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国际贸易与国家保护之间存在矛盾。作为第一个工业国家，英国一直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这为它的产品获得了最大化的市场。当其他国家随后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它们不可避免地更倾向于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它们刚起步的工业需要保护，以求站稳脚跟。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了更多要求国家保护的呼声。不过，直到一战之前，英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全球性经济增长一直维持着自由贸易。但到了一战之后，部分由于战争的影响，英国不再主宰国际经济，而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已不复存在。
当国内生产面临危机时，保护国内经济以应对国际竞争，这一诱惑令人难以抗拒。只要一个国家采取此类行动，其他国家必然迅速跟进。例如，美国于1930年采取大范围关税措施保护经济，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报复。而且，19世纪几个相互竞争的帝国分割了世界版图，从而造成了工业社会的错觉，以为它们能够经济自足，并且拥有现成的自我保护结构。此类错误的后果是，世界贸易不断衰落，使经济萧条进一步恶化。
大萧条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其目的在于防范类似情况再度出现。政府适应了应对萧条，通常的做法是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从而在经济衰退导致税收减少时能够平衡收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借贷或降低税收，在经济体中创造需求，从而缓解萧条趋势。这些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影响一部分国家，不过帮助全球经济摆脱萧条的，主要还是二战所造成的巨额政府开支。
从战后繁荣到新的危机
二战后的25年里，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似乎得到了控制。战后对于再度出现高失业率的担忧被证明毫无道理。各国政府以为现在它们懂得了如何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来避免危机失控，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稳定增长很可能与它们的经济技能毫无关系，因为政府频繁做出不合时宜的干预，从而可能加强也可能减弱了经济循环。是其他潜在的因素刺激了繁荣。
战争期间的大幅开支事实上并未停止，因为美国现在卷入了一场新的战争，即它与前苏联的冷战。这不仅带来了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而且有意识地造就了日本和欧洲经济的复苏，因为这些地区是冷战的前沿。它还导致了太空竞赛。在前苏联将宇航员加加林送入太空后，作为回应，美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太空计划。这是一种扩张性的活力，完全不同于两次大战期间对外隔绝的保护主义策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增长，使之跨越保护主义的界限。
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但由于消费者需求也在持续上升，过度生产的危机得以避免。更高的生产率意味着商品价格下降，价格一直处于工人们能够购买的水平。例如，整个社会都能拥有汽车。更高的生产率也允许工资增长，而全员就业使得劳动者得到了最大的谈判权力。
但是，这些增长中的相当部分是以其他地区为代价换来的。工业社会的富裕依赖世界其他地区所提供的低价初级产品。石油的低价尤其关键，因为石油不仅是一种油料，而且也是制造一大批合成物质的基础。这些产品被用来替代第三世界的“天然”产品，从而进一步压低了价格。因此，新的合成纺织品降低了对棉花的需求。制造品与初级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利于初级产品生产者，他们发现到1970年，购买制造品的花费比1951年购买同类产品时多出1/3。
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切都变了，因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推动之前20年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变成了恶性循环。最明显的例子是许多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特别是石油，这持续增加了工业成本并提高了销售价格，从而影响了利润，减少了实际工资，并由此降低了购买力。工资增长压缩了利润，一方面因为工会组织持续发展，各个工会间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因为工人们对价格和税收增长作出反应，要求增加工资以维持生活水准。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军事开支和进口使美元在世界到处流通，使得现存的、基于固定汇率制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吸收这些美元。
结果是一场新的危机，就性质而言，它完全不同于30年代的大萧条。在30年代，需求锐减，现在则是需求过多，它迫使价格和工资上涨。而且，固定汇率制解体后，汇率的浮动使得政府放松了对于通胀的货币管制，因为政府现在的压力比以前小，不需要为了维持汇率而保护货币价值。
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加剧了危机。德国和日本从战败对于经济的毁灭性打击中恢复过来，将现代化的、高效的工业投入生产。这进一步增加了对于世界资源的压力，也产生了新的过度生产危机。更多需求造成了更高的工资和原材料价格，随后的过度生产又降低了公司为它们的产品制定的价格，使得赢利变得更加困难。
日本旧工业社会各行业的赢利性所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因为日本政府和工业十分有效地进行合作，追求以创造新产业和获取市场为目的的长期政策，而日本的生产率相比旧工业社会要高出许多。旧工业社会在应对此次危机时，面临着特定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到的，它们所发展的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限制或取代了原本可以作出迅速反应、进行资源重组的市场机制。它们不得不等到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经济重新进行市场化之后才能作出有效的反应。
不稳定性
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发展减缓，不稳定性增加，危机频繁出现。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增长率是之前25年的1/2。各国间也有着鲜明差异。一些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荷兰在90年代的增长速度比80年代要快了许多，而在更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瑞士，增长率则出现下跌。许多国家在大多数时候处于危机的边缘，但当增长泡沫破灭时，即使一些经济强国也会陷入困境。危机也可以从一个国家轻易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比如1997年至1998年的危机开始于东亚的经济强国，但随即扩散到俄罗斯，再到巴西。
这是一个国际竞争加剧的世界。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国际竞争的加剧是导致20世纪70年代旧工业社会出现低利润率的变化之一。更低的利润率随后导致公司试图在其他地方寻找廉价劳动力来维持利润。随着工业领域内的工作，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纷纷扩散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前苏联的解体使东欧各国得以向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它们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加入至少带领了将近1/4的世界人口进入世界经济。
生产能力的提高，当然还有技术进步，造就了更高的产量；如果需求也相应增加，这部分产品就能被吸收，但是全球范围内的需求并没有与商品供应同步增长。毕竟，新生产中心出现的原因之一是能够得到廉价劳动力，而低工资所产生的消费者需求并不高。循环后的石油资本通过借贷流入第三世界，这起初刺激了当地的消费，但利率的提高随即让这些国家背负巨额的长期债务，它们的国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来支付利息和还贷。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国际间不平等在持续增长，这意味着消费越来越集中在美洲、欧洲及远东地区的成熟的工业社会里。
但是，这些社会里的消费需求也不稳定。公司削减工资成本以求至少能与其他新工业化国家的廉价进口商品竞争，于是实际工资和购买力随之下降。私有化将原本受到保护的国有企业员工推向残酷的公开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从制造业的“好工作”转向薪酬很低的服务业。许多国家失业人数的增加进一步抑制了消费者需求。政府不情愿花钱，宁愿根据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来平衡预算。因此，全球性消费并没有与全球性生产同步，过度生产一直对利润、工资与就业产生了威胁。
对于生产利润率的下降，一种反应是寻找国外的廉价劳动力，另一种反应则是（如阿里吉所说）将资本从生产投资中撤出，转而对股票、货币及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大量资金开始跨越国境流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新的不稳定因素，并导致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寻求在“新兴市场”进行投资的大量资金进入了看似强盛的东亚各国，但在1997年，对于泰国经济稳定性的担忧造成资金纷纷撤出。这随即导致股票和货币价格暴跌，银行陷入困境。类似的情况发生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韩国等地。随着投资者将资金撤出所有被判断为经济疲软的地区，危机并没有就此终止，而是扩散到俄罗斯和巴西。随之而来的衰退不仅在那些受到直接冲击的国家摧毁了经济，而且随着东亚需求的下降，产生了全球性影响，例如，美国对东亚各国的农业和飞机出口就受到了冲击。
这次危机从两个方面表明了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不稳定性。导致资金从泰国撤出的担忧，部分在于随着不同商品如微晶片、钢铁和汽车的生产商数量倍增，该地区日渐激烈的竞争对利润造成了威胁。危机随即被放大，因为国际金融已经一体化，资金可以在各个经济体之间自由流通。过度生产、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资金的流动性，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导致这场危机持续时间超过了一年，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
信息技术的繁荣
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革命似乎为避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进入新的增长期提供了机会。这不仅是因为对于“硅谷”的投资以及新创造的软硬件产品，而且也因为这些投资及产品能够提高许多现有产业的生产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看来，“信息与通讯技术正在转变经济行为，就像蒸汽机、铁路与电力过去曾做过的那样”。通过文字处理软件及电脑控制的生产、地球同步卫星及移动电话、互联网及网络、电子商务及远程工作，信息与通讯技术毫无疑问已经通过这些方式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看法，对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显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主要是在美国，但也包括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芬兰。
但是，正如电子商务的发展所示，信息与通讯技术并不能帮助我们摆脱资本主义历史上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繁荣与衰落。Lastminute网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该网站建立于1998年，其基本构想是，互联网可以牵线帮助企业将手头剩余的旅游行程、餐宴或宾馆房间出售给那些寻求最后时刻的廉价资源的消费者。2000年3月，电子商务处于鼎盛时期，该网站公开发行股票时将价格定为每股3.8英镑，这一价格超过了许多效益很好的知名企业。随后价格很快升至每股超过5英镑，网站的创始人显然加入了电子商务的百万富翁行列。但不到一周，电子商务的泡沫开始衰退，该网站的股价开始下跌，到2001年9月，跌至每股17便士。尽管该网站的商务设想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失败，但网站却成功转型为互联网旅行社，利用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募集的资本购买了其他公司。最终网站幸存下来。在2002——2003年财政年度，该公司有望首次赢利。
Lastminute网站幸存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例子并非典型；但在其他方面，它是电子商务短暂繁荣的典型案例。它的初始资金来自风险投资，起初它竭力募集资金，以求在行业中生存，但在媒体大量报道之后，多家银行开始争抢公开发行该公司股票的资格。当股票（由摩根斯坦利公司）正式公开发行时，该网站募集的资金超过原计划47倍，即使当年该公司预计将损失2，000万英镑。它的股价并不是基于预期利润，而是基于它在股市繁荣期间可能通过股价上升所获取的收益。对于该网站业务及股票的疯狂哄抢，源自某种心理恐慌，人们生怕自己错过发财的机会。另一个原因则是受媒体引导所产生的对于新科技的乐观态度。就像所有的泡沫一样，一部分投资者最终判断股价已到达最高点，开始抛售股票兑现。人们再度提出对该网站赢利率的正常质疑，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法赢利这一事实意味着股价将暴跌至零点。
电信行业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飙升，不过并没有产生灾难性的下跌。在英国，自由化清除了对于公共事业部门的限制，英国电信开始大肆收购，企图将公司转型为全球性机构。英国电信在其他国家购买公司，试图与主要的美国公司合并，并且竞争移动电话经营许可证。竞争的结果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都很糟糕，因为政府将这些许可证公开拍卖，价高者得。英国电信在英国募集了225亿英镑资金，在德国募集了310亿英镑，但是那些为购买许可证提供资金的投资者只能猜测自己可能从中获利的金额。拍卖的最终结果造成电信公司背负了巨额债务。英国电信的债务最高，达到280亿英镑，为了将债务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它不得不以亏损价售出它在海外买入的公司以及它的移动电话业务。
图15 在2000年3月公司股票公开发行之前，Lastminute网站的创始人，玛莎·简·福克斯与布伦特·霍伯曼，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情
英国电信的主要竞争者之一是世通公司，它是美国的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互联网运营商。世通公司在巅峰期时价值1，800亿美元，雇用了8万名员工。但2002年7月，该公司在被揭露曾虚报90亿美元的利润之后，不得不申请破产。由于世通公司的问题紧随安然公司的丑闻被曝光，所以媒体重点关注的是公司的财务假账问题，但这些假账掩盖了其他问题。世通公司起初只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家小型电话公司，在15年的时间里并购了60家公司，直到2000年它的扩张被欧洲及美国的监管机构阻止。当时这些监管机构担心，世通公司正在计划的一项兼并（与美国移动运营商斯普林特公司）将使得世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完全控制互联网流量。事实上，世通公司购买的宽带量已经超过了它本身现有的合理需求，而它也在长途电话市场和移动电话领域遭遇到行业新入者的竞争。过度扩张，竞争日渐激烈，生产能力过剩，负债，收益不足，无法赢利——世通公司的故事与其他企业如出一辙。
信息与通讯技术革命在一些国家激励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并至少给生活在其中的一部分人带去了许多好处，但它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问题。与之前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转型一样，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门也经历了扩张、过度生产、竞争加剧、收缩的循环发展过程。信息与通讯技术也对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造成了新的影响，它使得更多数额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更快地流动。
当国内生产面临危机时，保护国内经济以应对国际竞争，这一诱惑令人难以抗拒。只要一个国家采取此类行动，其他国家必然迅速跟进。例如，美国于1930年采取大范围关税措施保护经济，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报复。而且，19世纪几个相互竞争的帝国分割了世界版图，从而造成了工业社会的错觉，以为它们能够经济自足，并且拥有现成的自我保护结构。此类错误的后果是，世界贸易不断衰落，使经济萧条进一步恶化。
大萧条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其目的在于防范类似情况再度出现。政府适应了应对萧条，通常的做法是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从而在经济衰退导致税收减少时能够平衡收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借贷或降低税收，在经济体中创造需求，从而缓解萧条趋势。这些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影响一部分国家，不过帮助全球经济摆脱萧条的，主要还是二战所造成的巨额政府开支。
从战后繁荣到新的危机
二战后的25年里，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似乎得到了控制。战后对于再度出现高失业率的担忧被证明毫无道理。各国政府以为现在它们懂得了如何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来避免危机失控，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稳定增长很可能与它们的经济技能毫无关系，因为政府频繁做出不合时宜的干预，从而可能加强也可能减弱了经济循环。是其他潜在的因素刺激了繁荣。
战争期间的大幅开支事实上并未停止，因为美国现在卷入了一场新的战争，即它与前苏联的冷战。这不仅带来了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而且有意识地造就了日本和欧洲经济的复苏，因为这些地区是冷战的前沿。它还导致了太空竞赛。在前苏联将宇航员加加林送入太空后，作为回应，美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太空计划。这是一种扩张性的活力，完全不同于两次大战期间对外隔绝的保护主义策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在推动经济增长，使之跨越保护主义的界限。
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但由于消费者需求也在持续上升，过度生产的危机得以避免。更高的生产率意味着商品价格下降，价格一直处于工人们能够购买的水平。例如，整个社会都能拥有汽车。更高的生产率也允许工资增长，而全员就业使得劳动者得到了最大的谈判权力。
但是，这些增长中的相当部分是以其他地区为代价换来的。工业社会的富裕依赖世界其他地区所提供的低价初级产品。石油的低价尤其关键，因为石油不仅是一种油料，而且也是制造一大批合成物质的基础。这些产品被用来替代第三世界的“天然”产品，从而进一步压低了价格。因此，新的合成纺织品降低了对棉花的需求。制造品与初级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利于初级产品生产者，他们发现到1970年，购买制造品的花费比1951年购买同类产品时多出1/3。
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切都变了，因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推动之前20年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变成了恶性循环。最明显的例子是许多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特别是石油，这持续增加了工业成本并提高了销售价格，从而影响了利润，减少了实际工资，并由此降低了购买力。工资增长压缩了利润，一方面因为工会组织持续发展，各个工会间相互竞争，另一方面因为工人们对价格和税收增长作出反应，要求增加工资以维持生活水准。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军事开支和进口使美元在世界到处流通，使得现存的、基于固定汇率制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吸收这些美元。
结果是一场新的危机，就性质而言，它完全不同于30年代的大萧条。在30年代，需求锐减，现在则是需求过多，它迫使价格和工资上涨。而且，固定汇率制解体后，汇率的浮动使得政府放松了对于通胀的货币管制，因为政府现在的压力比以前小，不需要为了维持汇率而保护货币价值。
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加剧了危机。德国和日本从战败对于经济的毁灭性打击中恢复过来，将现代化的、高效的工业投入生产。这进一步增加了对于世界资源的压力，也产生了新的过度生产危机。更多需求造成了更高的工资和原材料价格，随后的过度生产又降低了公司为它们的产品制定的价格，使得赢利变得更加困难。
日本旧工业社会各行业的赢利性所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因为日本政府和工业十分有效地进行合作，追求以创造新产业和获取市场为目的的长期政策，而日本的生产率相比旧工业社会要高出许多。旧工业社会在应对此次危机时，面临着特定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到的，它们所发展的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限制或取代了原本可以作出迅速反应、进行资源重组的市场机制。它们不得不等到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经济重新进行市场化之后才能作出有效的反应。
不稳定性
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发展减缓，不稳定性增加，危机频繁出现。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增长率是之前25年的1/2。各国间也有着鲜明差异。一些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荷兰在90年代的增长速度比80年代要快了许多，而在更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瑞士，增长率则出现下跌。许多国家在大多数时候处于危机的边缘，但当增长泡沫破灭时，即使一些经济强国也会陷入困境。危机也可以从一个国家轻易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比如1997年至1998年的危机开始于东亚的经济强国，但随即扩散到俄罗斯，再到巴西。
这是一个国际竞争加剧的世界。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国际竞争的加剧是导致20世纪70年代旧工业社会出现低利润率的变化之一。更低的利润率随后导致公司试图在其他地方寻找廉价劳动力来维持利润。随着工业领域内的工作，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纷纷扩散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前苏联的解体使东欧各国得以向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它们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加入至少带领了将近1/4的世界人口进入世界经济。
生产能力的提高，当然还有技术进步，造就了更高的产量；如果需求也相应增加，这部分产品就能被吸收，但是全球范围内的需求并没有与商品供应同步增长。毕竟，新生产中心出现的原因之一是能够得到廉价劳动力，而低工资所产生的消费者需求并不高。循环后的石油资本通过借贷流入第三世界，这起初刺激了当地的消费，但利率的提高随即让这些国家背负巨额的长期债务，它们的国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来支付利息和还贷。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国际间不平等在持续增长，这意味着消费越来越集中在美洲、欧洲及远东地区的成熟的工业社会里。
但是，这些社会里的消费需求也不稳定。公司削减工资成本以求至少能与其他新工业化国家的廉价进口商品竞争，于是实际工资和购买力随之下降。私有化将原本受到保护的国有企业员工推向残酷的公开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从制造业的“好工作”转向薪酬很低的服务业。许多国家失业人数的增加进一步抑制了消费者需求。政府不情愿花钱，宁愿根据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来平衡预算。因此，全球性消费并没有与全球性生产同步，过度生产一直对利润、工资与就业产生了威胁。
对于生产利润率的下降，一种反应是寻找国外的廉价劳动力，另一种反应则是（如阿里吉所说）将资本从生产投资中撤出，转而对股票、货币及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大量资金开始跨越国境流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新的不稳定因素，并导致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寻求在“新兴市场”进行投资的大量资金进入了看似强盛的东亚各国，但在1997年，对于泰国经济稳定性的担忧造成资金纷纷撤出。这随即导致股票和货币价格暴跌，银行陷入困境。类似的情况发生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韩国等地。随着投资者将资金撤出所有被判断为经济疲软的地区，危机并没有就此终止，而是扩散到俄罗斯和巴西。随之而来的衰退不仅在那些受到直接冲击的国家摧毁了经济，而且随着东亚需求的下降，产生了全球性影响，例如，美国对东亚各国的农业和飞机出口就受到了冲击。
这次危机从两个方面表明了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不稳定性。导致资金从泰国撤出的担忧，部分在于随着不同商品如微晶片、钢铁和汽车的生产商数量倍增，该地区日渐激烈的竞争对利润造成了威胁。危机随即被放大，因为国际金融已经一体化，资金可以在各个经济体之间自由流通。过度生产、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资金的流动性，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导致这场危机持续时间超过了一年，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
信息技术的繁荣
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革命似乎为避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进入新的增长期提供了机会。这不仅是因为对于“硅谷”的投资以及新创造的软硬件产品，而且也因为这些投资及产品能够提高许多现有产业的生产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看来，“信息与通讯技术正在转变经济行为，就像蒸汽机、铁路与电力过去曾做过的那样”。通过文字处理软件及电脑控制的生产、地球同步卫星及移动电话、互联网及网络、电子商务及远程工作，信息与通讯技术毫无疑问已经通过这些方式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看法，对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显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主要是在美国，但也包括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芬兰。
但是，正如电子商务的发展所示，信息与通讯技术并不能帮助我们摆脱资本主义历史上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繁荣与衰落。Lastminute网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该网站建立于1998年，其基本构想是，互联网可以牵线帮助企业将手头剩余的旅游行程、餐宴或宾馆房间出售给那些寻求最后时刻的廉价资源的消费者。2000年3月，电子商务处于鼎盛时期，该网站公开发行股票时将价格定为每股3.8英镑，这一价格超过了许多效益很好的知名企业。随后价格很快升至每股超过5英镑，网站的创始人显然加入了电子商务的百万富翁行列。但不到一周，电子商务的泡沫开始衰退，该网站的股价开始下跌，到2001年9月，跌至每股17便士。尽管该网站的商务设想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失败，但网站却成功转型为互联网旅行社，利用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募集的资本购买了其他公司。最终网站幸存下来。在2002——2003年财政年度，该公司有望首次赢利。
Lastminute网站幸存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例子并非典型；但在其他方面，它是电子商务短暂繁荣的典型案例。它的初始资金来自风险投资，起初它竭力募集资金，以求在行业中生存，但在媒体大量报道之后，多家银行开始争抢公开发行该公司股票的资格。当股票（由摩根斯坦利公司）正式公开发行时，该网站募集的资金超过原计划47倍，即使当年该公司预计将损失2，000万英镑。它的股价并不是基于预期利润，而是基于它在股市繁荣期间可能通过股价上升所获取的收益。对于该网站业务及股票的疯狂哄抢，源自某种心理恐慌，人们生怕自己错过发财的机会。另一个原因则是受媒体引导所产生的对于新科技的乐观态度。就像所有的泡沫一样，一部分投资者最终判断股价已到达最高点，开始抛售股票兑现。人们再度提出对该网站赢利率的正常质疑，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法赢利这一事实意味着股价将暴跌至零点。
电信行业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飙升，不过并没有产生灾难性的下跌。在英国，自由化清除了对于公共事业部门的限制，英国电信开始大肆收购，企图将公司转型为全球性机构。英国电信在其他国家购买公司，试图与主要的美国公司合并，并且竞争移动电话经营许可证。竞争的结果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都很糟糕，因为政府将这些许可证公开拍卖，价高者得。英国电信在英国募集了225亿英镑资金，在德国募集了310亿英镑，但是那些为购买许可证提供资金的投资者只能猜测自己可能从中获利的金额。拍卖的最终结果造成电信公司背负了巨额债务。英国电信的债务最高，达到280亿英镑，为了将债务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它不得不以亏损价售出它在海外买入的公司以及它的移动电话业务。
图15 在2000年3月公司股票公开发行之前，Lastminute网站的创始人，玛莎·简·福克斯与布伦特·霍伯曼，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情
英国电信的主要竞争者之一是世通公司，它是美国的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互联网运营商。世通公司在巅峰期时价值1，800亿美元，雇用了8万名员工。但2002年7月，该公司在被揭露曾虚报90亿美元的利润之后，不得不申请破产。由于世通公司的问题紧随安然公司的丑闻被曝光，所以媒体重点关注的是公司的财务假账问题，但这些假账掩盖了其他问题。世通公司起初只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家小型电话公司，在15年的时间里并购了60家公司，直到2000年它的扩张被欧洲及美国的监管机构阻止。当时这些监管机构担心，世通公司正在计划的一项兼并（与美国移动运营商斯普林特公司）将使得世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完全控制互联网流量。事实上，世通公司购买的宽带量已经超过了它本身现有的合理需求，而它也在长途电话市场和移动电话领域遭遇到行业新入者的竞争。过度扩张，竞争日渐激烈，生产能力过剩，负债，收益不足，无法赢利——世通公司的故事与其他企业如出一辙。
信息与通讯技术革命在一些国家激励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并至少给生活在其中的一部分人带去了许多好处，但它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问题。与之前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转型一样，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门也经历了扩张、过度生产、竞争加剧、收缩的循环发展过程。信息与通讯技术也对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造成了新的影响，它使得更多数额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更快地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