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旅游业将资本主义的商业运作扩散到资本主义发展之前从未触及的地区。它渗透到那些无力为世界市场提供商品及其他服务的地区。的确，那些偏僻的或不发达的地区，从位于安第斯山脉东侧斜坡的马丘比丘到喜马拉雅山，对于游客都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它们很偏僻或者很传统。旅游业为酒吧和宾馆的付费劳动提供了就业机会。它催生了对食品生产和运输的更大需求，也为当地旅游纪念品制造业和古迹仿造提供了基础。旅游业的收入能加速金钱循环，促进制造商品的进口，并建立新的消费模式。
文化习俗、野生动植物、景点及景致等获得了之前从未有过的金钱价值，商品化进程随之出现。习俗在经历商品化之后可能失去原有的本真性，自然会变得不那么自然，虽然商品化至少能让它们在经历改变之后存活下去。在一个资本主义势力日渐扩张的世界里，唯一能确保文化习俗和自然景点保存下去的方式就是设法从中获取利润。而且，保护原则自身也可以成为一个产业的基础，比如哥斯达黎加所推行的生态旅游。
随着贫困国家中成人与儿童的身体获得用金钱衡量的价值，全球旅游业也带来了由性旅游所引发的另一种商品化过程。据称，1999年仅在美国就有超过25家公司提供前往亚洲目的地的性旅游服务。“互联网世界‘性’指南”提供世界上每个国家性服务的信息与报道，包括是否提供服务、服务内容及价格，并有相关链接来帮助人们做好行程安排。指南并没有提供是否存在儿童性服务的相关信息，但这是性旅游业的主要卖点之一，因为它使成人得以在遥远的、未受管制的地方得到此类服务，其间所担负的风险显然远远小于在本国从事类似活动。
全球旅游业显然并不总是福音，即使它为接受游客的社会带来了一些经济回报，我们必须记住，利润中的大部分都被主宰旅游业的外资公司（航空公司、连锁宾馆及旅行社）掠走了。
全球性农业
在探讨全球性资本主义的上述案例时，我们忽略了农业。在我看来，全球性农业并非新事物，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种植园以及中美洲的水果种植园里得到繁荣。19世纪建立起的国际劳动分工在工业社会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产品创造出了新的市场，西方公司在那里投资并进行大规模生产。
但是农业中也存在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资本主义生产业已扩散。20世纪90年代，香蕉产业出现危机，因为当时生产的香蕉数量超过市场需求。美国水果公司，尤其是多尔，开始将生产转移到厄瓜多尔，那里的工资及其他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美国，并且那里没有工会组织（与此同时，现有的组织在中美洲遭到了攻击）。这些公司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对欧盟施压，以求欧盟停止优待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前殖民地香蕉种植者。在这些地区，大部分香蕉都由农民以更高成本进行小规模种植，在自由市场上，他们根本无法与大公司竞争。最终，大公司与欧盟间达成妥协，对小生产者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同时尝试将厄瓜多尔的工人纳入工会组织，但工会和小生产者的命运依然是未知数。
小生产者发现他们被迫以其他方式朝着资本主义农业靠拢。万达那·希瓦提出，农业日渐被高度集中化的“生物科学企业”所主宰，此类公司同时涉足农产品的生产、销售、生物科技、化学与制药行业。它们销售经过基因改造的种子，这些种子能生长成体型较大的农作物，据说通过向稻米中添加维生素A成分等类似方法，这些农作物还能避免营养缺乏症。此类农业能够生产大量经济作物，但它需要大量使用这些公司生产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同时需要大量用水。随着稀缺的水资源用尽，化学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消失，此类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农民不仅仅依赖于这些公司，还背负债务，因为需要大笔投资。如果收成不好或其他灾难造成他们无法偿付债务，农民最终可能失去土地。小规模农业失去活力，而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组织取代了它们。
伴随这个过程一起出现的是自然的商品化，因为植物、种子、基因、水这些之前经常可以免费获得的自然资源如今成了商品并具有金钱可衡量的价值。知识也变成了商品。世界贸易组织所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各国允许对植物品种和基因材料进行专利权保护。万达那·希瓦认为，这意味着：
图12 多尔公司在厄瓜多尔进行大规模香蕉生产
穷人的知识正在转变成全球性企业的产权，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情况：穷人将不得不付钱购买种子和药品，而这些产品正是由他们推动开发，并且用来满足他们自身的营养和保健需求的。
全球性资金
我们正在讨论的资本主义商业行为的扩散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资金的循环，但是20世纪的最后25年所出现的真正令人震惊的循环加速，其原因主要在于投机性的资金流动。到20世纪末，每天的外汇交易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这一金额相当于英国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根据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的统计，国际投资在1970年至1997年间增长了近200倍，其中大部分属投机性质。
卡斯特利斯强调，技术进步造就了国际货币交易与投资的大规模扩展。一定程度上，这与通讯有关，因为地球同步卫星、数据的数字传输以及电脑网络不仅加快了交易速度，也增加了能够处理的交易量。同时这也与金融技术和革新有关。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市场投资方式以及将公司及个人资金引入市场的新渠道。新的金融工具及产品，连同新的通讯设备，产生了跨越国境的资金流。
如今声名狼藉的“衍生产品”，即尼克·李森曾交易并产生灾难性后果的那种金融产品（参见第一章），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是最尖端的新金融工具。资金通过更为直接的渠道以投资基金的方式进入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吸引投资的“新兴市场”。投资者有机会在“新兴市场”低价购入新近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股票，然后等价格攀升后抛出获利。富裕社会的金融业迅速出现了一大批此类基金以吸纳普通民众的储蓄。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参见第六章）随即迅速清空了这些基金所累积的价值。
跨境资金流动的原因不仅是技术与金融革新。20世纪70年代的利率浮动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新的机遇，从而刺激了货币交易与期货市场。“浮动”意味着货币价值由市场而非官方决定，它随着货币供求变化而上下浮动。对于需要外汇来经营业务的公司来说，这增加了不确定性，因此，它们需要通过交易期货来保护自己。但是，货币交易增多主要还是因为浮动汇率为投机提供了更多机会。
不妨先让我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汇率以这种方式浮动。之前，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金融体系下，货币价值与美元挂钩，后者的价值又与黄金挂钩。这种做法为国际贸易扩张及一段时期内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必须的稳定性。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维持美元价值稳定变得越来越困难，美国政府被迫让美元贬值。在当时美元贬值有特殊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开支巨大，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已经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是因为要想维持固定的官方汇率，政府只能采取不受欢迎的政策，或者控制资金流动，不许资金出境。如果不断增多的贸易赤字对现有汇率施加了压力，而且投机者开始对可能出现的贬值进行投机，政府可以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来维持货币价值。比如，它们可以减少消费以抑制进口。但是，在民主社会要想这样做，在政治上非常困难。另一种办法是，它们可以阻止投机者的资金流动，可以通过汇率管制来做到这一点。但随着贸易增加，随着一些国家的货币（尤其是美元）在国外大量积累，随着数额巨大的资金开始在国家间流通，控制资金流动变得更加困难。
20世纪80年代，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所展现的解除管制的态度（我们在第三章已对此作了讨论）同样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由国家所制定的固定汇率以及对于国际间资金流动的控制与新的自由市场和竞争的观念不相符。金融中心之间更为激烈的竞争为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和金融革新提供了动力。与股市相关的金融业，其经济重要性日渐加强，而这些行业的健康度取决于它们通过市场吸引国际资金流的能力。1987年10月，伦敦市解除金融管制的“大爆炸”举措背后，是世界各大金融中心间的竞争，因为伦敦努力想赶上纽约。但竞争也来自新的金融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有35个股票市场。一些已经变为了具备复杂功能的金融中心。正是在新加坡国际货币期货交易所，尼克·李森先是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后来又身败名裂。
全球性有多么全球性？
资本主义制度与实践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但在此刻，我们必须暂停一会儿，考虑一下“全球性资本主义”究竟有多么全球性。
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流动已经增加，但这是“金融全球化”吗？即使新的金融中心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出现，并且投资于“新兴市场”至少一度变得很时尚，大部分资金依然在北美、欧洲和日本间流动。卡斯特利斯在1998年就已经指出，新兴市场只占有全世界资本的7%，虽然这些国家拥有约占世界85%的人口。而且，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及俄罗斯金融危机警告了外国投资者之后，进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至少短期内出现了锐减。在1998年至2001年，只有190亿美元流入新兴市场，而之前的1994年至1997年则高达6，550亿美元。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全球性旅游业。国际游客中大部分人在欧洲、北美与日本等发达国家间流动。2001年，从国际旅游业中获利最多的四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不过中国占到了第五名。
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扩散。相比20世纪80年代，更多的投资在90年代进入贫困国家，但投资依然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如中国、巴西和墨西哥，很少有资金投入非洲。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字，发展中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的约1/3流入了中国。2000年，整个非洲（不包括南非）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占世界总额的比例不到1%，这个数字相当于芬兰，一个人口只有500万的欧洲国家，所接受的投资金额。
尽管人们常说，全球性资本主义正带来世界的一体化，但实际上国际间差异在不断增加。一些之前的贫困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已经摆脱了落后状态，部分地缩小了它们与富裕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但它们只是例外。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清楚地显示，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1820年，世界上最富的五个国家的富裕程度相当于五个最穷国家的三倍。1950年，双方的差距变为35倍；1970年，44倍；1992年，72倍。国际间的财富差距正让世界持续变得更加泾渭分明。
“全球化”一词的问题之一在于，和“全球性公司”的说法一样，它暗示着一个新层次，即超越国家的全球性组织，已经出现。的确，世界上有许多跨国公司，它们在不同的国家经营，跨越了国家界线，但是大多数公司的经营范围只限于几个国家，并且从本质上来说算不上全球性。通常认为它们藐视民族国家的限制，将劳动力雇佣转移到国外，并时常逃避本国的税收，但是所有这些公司都在某个民族国家内设有基地，大多数都拥有大量资产，并在该国提供大部分工作岗位。它们利用本国的便利，包括基础设施与制度，并使用本国权力来促进及帮助它们在国外的业务。它们为贫困国家提供了就业，但与此同时也利用了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驱逐了当地竞争者，将利润输回本国。彼得·迪肯认为，跨国公司同时也是全国性的公司，大多数公司根本称不上全球性。
因此，使用“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说法时必须小心。资金流及投资流在全球的分布是如此不均衡，如果把它称为“全球性”的，那完全是误导他人。而我们通常使用的全球性术语，如“全球性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全球社会”等掩盖了正在不断被拉大的国际间差距，同时也让人忽视了国家和国家政府的重要性。
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主宰
然而，有一个方面可以肯定地说，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了。
1989年，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全球性替代体系，即国家社会主义，开始解体。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发起了“结构重组和开放”计划，同时也开始放松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前苏联的经济一直以中央计划和对经济的集中式指导为基础进行运作，市场只发挥边缘作用。前苏联经济曾遭受严厉批评和嘲笑，因为它效率较低，生产率较低，总体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环境污染严重，这一切都使得前苏联经济成为了反衬资本主义优势的鲜活证据。前苏联创纪录的工业化和大幅度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和低通胀率的保持、教育和医疗服务能力，现在大多已经被遗忘了，不过毫无疑问，很多俄罗斯人依旧记得前苏联曾经提供给他们的稳定和保障。
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无法与西方更富革新精神的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见到一个交流更多的世界，人们无法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消费文化相隔离。在国家社会主义限制下运行的经济无法满足这些期望，或者至少在那么多资源用于军事生产的时候无法做到。在我看来，冷战所施加的负担对于前苏联来说难以承受，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是最后一击，因为这一计划使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和工业竞争大幅度升级。
戈尔巴乔夫试图引入渐进改革计划，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变并没有实现。一旦国家指令停止，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瘫痪。在叶利钦的领导下，政府试图将俄罗斯引入资本主义。1991年对于经济所实施的“休克疗法”将价格从政府控制下解放出来，到1994年底，俄罗斯3/4的大中型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根据约翰·格雷的说法，1991年至1996年间，消费者价格增长了1，700倍，约4，500万人陷入贫困。休克疗法的政策被暂停，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现在正回头走向国家管控较多的资本主义形式。但是，这并不是要回到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后者的结构已经解体，而一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现在则期望从资本主义中受益，俄罗斯已经加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
国家社会主义的解体排除了资本主义主要的备选模式，发展中社会受金融压力和国际机构所迫，只得遵循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其中，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两个机构都是在二战期间由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创立，在同一次会议上，还创立了战后固定汇率体系。世界银行的功能是帮助各国进行战后重建和发展，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起到了维持国际经济稳定的功能。尽管它们职能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机构开始共同推进在美国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及政策。和其他国际机构一样，它们受强大的成员国所操纵。
文化习俗、野生动植物、景点及景致等获得了之前从未有过的金钱价值，商品化进程随之出现。习俗在经历商品化之后可能失去原有的本真性，自然会变得不那么自然，虽然商品化至少能让它们在经历改变之后存活下去。在一个资本主义势力日渐扩张的世界里，唯一能确保文化习俗和自然景点保存下去的方式就是设法从中获取利润。而且，保护原则自身也可以成为一个产业的基础，比如哥斯达黎加所推行的生态旅游。
随着贫困国家中成人与儿童的身体获得用金钱衡量的价值，全球旅游业也带来了由性旅游所引发的另一种商品化过程。据称，1999年仅在美国就有超过25家公司提供前往亚洲目的地的性旅游服务。“互联网世界‘性’指南”提供世界上每个国家性服务的信息与报道，包括是否提供服务、服务内容及价格，并有相关链接来帮助人们做好行程安排。指南并没有提供是否存在儿童性服务的相关信息，但这是性旅游业的主要卖点之一，因为它使成人得以在遥远的、未受管制的地方得到此类服务，其间所担负的风险显然远远小于在本国从事类似活动。
全球旅游业显然并不总是福音，即使它为接受游客的社会带来了一些经济回报，我们必须记住，利润中的大部分都被主宰旅游业的外资公司（航空公司、连锁宾馆及旅行社）掠走了。
全球性农业
在探讨全球性资本主义的上述案例时，我们忽略了农业。在我看来，全球性农业并非新事物，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种植园以及中美洲的水果种植园里得到繁荣。19世纪建立起的国际劳动分工在工业社会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产品创造出了新的市场，西方公司在那里投资并进行大规模生产。
但是农业中也存在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资本主义生产业已扩散。20世纪90年代，香蕉产业出现危机，因为当时生产的香蕉数量超过市场需求。美国水果公司，尤其是多尔，开始将生产转移到厄瓜多尔，那里的工资及其他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美国，并且那里没有工会组织（与此同时，现有的组织在中美洲遭到了攻击）。这些公司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对欧盟施压，以求欧盟停止优待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前殖民地香蕉种植者。在这些地区，大部分香蕉都由农民以更高成本进行小规模种植，在自由市场上，他们根本无法与大公司竞争。最终，大公司与欧盟间达成妥协，对小生产者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同时尝试将厄瓜多尔的工人纳入工会组织，但工会和小生产者的命运依然是未知数。
小生产者发现他们被迫以其他方式朝着资本主义农业靠拢。万达那·希瓦提出，农业日渐被高度集中化的“生物科学企业”所主宰，此类公司同时涉足农产品的生产、销售、生物科技、化学与制药行业。它们销售经过基因改造的种子，这些种子能生长成体型较大的农作物，据说通过向稻米中添加维生素A成分等类似方法，这些农作物还能避免营养缺乏症。此类农业能够生产大量经济作物，但它需要大量使用这些公司生产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同时需要大量用水。随着稀缺的水资源用尽，化学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消失，此类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农民不仅仅依赖于这些公司，还背负债务，因为需要大笔投资。如果收成不好或其他灾难造成他们无法偿付债务，农民最终可能失去土地。小规模农业失去活力，而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组织取代了它们。
伴随这个过程一起出现的是自然的商品化，因为植物、种子、基因、水这些之前经常可以免费获得的自然资源如今成了商品并具有金钱可衡量的价值。知识也变成了商品。世界贸易组织所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各国允许对植物品种和基因材料进行专利权保护。万达那·希瓦认为，这意味着：
图12 多尔公司在厄瓜多尔进行大规模香蕉生产
穷人的知识正在转变成全球性企业的产权，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情况：穷人将不得不付钱购买种子和药品，而这些产品正是由他们推动开发，并且用来满足他们自身的营养和保健需求的。
全球性资金
我们正在讨论的资本主义商业行为的扩散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资金的循环，但是20世纪的最后25年所出现的真正令人震惊的循环加速，其原因主要在于投机性的资金流动。到20世纪末，每天的外汇交易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这一金额相当于英国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根据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的统计，国际投资在1970年至1997年间增长了近200倍，其中大部分属投机性质。
卡斯特利斯强调，技术进步造就了国际货币交易与投资的大规模扩展。一定程度上，这与通讯有关，因为地球同步卫星、数据的数字传输以及电脑网络不仅加快了交易速度，也增加了能够处理的交易量。同时这也与金融技术和革新有关。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市场投资方式以及将公司及个人资金引入市场的新渠道。新的金融工具及产品，连同新的通讯设备，产生了跨越国境的资金流。
如今声名狼藉的“衍生产品”，即尼克·李森曾交易并产生灾难性后果的那种金融产品（参见第一章），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是最尖端的新金融工具。资金通过更为直接的渠道以投资基金的方式进入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吸引投资的“新兴市场”。投资者有机会在“新兴市场”低价购入新近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股票，然后等价格攀升后抛出获利。富裕社会的金融业迅速出现了一大批此类基金以吸纳普通民众的储蓄。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参见第六章）随即迅速清空了这些基金所累积的价值。
跨境资金流动的原因不仅是技术与金融革新。20世纪70年代的利率浮动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新的机遇，从而刺激了货币交易与期货市场。“浮动”意味着货币价值由市场而非官方决定，它随着货币供求变化而上下浮动。对于需要外汇来经营业务的公司来说，这增加了不确定性，因此，它们需要通过交易期货来保护自己。但是，货币交易增多主要还是因为浮动汇率为投机提供了更多机会。
不妨先让我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汇率以这种方式浮动。之前，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金融体系下，货币价值与美元挂钩，后者的价值又与黄金挂钩。这种做法为国际贸易扩张及一段时期内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必须的稳定性。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维持美元价值稳定变得越来越困难，美国政府被迫让美元贬值。在当时美元贬值有特殊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开支巨大，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已经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是因为要想维持固定的官方汇率，政府只能采取不受欢迎的政策，或者控制资金流动，不许资金出境。如果不断增多的贸易赤字对现有汇率施加了压力，而且投机者开始对可能出现的贬值进行投机，政府可以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来维持货币价值。比如，它们可以减少消费以抑制进口。但是，在民主社会要想这样做，在政治上非常困难。另一种办法是，它们可以阻止投机者的资金流动，可以通过汇率管制来做到这一点。但随着贸易增加，随着一些国家的货币（尤其是美元）在国外大量积累，随着数额巨大的资金开始在国家间流通，控制资金流动变得更加困难。
20世纪80年代，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所展现的解除管制的态度（我们在第三章已对此作了讨论）同样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由国家所制定的固定汇率以及对于国际间资金流动的控制与新的自由市场和竞争的观念不相符。金融中心之间更为激烈的竞争为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和金融革新提供了动力。与股市相关的金融业，其经济重要性日渐加强，而这些行业的健康度取决于它们通过市场吸引国际资金流的能力。1987年10月，伦敦市解除金融管制的“大爆炸”举措背后，是世界各大金融中心间的竞争，因为伦敦努力想赶上纽约。但竞争也来自新的金融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有35个股票市场。一些已经变为了具备复杂功能的金融中心。正是在新加坡国际货币期货交易所，尼克·李森先是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后来又身败名裂。
全球性有多么全球性？
资本主义制度与实践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但在此刻，我们必须暂停一会儿，考虑一下“全球性资本主义”究竟有多么全球性。
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流动已经增加，但这是“金融全球化”吗？即使新的金融中心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出现，并且投资于“新兴市场”至少一度变得很时尚，大部分资金依然在北美、欧洲和日本间流动。卡斯特利斯在1998年就已经指出，新兴市场只占有全世界资本的7%，虽然这些国家拥有约占世界85%的人口。而且，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及俄罗斯金融危机警告了外国投资者之后，进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至少短期内出现了锐减。在1998年至2001年，只有190亿美元流入新兴市场，而之前的1994年至1997年则高达6，550亿美元。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全球性旅游业。国际游客中大部分人在欧洲、北美与日本等发达国家间流动。2001年，从国际旅游业中获利最多的四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不过中国占到了第五名。
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扩散。相比20世纪80年代，更多的投资在90年代进入贫困国家，但投资依然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如中国、巴西和墨西哥，很少有资金投入非洲。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字，发展中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的约1/3流入了中国。2000年，整个非洲（不包括南非）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占世界总额的比例不到1%，这个数字相当于芬兰，一个人口只有500万的欧洲国家，所接受的投资金额。
尽管人们常说，全球性资本主义正带来世界的一体化，但实际上国际间差异在不断增加。一些之前的贫困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已经摆脱了落后状态，部分地缩小了它们与富裕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但它们只是例外。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清楚地显示，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1820年，世界上最富的五个国家的富裕程度相当于五个最穷国家的三倍。1950年，双方的差距变为35倍；1970年，44倍；1992年，72倍。国际间的财富差距正让世界持续变得更加泾渭分明。
“全球化”一词的问题之一在于，和“全球性公司”的说法一样，它暗示着一个新层次，即超越国家的全球性组织，已经出现。的确，世界上有许多跨国公司，它们在不同的国家经营，跨越了国家界线，但是大多数公司的经营范围只限于几个国家，并且从本质上来说算不上全球性。通常认为它们藐视民族国家的限制，将劳动力雇佣转移到国外，并时常逃避本国的税收，但是所有这些公司都在某个民族国家内设有基地，大多数都拥有大量资产，并在该国提供大部分工作岗位。它们利用本国的便利，包括基础设施与制度，并使用本国权力来促进及帮助它们在国外的业务。它们为贫困国家提供了就业，但与此同时也利用了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驱逐了当地竞争者，将利润输回本国。彼得·迪肯认为，跨国公司同时也是全国性的公司，大多数公司根本称不上全球性。
因此，使用“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说法时必须小心。资金流及投资流在全球的分布是如此不均衡，如果把它称为“全球性”的，那完全是误导他人。而我们通常使用的全球性术语，如“全球性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全球社会”等掩盖了正在不断被拉大的国际间差距，同时也让人忽视了国家和国家政府的重要性。
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主宰
然而，有一个方面可以肯定地说，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了。
1989年，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全球性替代体系，即国家社会主义，开始解体。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发起了“结构重组和开放”计划，同时也开始放松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前苏联的经济一直以中央计划和对经济的集中式指导为基础进行运作，市场只发挥边缘作用。前苏联经济曾遭受严厉批评和嘲笑，因为它效率较低，生产率较低，总体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环境污染严重，这一切都使得前苏联经济成为了反衬资本主义优势的鲜活证据。前苏联创纪录的工业化和大幅度经济增长、对充分就业和低通胀率的保持、教育和医疗服务能力，现在大多已经被遗忘了，不过毫无疑问，很多俄罗斯人依旧记得前苏联曾经提供给他们的稳定和保障。
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无法与西方更富革新精神的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见到一个交流更多的世界，人们无法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消费文化相隔离。在国家社会主义限制下运行的经济无法满足这些期望，或者至少在那么多资源用于军事生产的时候无法做到。在我看来，冷战所施加的负担对于前苏联来说难以承受，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是最后一击，因为这一计划使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和工业竞争大幅度升级。
戈尔巴乔夫试图引入渐进改革计划，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变并没有实现。一旦国家指令停止，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瘫痪。在叶利钦的领导下，政府试图将俄罗斯引入资本主义。1991年对于经济所实施的“休克疗法”将价格从政府控制下解放出来，到1994年底，俄罗斯3/4的大中型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根据约翰·格雷的说法，1991年至1996年间，消费者价格增长了1，700倍，约4，500万人陷入贫困。休克疗法的政策被暂停，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现在正回头走向国家管控较多的资本主义形式。但是，这并不是要回到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后者的结构已经解体，而一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现在则期望从资本主义中受益，俄罗斯已经加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
国家社会主义的解体排除了资本主义主要的备选模式，发展中社会受金融压力和国际机构所迫，只得遵循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其中，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两个机构都是在二战期间由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创立，在同一次会议上，还创立了战后固定汇率体系。世界银行的功能是帮助各国进行战后重建和发展，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起到了维持国际经济稳定的功能。尽管它们职能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机构开始共同推进在美国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及政策。和其他国际机构一样，它们受强大的成员国所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