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促进发展的制度开始遭到批评。终身雇佣制被视为“僵硬的做法”，它妨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行，也使得公司难以削减员工。工业集团内部相互控股的做法也遭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这样做支持了那些亏损企业，也阻碍了新的资金从国外流入。银行被认为与工业集团关系过于密切，因此无法终结那些亏损企业。的确，许多银行陷入了严重的麻烦，因为它们贷出了太多资金给那些无力还债的投机者和经营失败的公司。经济增长不稳定，公司、银行、政党及官僚之间的腐败关联被揭露，这两方面因素使得“发展型国家”模式难以为继。在日本国内外都有人呼吁日本转向市场模式，他们声称，全球化的压力难以避免。
因此，日本处于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它被要求允许资本更多地流动，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外国资本进入日本，一些挣扎中的日本公司被外国竞争者收购，如雷诺收购日产并进行资源重组。1996年，日本对银行与金融业解除管制，这被认为具有“大爆炸”式的影响，它给予日本资本更多自由，也方便了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日本。之后，随着一些脆弱的机构失去保护，一系列的破产与资源重组开始了。然而，“大爆炸”一词并不确切，事实上出现的是一个缓慢的、不彻底的执行过程，根本无法与发生在伦敦的“大爆炸”相比。人们达成的共识是日本必须做出调整，而不是必须顺从。
日本式的制度能保留吗？在近来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中，罗纳德·多尔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这一逐步变化的过程：主要的日本雇主联合会反思终身雇佣制，通过立法加强股东权力，努力构建与经营表现挂钩的薪酬体系，以及采取一些自由化的解除管制的做法。但是，多尔也多次就一些问题作出评论，包括：变革不够深入，变革遭到抵制与反抗，以及具有如此多内部关联的体系难免具有惰性。
事实上，日本最引人瞩目之处就在于它的稳定性，包括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稳定性。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看起来似乎自民党对于日本政坛的长期统治正在动摇，新的政治选择正在出现，但主要的反对党日本社会党当时却与自民党组成同盟，后者借此保住它的统治地位。之前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没能保持，日本在90年代经历了许多经济磨难，特别是更高的失业率，但它当前的失业率依然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免于遭受破产，尚未陷入萧条。如果你曾经经历过大规模经济增长，并且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滞胀或许并不是一个坏选择！人们不妨期待这一稳定性会将日本的制度保留下来。
图9 卡洛斯·高斯恩，来自雷诺的日产公司首席执行官，宣布关闭工厂，1999年10月
要求日本社会市场化的压力或许也在减弱。20世纪90年代，股东式资本主义（当然是仿照了美国模式）一度大获成功，但正如之前提到的，在安然和世通公司的审计丑闻后，现在这一切笼罩上了一层阴霾，而在90年代晚期的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则显得很脆弱。那些试图抵制日本经济自由化的人现在有了证据来反击那些一直施压要求日本进行自由化转型的人。
趋同？
我们已经审视了管控型资本主义的三种国家体系的形成过程，它们各自有着特色鲜明的组织与制度。在这三种体系中，资本主义工业化都产生了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政府也都尝试来管控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三种体系各自创立了自己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各个社会对这个词的界定不尽相同。
尽管每一个体系看似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但三种体系都面临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渐严重的困境，部分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出现的变化，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它们各自的制度所造成的问题。三种体系都遭受了压力，迫使它们放弃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做法，进行改革，允许市场力量获得更多自由。
这一切是否导致了各国间差异的减少？现在是不是只有一种征服一切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存？有充分证据表明，各国间差异继续存在。三种体系的确朝着相近的方向发展，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此趋同，它们并没有彼此靠近。如果三个人间隔一米站立，每个人向右移动一米后，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和以前一样！
必须抗拒三种体系不可避免地将趋于相同这样的想法，不仅因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还因为它剥夺了我们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挑选自己所选中的任何类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每个社会的现存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自由选择；事实上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努力推动他们所处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朝向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向发展。认为市场力量不可避免地并且越来越多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压倒政治，这样的观点缺乏证据支持，因为对于多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些截然不同的组织和制度结构在重新市场化之后依然存在，并且与运行中的市场机制完美匹配。
第五章
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全球化？
“全球性资本主义”一词已经变得很平常，有很多证据表明，现在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建立在全球基础上。每天有巨额资金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公司不再是只在一个国家生产，并出口到其他国家，而是在相距甚远的不同国家进行生产。商品与服务市场，以及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在许多方面也已经全球化。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全球性资本主义，它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但也有许多神话和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将在本章对现实和神话两方面进行考察。
全球性资本主义：新与旧
第一个神话：全球性资本主义是新事物。几乎从资本主义形成起，它就已经传播到了全世界。15世纪和16世纪的航海者最先发现了从欧洲到其他大陆的航海路线，商业资本主义很快就跟着起航。东印度公司将亚洲的产品带给欧洲消费者，同时将欧洲制造的商品带到亚洲。大西洋贸易三角则将商品从欧洲运到非洲，从非洲贩卖奴隶到美洲和加勒比海，并从欧洲带回糖、朗姆酒和棉花等产品。
但是，直到19世纪出现交通革命之前，贸易行程非常缓慢，时断时续，充满危险。交通方式的变革影响深远，足以与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次变革相比。蒸汽动力的火车和轮船不仅加速了行程，还使商品和人群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有规律地、安全地进行大规模流动，不受天气影响。电报的发明意味着消息不必再通过人或鸽子进行传递，在埋下海底电缆之后，伦敦的消息可以在4天内到达澳大利亚，而原本通过海上邮件传递需要70天。后来发明的电话第一次使全世界范围内的即时通讯成为可能，从而“消灭了距离”。
19世纪还出现了有组织的全球经济体。其核心原则是在一小部分生产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之间进行国际劳动分工，后者为前者的产品提供市场，并提供前者无法生产的食物和原材料。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但局限在金本位制的框架里，自从1870年之后，金本位制通过将各国货币的价值与黄金的比值固定，起到了管制各国经济间关系的作用。这一作用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在大萧条的压力下，金本位制才逐渐瓦解。
此类全球性经济体在帝国内部组织而成，而帝国则是处于其核心位置的民族国家的延伸。这些帝国所采取的形式不仅包括侵占殖民地，还包括建立影响圈，从而分割那些没有处于直接殖民控制下的地区。欧洲率先建立了海外殖民地，美国也在太平洋地区及拉美建立起非正式的帝国，到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日本开始仿照欧洲模式，在海外占领第一批殖民地。在国际竞争及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整个世界被帝国界线分割得越发支离破碎，每个殖民国家都努力保护它的海外市场和供应。一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被逆转了。
二战后，帝国体系开始瓦解。新的金融与生产中心出现在旧工业国的直接控制范围之外。贸易不再局限于国家/帝国之内，常常跨越国界。资本和劳动力都开始更为自由地跨越边界。全球性资本主义或许并不是新鲜事物，但它显然已经发生了转变，进入一个罕见的充满活力的阶段。
全球制造
虽然国际劳动分工变得普遍，雇佣劳动主要还是集中于工业社会。在第三世界的矿场、种植园和商业化农场当然也存在雇佣劳动，但在当地人的收入中，雇佣劳动所得并非全部，它通常与其他挣钱方式（如个体农业或贸易等）结合在一起。按照戴维·柯茨的估算，在这个新时代，资本对劳动力的追寻造成“世界无产阶级”的人数在过去的30年里翻了一番，达到约30亿人。
资本主义生产扩散的主要载体是跨国公司。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跨国公司取得了迅速发展，从1973年的7，000家增加到1993年的26，000家。1985年之后，跨国公司对于海外业务的投资迅速增长。虽然大部分投资进入了其他工业社会，但在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飞速增长。
最能说明这一过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被称为“边境加工厂”的制造业工厂的发展。这一业务始于1965年，当时墨西哥允许在距离美国边境10英里的范围内设立工厂，这些工厂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免税，条件是制成品必须出口。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消除了剩余的贸易壁垒，这些工厂随后加快了发展。美国、欧洲，最终连日本的资本都加入进来，利用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力，沿着美墨边境线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制造厂和装配厂，主要从事车辆、电子和纺织行业。每天经理们从自己位于美国的家中开车去上班，而没有汽车的工人们则从棚户区由大巴车送去工厂。
劳动力在当地很廉价，不仅因为劳动力供应很充足，而且因为劳动力缺乏组织和管制。试图建立独立的工会组织的尝试遭到了雇主和政府的联合打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了工人的权利以及对工会的保护，但这部分内容并没有得到执行。美国的工会为减少来自墨西哥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尝试将墨西哥工人组织起来，并援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劳动力条款作为依据，但并不成功。有关医疗、安全和环境等的规章制度并不健全，或者执行不力。墨西哥政府显然是视而不见，因为“边境加工厂”对于墨西哥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它提供就业（在本世纪初创造了约100万个工作岗位），并创造了仅次于石油业的巨额外汇收入。
图10 墨西哥“边境加工厂”的廉价劳动力
近年来，亚洲对于资本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日本的资本，连续几波涌入远东国家。二战后，随着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土地及劳动力短缺，日本的国内生产成本变得日渐昂贵，价格也随之上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寻求廉价劳动力，日本资本进入号称“四小龙”的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随着那里的生产成本也变得更加昂贵，第二波资本流动又从日本以及“四小龙”地区进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近来，第三波投资潮则进入了中国和越南。目前看来，中国是资本所寻求的目的地，它正威胁到墨西哥经济，将原本在墨西哥投资的公司都吸引到了中国。
制造业在这些国家的扩散尤其吸引了年轻女性从事雇佣劳动。她们据称占到墨西哥“边境加工厂”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耐克和盖普公司在东南亚的工厂被指控雇用16岁以下的女工，尽管当地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结合，以获得最廉价的劳动力，因为女性的报酬通常低于男性，女性服从男性的控制，并且可以随时退工。如果需要裁减劳动力，女性可以回到家庭劳动。
图11 越南的耐克加工厂雇用的廉价劳动力
雇佣劳动的扩散导致了工人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弱化。在旧工业社会里，集体组织使工人得以缩小劳资双方之间的力量差异。廉价的、无管制的国外劳动力的竞争破坏了这种集体力量，工会组织发现很难将国外工人纳入组织。作为消费者，旧工业社会的工人当然能够获益，因为国外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降低了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旧工业社会的实际工资一直在减少。而且，随着资本变得更具流动性，各个民族国家不得不相互竞争，争夺资本。20世纪80年代英国通过的反工会立法之所以能获得支持，部分原因在于它使英国得以吸引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进入欧盟的日本和韩国资本。
全球性远程工作
不仅制造业迁出了旧工业社会，现在大多数办公室工作，如打字、接电话、数据处理、软件开发及问题解决等，都可以远距离完成。信息及通信技术的进步使这部分工作很容易转移到国外更为廉价的场所，那里的工资及办公费用更低。和制造业一样，出于相同原因，这些工作通常也都雇用年轻女性。
电话咨询中心是英国增长最快的就业部门，弥补了制造业外移所损失的工作岗位，但如今电话咨询中心也正在迁往国外。银行、保险、旅行社、电信及铁路等公司正在将它们的电话咨询业务从英国迁往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同样，法国公司也将此类工作迁往非洲说法语的国家。美国公司很早以前就已经将电话咨询中心和数据处理业务转到了加勒比海地区。
世界上说英语的地区占有相当大优势，一些加勒比岛国以及印度由此获得发展便利，虽然只有英语是不够的。当然，一些训练是必要的，那些在印度从事电话接听服务的人员都接受了西式发音和会话训练。电话咨询中心的有效运作还需要“关系经理”的小心经营。他们能在效率与客户服务之间取得平衡。软件开发需要更高层次的技术，但是印度，尤其是班加罗尔市，已经成为软件生产中心之一，因为当地能提供教育程度较高的、说英语的劳动力。知名大公司如德州仪器、摩托罗拉、惠普及IBM都在那里建立了软件（及硬件）生产基地。
这不仅是贫穷国家相比富裕国家能够提供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的问题，还涉及几个贫穷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巴巴多斯和牙买加早就开展了远程工作，如今它们越来越多地遭遇到来自其他加勒比岛国及中美洲国家的竞争。整个加勒比地区又面临着来自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的竞争。远程工作业务能够轻松建立，是因为这种工作形式更为常规化并且所需技术含量不高，因而此类工作的扩散很少遭遇限制。
全球性旅游业
说到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国际旅行业并不常为人提及，但它的发展最为突出地体现了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从1950年到2001年，国际旅游的游客人数从每年2，500万人次增加到近7亿人次。在许多最贫穷的国家，旅游已经成为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因此，日本处于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它被要求允许资本更多地流动，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外国资本进入日本，一些挣扎中的日本公司被外国竞争者收购，如雷诺收购日产并进行资源重组。1996年，日本对银行与金融业解除管制，这被认为具有“大爆炸”式的影响，它给予日本资本更多自由，也方便了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日本。之后，随着一些脆弱的机构失去保护，一系列的破产与资源重组开始了。然而，“大爆炸”一词并不确切，事实上出现的是一个缓慢的、不彻底的执行过程，根本无法与发生在伦敦的“大爆炸”相比。人们达成的共识是日本必须做出调整，而不是必须顺从。
日本式的制度能保留吗？在近来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中，罗纳德·多尔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这一逐步变化的过程：主要的日本雇主联合会反思终身雇佣制，通过立法加强股东权力，努力构建与经营表现挂钩的薪酬体系，以及采取一些自由化的解除管制的做法。但是，多尔也多次就一些问题作出评论，包括：变革不够深入，变革遭到抵制与反抗，以及具有如此多内部关联的体系难免具有惰性。
事实上，日本最引人瞩目之处就在于它的稳定性，包括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稳定性。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看起来似乎自民党对于日本政坛的长期统治正在动摇，新的政治选择正在出现，但主要的反对党日本社会党当时却与自民党组成同盟，后者借此保住它的统治地位。之前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没能保持，日本在90年代经历了许多经济磨难，特别是更高的失业率，但它当前的失业率依然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免于遭受破产，尚未陷入萧条。如果你曾经经历过大规模经济增长，并且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滞胀或许并不是一个坏选择！人们不妨期待这一稳定性会将日本的制度保留下来。
图9 卡洛斯·高斯恩，来自雷诺的日产公司首席执行官，宣布关闭工厂，1999年10月
要求日本社会市场化的压力或许也在减弱。20世纪90年代，股东式资本主义（当然是仿照了美国模式）一度大获成功，但正如之前提到的，在安然和世通公司的审计丑闻后，现在这一切笼罩上了一层阴霾，而在90年代晚期的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则显得很脆弱。那些试图抵制日本经济自由化的人现在有了证据来反击那些一直施压要求日本进行自由化转型的人。
趋同？
我们已经审视了管控型资本主义的三种国家体系的形成过程，它们各自有着特色鲜明的组织与制度。在这三种体系中，资本主义工业化都产生了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政府也都尝试来管控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三种体系各自创立了自己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各个社会对这个词的界定不尽相同。
尽管每一个体系看似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但三种体系都面临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渐严重的困境，部分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出现的变化，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它们各自的制度所造成的问题。三种体系都遭受了压力，迫使它们放弃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做法，进行改革，允许市场力量获得更多自由。
这一切是否导致了各国间差异的减少？现在是不是只有一种征服一切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存？有充分证据表明，各国间差异继续存在。三种体系的确朝着相近的方向发展，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此趋同，它们并没有彼此靠近。如果三个人间隔一米站立，每个人向右移动一米后，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和以前一样！
必须抗拒三种体系不可避免地将趋于相同这样的想法，不仅因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还因为它剥夺了我们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挑选自己所选中的任何类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每个社会的现存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自由选择；事实上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努力推动他们所处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朝向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向发展。认为市场力量不可避免地并且越来越多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压倒政治，这样的观点缺乏证据支持，因为对于多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些截然不同的组织和制度结构在重新市场化之后依然存在，并且与运行中的市场机制完美匹配。
第五章
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全球化？
“全球性资本主义”一词已经变得很平常，有很多证据表明，现在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建立在全球基础上。每天有巨额资金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公司不再是只在一个国家生产，并出口到其他国家，而是在相距甚远的不同国家进行生产。商品与服务市场，以及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在许多方面也已经全球化。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全球性资本主义，它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生活，但也有许多神话和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将在本章对现实和神话两方面进行考察。
全球性资本主义：新与旧
第一个神话：全球性资本主义是新事物。几乎从资本主义形成起，它就已经传播到了全世界。15世纪和16世纪的航海者最先发现了从欧洲到其他大陆的航海路线，商业资本主义很快就跟着起航。东印度公司将亚洲的产品带给欧洲消费者，同时将欧洲制造的商品带到亚洲。大西洋贸易三角则将商品从欧洲运到非洲，从非洲贩卖奴隶到美洲和加勒比海，并从欧洲带回糖、朗姆酒和棉花等产品。
但是，直到19世纪出现交通革命之前，贸易行程非常缓慢，时断时续，充满危险。交通方式的变革影响深远，足以与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次变革相比。蒸汽动力的火车和轮船不仅加速了行程，还使商品和人群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有规律地、安全地进行大规模流动，不受天气影响。电报的发明意味着消息不必再通过人或鸽子进行传递，在埋下海底电缆之后，伦敦的消息可以在4天内到达澳大利亚，而原本通过海上邮件传递需要70天。后来发明的电话第一次使全世界范围内的即时通讯成为可能，从而“消灭了距离”。
19世纪还出现了有组织的全球经济体。其核心原则是在一小部分生产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之间进行国际劳动分工，后者为前者的产品提供市场，并提供前者无法生产的食物和原材料。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但局限在金本位制的框架里，自从1870年之后，金本位制通过将各国货币的价值与黄金的比值固定，起到了管制各国经济间关系的作用。这一作用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在大萧条的压力下，金本位制才逐渐瓦解。
此类全球性经济体在帝国内部组织而成，而帝国则是处于其核心位置的民族国家的延伸。这些帝国所采取的形式不仅包括侵占殖民地，还包括建立影响圈，从而分割那些没有处于直接殖民控制下的地区。欧洲率先建立了海外殖民地，美国也在太平洋地区及拉美建立起非正式的帝国，到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日本开始仿照欧洲模式，在海外占领第一批殖民地。在国际竞争及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整个世界被帝国界线分割得越发支离破碎，每个殖民国家都努力保护它的海外市场和供应。一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被逆转了。
二战后，帝国体系开始瓦解。新的金融与生产中心出现在旧工业国的直接控制范围之外。贸易不再局限于国家/帝国之内，常常跨越国界。资本和劳动力都开始更为自由地跨越边界。全球性资本主义或许并不是新鲜事物，但它显然已经发生了转变，进入一个罕见的充满活力的阶段。
全球制造
虽然国际劳动分工变得普遍，雇佣劳动主要还是集中于工业社会。在第三世界的矿场、种植园和商业化农场当然也存在雇佣劳动，但在当地人的收入中，雇佣劳动所得并非全部，它通常与其他挣钱方式（如个体农业或贸易等）结合在一起。按照戴维·柯茨的估算，在这个新时代，资本对劳动力的追寻造成“世界无产阶级”的人数在过去的30年里翻了一番，达到约30亿人。
资本主义生产扩散的主要载体是跨国公司。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跨国公司取得了迅速发展，从1973年的7，000家增加到1993年的26，000家。1985年之后，跨国公司对于海外业务的投资迅速增长。虽然大部分投资进入了其他工业社会，但在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飞速增长。
最能说明这一过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被称为“边境加工厂”的制造业工厂的发展。这一业务始于1965年，当时墨西哥允许在距离美国边境10英里的范围内设立工厂，这些工厂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免税，条件是制成品必须出口。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消除了剩余的贸易壁垒，这些工厂随后加快了发展。美国、欧洲，最终连日本的资本都加入进来，利用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力，沿着美墨边境线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制造厂和装配厂，主要从事车辆、电子和纺织行业。每天经理们从自己位于美国的家中开车去上班，而没有汽车的工人们则从棚户区由大巴车送去工厂。
劳动力在当地很廉价，不仅因为劳动力供应很充足，而且因为劳动力缺乏组织和管制。试图建立独立的工会组织的尝试遭到了雇主和政府的联合打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了工人的权利以及对工会的保护，但这部分内容并没有得到执行。美国的工会为减少来自墨西哥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尝试将墨西哥工人组织起来，并援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劳动力条款作为依据，但并不成功。有关医疗、安全和环境等的规章制度并不健全，或者执行不力。墨西哥政府显然是视而不见，因为“边境加工厂”对于墨西哥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它提供就业（在本世纪初创造了约100万个工作岗位），并创造了仅次于石油业的巨额外汇收入。
图10 墨西哥“边境加工厂”的廉价劳动力
近年来，亚洲对于资本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日本的资本，连续几波涌入远东国家。二战后，随着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土地及劳动力短缺，日本的国内生产成本变得日渐昂贵，价格也随之上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寻求廉价劳动力，日本资本进入号称“四小龙”的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随着那里的生产成本也变得更加昂贵，第二波资本流动又从日本以及“四小龙”地区进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近来，第三波投资潮则进入了中国和越南。目前看来，中国是资本所寻求的目的地，它正威胁到墨西哥经济，将原本在墨西哥投资的公司都吸引到了中国。
制造业在这些国家的扩散尤其吸引了年轻女性从事雇佣劳动。她们据称占到墨西哥“边境加工厂”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耐克和盖普公司在东南亚的工厂被指控雇用16岁以下的女工，尽管当地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结合，以获得最廉价的劳动力，因为女性的报酬通常低于男性，女性服从男性的控制，并且可以随时退工。如果需要裁减劳动力，女性可以回到家庭劳动。
图11 越南的耐克加工厂雇用的廉价劳动力
雇佣劳动的扩散导致了工人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弱化。在旧工业社会里，集体组织使工人得以缩小劳资双方之间的力量差异。廉价的、无管制的国外劳动力的竞争破坏了这种集体力量，工会组织发现很难将国外工人纳入组织。作为消费者，旧工业社会的工人当然能够获益，因为国外的廉价劳动力以及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降低了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旧工业社会的实际工资一直在减少。而且，随着资本变得更具流动性，各个民族国家不得不相互竞争，争夺资本。20世纪80年代英国通过的反工会立法之所以能获得支持，部分原因在于它使英国得以吸引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进入欧盟的日本和韩国资本。
全球性远程工作
不仅制造业迁出了旧工业社会，现在大多数办公室工作，如打字、接电话、数据处理、软件开发及问题解决等，都可以远距离完成。信息及通信技术的进步使这部分工作很容易转移到国外更为廉价的场所，那里的工资及办公费用更低。和制造业一样，出于相同原因，这些工作通常也都雇用年轻女性。
电话咨询中心是英国增长最快的就业部门，弥补了制造业外移所损失的工作岗位，但如今电话咨询中心也正在迁往国外。银行、保险、旅行社、电信及铁路等公司正在将它们的电话咨询业务从英国迁往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同样，法国公司也将此类工作迁往非洲说法语的国家。美国公司很早以前就已经将电话咨询中心和数据处理业务转到了加勒比海地区。
世界上说英语的地区占有相当大优势，一些加勒比岛国以及印度由此获得发展便利，虽然只有英语是不够的。当然，一些训练是必要的，那些在印度从事电话接听服务的人员都接受了西式发音和会话训练。电话咨询中心的有效运作还需要“关系经理”的小心经营。他们能在效率与客户服务之间取得平衡。软件开发需要更高层次的技术，但是印度，尤其是班加罗尔市，已经成为软件生产中心之一，因为当地能提供教育程度较高的、说英语的劳动力。知名大公司如德州仪器、摩托罗拉、惠普及IBM都在那里建立了软件（及硬件）生产基地。
这不仅是贫穷国家相比富裕国家能够提供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的问题，还涉及几个贫穷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巴巴多斯和牙买加早就开展了远程工作，如今它们越来越多地遭遇到来自其他加勒比岛国及中美洲国家的竞争。整个加勒比地区又面临着来自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的竞争。远程工作业务能够轻松建立，是因为这种工作形式更为常规化并且所需技术含量不高，因而此类工作的扩散很少遭遇限制。
全球性旅游业
说到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国际旅行业并不常为人提及，但它的发展最为突出地体现了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从1950年到2001年，国际旅游的游客人数从每年2，500万人次增加到近7亿人次。在许多最贫穷的国家，旅游已经成为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