工资增加了利润率，更低的价格刺激了需求。更低的利率使贷款投资的成本更低。生产可以重新扩张，就业将增加，更多的人将有钱购买商品。
因此，资本主义将通过扩张走出危机，但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这种扩张只会导致“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大的（新）危机”。这并不意味着，如他的一些追随者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将以经济大崩盘的方式灭亡。只有当资本主义被它所剥削的工人阶级推翻时，它才会灭亡。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趋势将为最终的颠覆提供便利。技术的进步和所有权的集中将扩大生产规模，更多数量的工人将被集中起来，变得更容易组织。在这一切过程中，危机当然将起到作用，当工人们经历危机时，他们将变得更为激进。此外，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将造成工人的激进态度。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富裕的资本家手中，他们享受着资本带来的利润，而大量贫困的工人则时常遭受失业之苦。
所有权确实变得更为集中，生产单位的规模变得更大，工人变得更有组织性。由于工人们对工作的经济依赖，以及试图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运动所遭受的镇压，他们被迫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通过工会组织被吸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并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诱惑。无论如何，没有哪次危机的规模大到足以威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出现。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一战前，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段稳定的、危机很少的发展时期，到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显然发展还在继续。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留给世界的是一个脆弱的经济体系。伦敦原本发挥着稳定经济的金融主导作用，现在这已成为历史，国际经济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陷入了无序和不稳定状态。而且，大战及其后续影响使许多国家，尤其是德国，背负了巨额债务。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无力偿还债务。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背景，这次萧条影响如此深远，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它“几乎相当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崩溃”。
20世纪20年代，有许多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并非一切正常，但是直到1929年纽约华尔街股市大崩盘才引发了大萧条。1929年10月，纽约股价暴跌，随后一路直降，到1932年6月才触底，与1929年9月的巅峰值相比，纽约股市贬值超过80%。
图13 1929年股市崩盘时，交易者查看电传打字机纸带上的股市行情
累积机制令经济陷入萧条。在整个工业世界，生产普遍出现衰退，这导致失业人数迅速增长，后者又减少了需求并导致生产进一步萎缩。1929年至1931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减少了1/3，在衰退达到谷底时，超过1/4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失业的工人无法支付住房贷款的利息，这威胁到当地银行的偿付能力。工人们无力继续购买消费品，尤其是汽车，美国汽车产量减半，造成更多人失业。当时国家提供的低福利不仅使失业所产生的影响相比如今的工业社会更为严重，而且也意味着大规模失业可能让相当多的人丧失购买力。
这不仅是工业社会的一场危机，因为农业也遭遇了严重萧条。随着消费者需求下降和货物囤积，农产品的价格开始下跌，茶叶和小麦价格暴跌2/3，丝绸价格暴跌3/4。农民的反应是无助地增加生产，以期维持他们的收入，但这导致了价格进一步下跌。20世纪30年代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失业工人在施舍处排队，或者饿着肚子游行。阿根廷、巴西、古巴，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经济一直依赖于向工业国家出口食物和原材料，在大萧条中它们也同样遭到了沉重打击。
图14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美国，劳动力被公开拍卖给出价最高者
20世纪30年代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危机面前的脆弱。问题并不在于危机的发生，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危机是资本主义正常机制的一部分，问题在于随着累积机制的扩散和危机的加剧，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纷纷崩溃。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有三个根源。
首先，在上一个世纪里，生产能力急剧增长。这意味着，要想吸收所有产品，需求量也要增长到同等水平。这个条件不仅适用于制造业，也适用于食物及其他主要产品的生产。消费不足的原因不仅仅是过度生产，也包括由于工人收入降低所造成的消费不足。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就业人数的增加意味着一旦消费无法与生产同步，那么随着工人们（他们同时也是消费者）失去工作，经济发展将呈螺旋式下降。
其次，国际劳动分工造成了世界一体化。工业社会生产制造品，而世界其他地区则集中生产食物与原材料。一旦工业社会的需求下降，向它们出口牛肉、咖啡、糖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国就会发现自己的销售、价格、收入都在下降。当它们的收入下降时，工业产品的国外市场必然出现衰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大萧条开始于初级产品生产国，随后扩散到工业社会；另一些人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发生在某一类国家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被扩散到了另一类国家，随后在两者间不断回荡。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放大萧条的另一种机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高层领导，他对这些政策做了严厉批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斯蒂格利茨并非反对政策本身，在某些情形下这些政策能够带来收益，他反对的是这些政策被不加区分地、过于匆忙地强加给各个国家。当条件不合适的时候，财政紧缩可能破坏依赖政府开支的重要项目，导致大规模失业，而私有化可能导致公共资产的流失以及更高的消费品价格。自由化，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很可能打开外国资本的入侵之门。斯蒂格利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的政策经常受到它与华尔街金融利益关联的驱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就仿佛不存在其他的选择。斯蒂格利茨对比了俄罗斯和中国的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引导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造成了大规模贫困，而中国则采取了相反的策略，逐步转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贫困削减”。中国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没有消灭旧制度并期盼新制度能自然出现，而是允许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发展。中国没有犯下大规模私有化的错误，而是按照斯蒂格利茨所提出的建议，创造出条件，使私有制经济部门能够形成并逐渐繁荣。
这当然不仅只是选择正确的政策和政策顾问的问题，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有更具效率的精英管理者，而正在解体中的前苏联的统治阶层则处于瘫痪状态。相比之下，中国的精英管理者在更为强大的经济和国家机器辅助下，更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并且对转型加以控制。目前看来中国正在完成成功的经济转型。
国家社会主义已经解体，资本主义作为独立发展的经济体系已经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提供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也提供了更多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条路能通往经济成功，因为有不同的道路，并且，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有不同的方式来组织资本主义。我们不应该把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选择与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同选择混为一谈。
全球性资本主义的神话
“全球性资本主义”一词简便地传递了这样一个理念，即资本主义制度与实践近年来已经扩散到新的区域，并以新的方式将相距甚远的各个地方紧密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一切已经发生，并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改变。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主宰体系，并将在不远的将来保持这一地位。
但是，在本章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全球性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也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的、误导性的神话。神话一：全球性资本主义是新近产物。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全球性资本主义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神话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事实上，大多数资本只在一小部分富裕国家之间流动。神话三：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现在已经变为全球性的，而不是国家性的。事实上，国际间差异的重要性一如既往，民族国家继续在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神话四：全球性资本主义实现了世界一体化。事实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程度越高，由国际间财富差异所造成的世界分裂趋势就越发明显。
第六章
危机？何种危机？
生活在经济危机中的人们或许觉得他们的世界正在崩塌。他们或许以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即将终结。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一个正常部分。尽管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危机机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出现，但到19世纪经济危机才成为了经济生活的常规特征。本章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开始谈起，这个案例所展示的基本运作机制与近期出现的电子商务和信息科技泡沫完全一致。
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泡沫
郁金香于16世纪从土耳其输入荷兰，凭借其独特的异域风情和稀缺的品种，在17世纪成为人们钟爱的花卉。在荷兰肥沃的冲积土地上，郁金香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是稀缺的供应和大量需求依然导致价格不断攀升。高利润率吸引了许多人进行交易，所需投资很少，挣钱很容易。
对郁金香球茎的大量需求迅速改变了球茎交易。起初，球茎被大批出售，有时甚至是整片苗圃一起出售，但随着需求的增长，交易单位不断缩小，直到最后仅以单个球茎出售，尤其是那些最为名贵的变种。随后，出现了新的市场，专门交易球茎上的生长物，因为从中可以长出未来的新球茎。最终，在17世纪30年代，郁金香交易产生了郁金香期货市场，并直接导致了1636年至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起初，交易季节很短暂，仅仅在开花和摘取球茎后持续几个月。为迎合增长的需求，交易者开始买卖依然种在土壤里的郁金香。现在他们实际上就是买卖球茎期货。期票上规定了所买郁金香的细节以及摘取的时间，而土地里则将做上标记以辨识买主。随后就是从交易球茎发展到交易期票的小小一步，因为迅速上涨的球茎价格使期票价值也开始飙升。
郁金香期货交易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投机泡沫，不是对球茎的需求，而是对“纸面的”期货的需求推动了价格上涨。由于签订期货合约时只需支付定金，因此一小笔钱足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只要在全额支付时间截止前能找到下家接手合约，就能赚取利润。随着合同日期的临近，交易变得越发疯狂，期票流通速度进一步加快。价格最终攀升到无人问津的地步，随即突然暴跌。许多很普通的郁金香其实并没有实际需求，它们只是在泡沫最鼎盛的时候被卷入了投机交易。既然没人真正想要这些球茎，在未来购买它们的权利最终变得毫无价值，因此，市场价格一路暴跌。
期货交易是泡沫通胀的核心机制，在当时期货交易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成熟做法，但有趣的是，球茎期货市场上的购买主力并非商人。一些商人确实参与了购买，但是真正的大商人正忙于从自己的垄断经营中获取风险较小的利润，他们并没有涉足郁金香交易。泡沫膨胀由普通民众推动，包括纺织工、砖瓦工、木匠、修鞋匠等。他们投入全部积蓄，到处借钱，抵押资产或者以实物抵付款项。西蒙·沙马举了一个例子，为购入一个稀有的球茎，有人付出的代价是“两车小麦加上四车黑麦、四头肥牛、八头猪、十二只羊、两桶葡萄酒、四吨黄油、一千磅奶酪、一张床、若干件衣服和一只银质的杯子”。
球茎及期票交易并没有在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场进行，尽管那里有着大量其他的投机活动，而是在小酒馆里进行，交易者“群体”在那里见面并喝酒。这些群体发展出他们特有的秘密程序、交易仪式及庆典，相当于穷人版的股票交易流程。当时的投机资本主义，就像现在一样，不仅有老练的金融家进行投资，而且也是一项大众参与的经济活动。
19世纪的危机
尽管对于投资郁金香的人来说，泡沫破灭的后果很严重，但总体上它对于经济并没有产生重大冲击。当时的经济活动还没有高度一体化，因此经济危机不会从一个领域扩散到整个经济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产生了使危机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的必要联系。而且，资本主义生产事实上产生了新的危机机制，马克思曾对此作了分析。
马克思认为，因为生产与消费分离开来，所以资本主义天生具有产生危机的倾向。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形态中，生产与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多数生产都或多或少被用于直接消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为了在市场上进行销售，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疏远。人们生产商品是寄望它们能在市场上卖出去，但市场可能无法吸收它们。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描述为无序状态，因为消费者需求不再直接管控生产。
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天生具有过度生产的趋势。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产生了要求生产扩张的压力，因为更高的产量能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扩大市场份额。当生产的商品数量超过需求量时，就会出现过度生产的危机，价格将会下跌，最终降到不足以赢利的水平。这不仅伤害了该产业，而且具有扩散危机的连锁反应。投资将减少，并影响机器制造业。工人将遭到裁员，或者被削减工资，这将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通过这些方式，过度生产产生了恶性循环，导致工厂关闭和破产，失业率水平居高不下。大规模的失业又会导致社会危机，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依赖雇佣劳动来获得生存。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这样的危机几乎每十年就出现一次。
尽管失业造成了巨大的苦难，一些人就此破产，但这些危机并没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危机使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前进，因为危机消除了过度生产所带来的负担，淘汰了效率最低的生产者，一旦工厂倒闭和破产使生产降到接近需求的水平，就能重新开始良性循环。同样地，较低的工资增加了利润率，更低的价格刺激了需求。更低的利率使贷款投资的成本更低。生产可以重新扩张，就业将增加，更多的人将有钱购买商品。
因此，资本主义将通过扩张走出危机，但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这种扩张只会导致“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大的（新）危机”。这并不意味着，如他的一些追随者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将以经济大崩盘的方式灭亡。只有当资本主义被它所剥削的工人阶级推翻时，它才会灭亡。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趋势将为最终的颠覆提供便利。技术的进步和所有权的集中将扩大生产规模，更多数量的工人将被集中起来，变得更容易组织。在这一切过程中，危机当然将起到作用，当工人们经历危机时，他们将变得更为激进。此外，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将造成工人的激进态度。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富裕的资本家手中，他们享受着资本带来的利润，而大量贫困的工人则时常遭受失业之苦。
所有权确实变得更为集中，生产单位的规模变得更大，工人变得更有组织性。由于工人们对工作的经济依赖，以及试图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运动所遭受的镇压，他们被迫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通过工会组织被吸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并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诱惑。无论如何，没有哪次危机的规模大到足以威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出现。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一战前，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段稳定的、危机很少的发展时期，到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显然发展还在继续。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留给世界的是一个脆弱的经济体系。伦敦原本发挥着稳定经济的金融主导作用，现在这已成为历史，国际经济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陷入了无序和不稳定状态。而且，大战及其后续影响使许多国家，尤其是德国，背负了巨额债务。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无力偿还债务。这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背景，这次萧条影响如此深远，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它“几乎相当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崩溃”。
20世纪20年代，有许多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并非一切正常，但是直到1929年纽约华尔街股市大崩盘才引发了大萧条。1929年10月，纽约股价暴跌，随后一路直降，到1932年6月才触底，与1929年9月的巅峰值相比，纽约股市贬值超过80%。
图13 1929年股市崩盘时，交易者查看电传打字机纸带上的股市行情
累积机制令经济陷入萧条。在整个工业世界，生产普遍出现衰退，这导致失业人数迅速增长，后者又减少了需求并导致生产进一步萎缩。1929年至1931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减少了1/3，在衰退达到谷底时，超过1/4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失业的工人无法支付住房贷款的利息，这威胁到当地银行的偿付能力。工人们无力继续购买消费品，尤其是汽车，美国汽车产量减半，造成更多人失业。当时国家提供的低福利不仅使失业所产生的影响相比如今的工业社会更为严重，而且也意味着大规模失业可能让相当多的人丧失购买力。
这不仅是工业社会的一场危机，因为农业也遭遇了严重萧条。随着消费者需求下降和货物囤积，农产品的价格开始下跌，茶叶和小麦价格暴跌2/3，丝绸价格暴跌3/4。农民的反应是无助地增加生产，以期维持他们的收入，但这导致了价格进一步下跌。20世纪30年代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失业工人在施舍处排队，或者饿着肚子游行。阿根廷、巴西、古巴，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经济一直依赖于向工业国家出口食物和原材料，在大萧条中它们也同样遭到了沉重打击。
图14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美国，劳动力被公开拍卖给出价最高者
20世纪30年代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危机面前的脆弱。问题并不在于危机的发生，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危机是资本主义正常机制的一部分，问题在于随着累积机制的扩散和危机的加剧，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纷纷崩溃。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有三个根源。
首先，在上一个世纪里，生产能力急剧增长。这意味着，要想吸收所有产品，需求量也要增长到同等水平。这个条件不仅适用于制造业，也适用于食物及其他主要产品的生产。消费不足的原因不仅仅是过度生产，也包括由于工人收入降低所造成的消费不足。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就业人数的增加意味着一旦消费无法与生产同步，那么随着工人们（他们同时也是消费者）失去工作，经济发展将呈螺旋式下降。
其次，国际劳动分工造成了世界一体化。工业社会生产制造品，而世界其他地区则集中生产食物与原材料。一旦工业社会的需求下降，向它们出口牛肉、咖啡、糖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国就会发现自己的销售、价格、收入都在下降。当它们的收入下降时，工业产品的国外市场必然出现衰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大萧条开始于初级产品生产国，随后扩散到工业社会；另一些人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发生在某一类国家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被扩散到了另一类国家，随后在两者间不断回荡。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放大萧条的另一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