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工业相比英国工业更具竞争性，但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美国工业同样陷入了困境，原因在于沿袭的僵化体制和加剧的国际竞争，尤其是来自日本的竞争。美国的工会组织理念、国家福利、国有产权都处于低水平，这意味着相比英国，美国所面临的转型压力较小。美国向撒切尔主义的转变已经完成了一半，但还是有一半路要走。美国同样经历了一段转型过程，尽管速度较慢，并且一路上不断停顿，偶尔还走回头路。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社会同样经历了重新市场化。凯恩斯主义被废弃，政府开支被削减，一部分工业被解除管制，一部分服务改为私有化，国家福利也被削减。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名声扫地。80年代初，里根政府试图通过同时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来刺激市场，不过利益集团抵制对政府开支进行削减，并且减少预算赤字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航空业率先解除管控，这标志着与“新政”所倡导的行业管制传统相决裂，随后铁路、公路货运、电信、电力等行业纷纷解除管制。铁路的国有部分，以及许多国营的地方服务机构和监狱，都转为私有。一项“从福利到工作”的方案成为了英国新工党效仿的对象，它限制了福利支付的持续时间，并迫使接受者从事低收入的工作。
和英国的情况一样，这些变化伴随着劳动力剥削的进一步加剧：工作强度加大，实际工资降低，工会力量削弱。20世纪80年代，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延长，实际工资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工业企业将工厂向南方迁移，从北方的“旧工业地带”转移到南方的“阳光地带”，随后又进一步南移到墨西哥，以寻求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原有的精英主义的“商业工会”关心的是满足其现有会员的切身需要，如今这些工会要么在组织新的劳动力时遭到失败，要么干脆就无法（在墨西哥）进行组织。到2001年，工会入会率降到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3%，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加剧，过着贫困生活的劳动者从20世纪70年代的约2，500万增加到2002年的约3，500万。
随着20世纪初的“管理革命”遭到逆转，在管理层也发生了同等重要的变化。资本流动性加强，股票市场投资变得普遍，金融服务业得以扩展，这些变化使公司的市场估价变得更为重要。根据近来流行的“股东利益”信条，企业管理的目标不再是对未来进行投资，加强公司建设，或平衡各方利益，而是通过增加利润以达到股票价值的最大化。作为对提升公司股价的奖励，经理们得到了股票期权，以激励他们进一步努力。一定程度上，管理革命曾将管理层与公司所有人分离开来，但现在他们日渐成为了公司所有人的一部分。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晚期，对劳动力的进一步剥削以及对股东利益的强调，提高了公司利润。经济有所增长，但并没有持续太久。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动力来自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但技术繁荣终究会停止。到90年代晚期，出口减少，经济增长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来维持，而这部分需求的资金来源于一股借贷消费的热潮，它注定无法长期维持。公司及投资者对于股票价格的痴迷孕育出一种泡沫心态，它推动价格上涨到与收入和利润不相匹配的水平，造成民众对于他们的财富产生了错觉，随后当泡沫破灭时又突然将他们打回原形。不顾未来发展只盯住短期股价的做法，导致安然和世通公司以及华尔街先后闹出金融丑闻，这些丑闻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一味追求股东利益的行为也遭到了质疑（参见第六章）。
20世纪90年代，业界对于美国模式的优点充满信心，如今这些信心业已基本消散，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更多的政府开支，以及在伊拉克不断增长的军事费用和重建开支，加上税收削减和更低的利率，或许能抑制经济衰退，甚至促进部分经济复苏。但是，出口减少，政府开支增加，国内消费居高不下，这些情况造成了高额的国际债务、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这些债务，连同更高的失业率和上升的贫困率，为将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从一开始，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信奉个人主义和市场力量，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一样，造成了劳动力的集体性组织、公司的集中化以及大范围的国家管制等现象。美国的管控型资本主义不同于英国和瑞典的同类制度。在美国，集体组织的影响范围较小，国家福利不够普遍，反托拉斯立法更为发达。但无论怎样，美国的确经历了这一阶段。
美国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反映了其历史特性，但它不仅体现了美国资本主义所拥有的某些特点，它也是美国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危机之后重新市场化的结果。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美国资本主义在重新市场化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更小，阻挠更少，并产生了更强势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出现了最终破灭的经济泡沫，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近期出现的经济复苏看起来很脆弱，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末的成功很可能会引发21世纪初一场新的危机。
日本式资本主义
日本式工业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属于管控型。到19世纪中期，日本已经是一个高度商业化和企业化的社会，但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之后，工业化作为整个国家战略计划的一部分由政府引导进行，其目的在于建设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能抵抗正在入侵日本的西方列强。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于一些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来说颇具吸引力，但对于日本的新统治阶层来说则相当陌生，这些统治阶层的成员都是民族主义官僚，接受的是日本式的儒家教育。
新政府实现日本工业化的最知名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样板国有企业，但这些企业并非总能获得成功。一些企业，如八幡钢铁厂，对于工业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另一些则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因此，正如弗兰克·提普顿所指出的，国有棉纺织厂选择进口只能带动2，000个纺锤的水力机械，却没有投资购入能带动10，000个纺锤的蒸汽动力机械，后者可以由技术熟练程度相对较低的工人来操作。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到19世纪80年代，政府只得将那些不具备军事意义的企业改为私有。
但是，私有化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工业可以被视为独立的私人公司。日本工业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出现了被称为“财阀”的大型企业集团。有四大集团：三菱、三井、住友、安田。这些集团均为家族所有，家族通过控股来对其加以控制。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都出现了公司集中化，但在日本，这一过程采取了一种特殊形式，每个财阀的经营范围几乎涉及日本的整个工业，它们拥有自己的银行，有营销自己产品的贸易公司。财阀与政府关系密切，到最后还为政府完成重要的殖民掠夺。
样板企业并非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政府消除了原本可能妨碍经济发展的封建障碍与限制，创造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日本首次成为统一的国家，对铁路和船运业的大笔资金投入改变了交通的方式。造船业也同样得到大量资金投入，到1939年，日本的船舶产量仅次于英国。国家还创立了银行体系，对投资和贸易提供资金支持。起初日本尝试了美国式的私人银行，但随后改为创办欧洲式的央行和专业银行，以满足经济不同部门的需求。
最终，政府保持了日本的经济独立。日本曾引入许多外国专家，但他们随即被新式教育机构所培养的本土技术人才所取代。在日本成为强大的独立国家之前，外国资本一直被摈除在外。事实上，是日本的农民阶层负担了日本现代化的主要成本，他们所缴付的土地税最初占到政府收入的3/4。日本也开始建立海外帝国，以求获得受保护的市场及原材料。
日本是19世纪唯一成功进行工业化的非西方社会。它创造了特色鲜明的管控型资本主义，在其中政府扮演指导性角色，而公司的集中化采取了涵盖整个经济体的工业集团形式。另一鲜明特征是劳动力组织的软弱。事实上，工人们试图组织起来，并在工业繁荣、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一战期间取得一定成功，但工人的努力遭到了雇主的强烈反对和政府的镇压。国家福利也不发达，部分是因为雇主宁愿采取公司福利机制，将工人与公司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工人脱离工会组织。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的上述特点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日本的发展机器开始启动，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查尔莫斯·约翰逊指出，战败消除了军事干涉和财阀的阻碍，事实上加强了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能力。财阀先是解体，后又重建，这主要是因为冷战导致以美国为主的占领政府改变了它的政策。和德国的克虏伯公司一样，三菱财阀如今变为了反共资源而不是法西斯的供给来源。重要的是，财阀的重建在日本通商产业省的支持下进行，该部门专职负责制定日本的产业政策，它利用财阀对贸易、货币和投资的控制来发展未来的产业。
重建后的财阀与其他相似的企业集团一起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功能。由于覆盖整个工业，它们为跨越行业界限提供协调，但它们也参与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刺激了生产率的提高，增强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它们可以采取以扩大市场份额为目标的长期政策，因为它们的重建建立在相互控股的基础上，并且由银行提供资金，从而缓解了股东们的压力，不必过分追求分红。这也意味着它们得到了保护，以免被国外资本或恶意收购者强行收购。此种所有权模式与公司内部的紧密结合有关，因为日本公司可以顾及员工利益，而不是寻求股东分红的最大化。
在美国占领日本的前几年，工会组织迅速发展，这一事实说明，日本的工会组织由于文化原因而没能壮大的说法并不正确。1946年1月，日本共有90万工会成员，但到了1949年6月，会员人数超过了650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即使在战前最高峰的1936年，工会也只有42.1万会员。起初，工会组织得到占领政府的鼓励，被视为“民主”组织，但在占领政府的政策从反法西斯转为反共的历史大背景下，工会的迅猛发展遭到来自雇主和政府两方面持续、猛烈的攻击。但是，很快雇主的策略就发生了改变，不再试图解除工会，而是用温顺的“企业工会”取代它们。在1953年的“日产之战”中，日产公司得到了日本雇主联合会的支持以及银行的金融支援，它挑拨原有工会举行罢工，随即采取停工的方式将工会成员排除在外，并建立起自己的日产工会，工人们只有加入新工会才能重新得到工作。随后企业工会成为常态。
日本公司与员工的结合度很高，这一点成为日本公司得以击败西方竞争对手的优势。公司提供终身的就业保障，工资随着工作级别和年限不断增长，提供各种福利，有时还提供住房。作为回报，雇员必须努力地长时间工作，如果公司有需要，雇员必须放弃周末和休假。其他结合措施还包括：公司内不存在地位区分，员工穿着公司制服，工人们与经理们在工作及休闲期间相互交流。与西方公司相比，日本公司内的收入差别非常小。
一部分员工与公司紧密结合在一起，代价是其他人被排除在外。合同工、临时工、女工，这些人受制于他们的身份类别，无法享受终身福利和所有随之而来的好处。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那些依附于大企业的小型公司，它们与大企业签订了转包合同。与西方工业社会相比，日本小公司为大企业所做的工作更多。小公司是经济冲击的吸收器，大企业可以根据需求，控制劳动力人数，从而顺利度过经济震荡。在日本，与公司高度结合的终身制员工作为精英阶层，与那些可有可无的边缘雇员之间界线分明。
日本的福利体系中有一套极其重要的关联体系，在高度结合的制度框架内运作。日本只有基本的福利国家制度，这使得工人们高度依赖公司的福利机制，并强化了他们的服从性，但与此同时，国家福利的欠缺也促使日本民众未雨绸缪，为将来而储蓄。个人储蓄进入由通商产业省所控制的邮政储蓄体系，随后通商产业省又引导这笔资金投入它所选中用以投资的行业。
不可否认，日本具有成功的资本主义制度，其特性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讨论过的其他资本主义制度。福利国家制度是瑞典式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在日本模式中，福利国家制度的缺失却至关重要。国家的指导作用是日本经济的鲜明特点，一些评论者呼吁西方政府制定类似的产业政策。日本的公司所有权和银行资金模式与英美的股市模式形成反差。日本公司对于员工的掌控甚至比美国公司更为彻底，在美国，工会更富战斗精神。日本的公司福利也涵盖更多方面，罗纳德·多尔曾将日本式资本主义描述为另一层意义上的“福利资本主义”。
与我们所讨论过的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其他体系一样，日本式资本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遭遇了困境，同时日本也承受了巨大的、持续的外部压力，被要求对外开放进行贸易。70年代初，中美恢复外交后，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此时日本不再是对付东亚共产主义的堡垒，而是一个系统地采取不公平贸易手段的工业竞争者。尽管日本找到办法，用非关税壁垒替代关税壁垒（例如宣称英国的“兰翎”自行车不安全），但对于进口商品和资本的限制还是逐渐放开了。通商产业省的控制工具解体后，它不得不更多依赖在工业领域内发挥余热的退休官员所组成的广泛网络进行“行政指导”。
但是，日本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问题时，并没有放弃它原有的制度，就此走上新自由主义之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日本将增长所积累的资本投到国外，利用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建立海外业务，主要是在东南亚，但也包括欧洲、美国以及澳大利亚。通商产业省开展了一项新计划，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产业，日本很快成为世界领先的微晶片生产商。日本工业的竞争力如此强大，以致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一直处于巨额贸易赤字，不过日本对于美国债券的投资将日本的一部分收入重新输回美国，为背负巨额赤字的美国经济提供了资金支持。
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这一切都变了。股票及土地价格涨到难以维系的水平，经济泡沫就此破灭。股市崩盘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经济滞胀与高失业率。日本陷入了恶性的通货紧缩循环。随着失业率攀升，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民众将更多的钱用于储蓄，消费者需求下跌，经济增长随之进一步衰退。问题不在于出口市场，许多日本公司在出口方面依然很成功，问题在于国内市场。政府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增加政府开支，降低利率，但它们发现经济增长机器很难再度发动。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社会同样经历了重新市场化。凯恩斯主义被废弃，政府开支被削减，一部分工业被解除管制，一部分服务改为私有化，国家福利也被削减。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名声扫地。80年代初，里根政府试图通过同时削减税收和政府支出来刺激市场，不过利益集团抵制对政府开支进行削减，并且减少预算赤字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航空业率先解除管控，这标志着与“新政”所倡导的行业管制传统相决裂，随后铁路、公路货运、电信、电力等行业纷纷解除管制。铁路的国有部分，以及许多国营的地方服务机构和监狱，都转为私有。一项“从福利到工作”的方案成为了英国新工党效仿的对象，它限制了福利支付的持续时间，并迫使接受者从事低收入的工作。
和英国的情况一样，这些变化伴随着劳动力剥削的进一步加剧：工作强度加大，实际工资降低，工会力量削弱。20世纪80年代，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延长，实际工资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工业企业将工厂向南方迁移，从北方的“旧工业地带”转移到南方的“阳光地带”，随后又进一步南移到墨西哥，以寻求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原有的精英主义的“商业工会”关心的是满足其现有会员的切身需要，如今这些工会要么在组织新的劳动力时遭到失败，要么干脆就无法（在墨西哥）进行组织。到2001年，工会入会率降到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3%，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加剧，过着贫困生活的劳动者从20世纪70年代的约2，500万增加到2002年的约3，500万。
随着20世纪初的“管理革命”遭到逆转，在管理层也发生了同等重要的变化。资本流动性加强，股票市场投资变得普遍，金融服务业得以扩展，这些变化使公司的市场估价变得更为重要。根据近来流行的“股东利益”信条，企业管理的目标不再是对未来进行投资，加强公司建设，或平衡各方利益，而是通过增加利润以达到股票价值的最大化。作为对提升公司股价的奖励，经理们得到了股票期权，以激励他们进一步努力。一定程度上，管理革命曾将管理层与公司所有人分离开来，但现在他们日渐成为了公司所有人的一部分。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晚期，对劳动力的进一步剥削以及对股东利益的强调，提高了公司利润。经济有所增长，但并没有持续太久。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动力来自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但技术繁荣终究会停止。到90年代晚期，出口减少，经济增长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来维持，而这部分需求的资金来源于一股借贷消费的热潮，它注定无法长期维持。公司及投资者对于股票价格的痴迷孕育出一种泡沫心态，它推动价格上涨到与收入和利润不相匹配的水平，造成民众对于他们的财富产生了错觉，随后当泡沫破灭时又突然将他们打回原形。不顾未来发展只盯住短期股价的做法，导致安然和世通公司以及华尔街先后闹出金融丑闻，这些丑闻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一味追求股东利益的行为也遭到了质疑（参见第六章）。
20世纪90年代，业界对于美国模式的优点充满信心，如今这些信心业已基本消散，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更多的政府开支，以及在伊拉克不断增长的军事费用和重建开支，加上税收削减和更低的利率，或许能抑制经济衰退，甚至促进部分经济复苏。但是，出口减少，政府开支增加，国内消费居高不下，这些情况造成了高额的国际债务、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这些债务，连同更高的失业率和上升的贫困率，为将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从一开始，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信奉个人主义和市场力量，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一样，造成了劳动力的集体性组织、公司的集中化以及大范围的国家管制等现象。美国的管控型资本主义不同于英国和瑞典的同类制度。在美国，集体组织的影响范围较小，国家福利不够普遍，反托拉斯立法更为发达。但无论怎样，美国的确经历了这一阶段。
美国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反映了其历史特性，但它不仅体现了美国资本主义所拥有的某些特点，它也是美国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危机之后重新市场化的结果。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美国资本主义在重新市场化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更小，阻挠更少，并产生了更强势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出现了最终破灭的经济泡沫，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近期出现的经济复苏看起来很脆弱，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末的成功很可能会引发21世纪初一场新的危机。
日本式资本主义
日本式工业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属于管控型。到19世纪中期，日本已经是一个高度商业化和企业化的社会，但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之后，工业化作为整个国家战略计划的一部分由政府引导进行，其目的在于建设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能抵抗正在入侵日本的西方列强。西方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于一些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来说颇具吸引力，但对于日本的新统治阶层来说则相当陌生，这些统治阶层的成员都是民族主义官僚，接受的是日本式的儒家教育。
新政府实现日本工业化的最知名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样板国有企业，但这些企业并非总能获得成功。一些企业，如八幡钢铁厂，对于工业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另一些则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因此，正如弗兰克·提普顿所指出的，国有棉纺织厂选择进口只能带动2，000个纺锤的水力机械，却没有投资购入能带动10，000个纺锤的蒸汽动力机械，后者可以由技术熟练程度相对较低的工人来操作。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到19世纪80年代，政府只得将那些不具备军事意义的企业改为私有。
但是，私有化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工业可以被视为独立的私人公司。日本工业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出现了被称为“财阀”的大型企业集团。有四大集团：三菱、三井、住友、安田。这些集团均为家族所有，家族通过控股来对其加以控制。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都出现了公司集中化，但在日本，这一过程采取了一种特殊形式，每个财阀的经营范围几乎涉及日本的整个工业，它们拥有自己的银行，有营销自己产品的贸易公司。财阀与政府关系密切，到最后还为政府完成重要的殖民掠夺。
样板企业并非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政府消除了原本可能妨碍经济发展的封建障碍与限制，创造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日本首次成为统一的国家，对铁路和船运业的大笔资金投入改变了交通的方式。造船业也同样得到大量资金投入，到1939年，日本的船舶产量仅次于英国。国家还创立了银行体系，对投资和贸易提供资金支持。起初日本尝试了美国式的私人银行，但随后改为创办欧洲式的央行和专业银行，以满足经济不同部门的需求。
最终，政府保持了日本的经济独立。日本曾引入许多外国专家，但他们随即被新式教育机构所培养的本土技术人才所取代。在日本成为强大的独立国家之前，外国资本一直被摈除在外。事实上，是日本的农民阶层负担了日本现代化的主要成本，他们所缴付的土地税最初占到政府收入的3/4。日本也开始建立海外帝国，以求获得受保护的市场及原材料。
日本是19世纪唯一成功进行工业化的非西方社会。它创造了特色鲜明的管控型资本主义，在其中政府扮演指导性角色，而公司的集中化采取了涵盖整个经济体的工业集团形式。另一鲜明特征是劳动力组织的软弱。事实上，工人们试图组织起来，并在工业繁荣、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一战期间取得一定成功，但工人的努力遭到了雇主的强烈反对和政府的镇压。国家福利也不发达，部分是因为雇主宁愿采取公司福利机制，将工人与公司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工人脱离工会组织。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的上述特点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日本的发展机器开始启动，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查尔莫斯·约翰逊指出，战败消除了军事干涉和财阀的阻碍，事实上加强了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能力。财阀先是解体，后又重建，这主要是因为冷战导致以美国为主的占领政府改变了它的政策。和德国的克虏伯公司一样，三菱财阀如今变为了反共资源而不是法西斯的供给来源。重要的是，财阀的重建在日本通商产业省的支持下进行，该部门专职负责制定日本的产业政策，它利用财阀对贸易、货币和投资的控制来发展未来的产业。
重建后的财阀与其他相似的企业集团一起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功能。由于覆盖整个工业，它们为跨越行业界限提供协调，但它们也参与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刺激了生产率的提高，增强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它们可以采取以扩大市场份额为目标的长期政策，因为它们的重建建立在相互控股的基础上，并且由银行提供资金，从而缓解了股东们的压力，不必过分追求分红。这也意味着它们得到了保护，以免被国外资本或恶意收购者强行收购。此种所有权模式与公司内部的紧密结合有关，因为日本公司可以顾及员工利益，而不是寻求股东分红的最大化。
在美国占领日本的前几年，工会组织迅速发展，这一事实说明，日本的工会组织由于文化原因而没能壮大的说法并不正确。1946年1月，日本共有90万工会成员，但到了1949年6月，会员人数超过了650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即使在战前最高峰的1936年，工会也只有42.1万会员。起初，工会组织得到占领政府的鼓励，被视为“民主”组织，但在占领政府的政策从反法西斯转为反共的历史大背景下，工会的迅猛发展遭到来自雇主和政府两方面持续、猛烈的攻击。但是，很快雇主的策略就发生了改变，不再试图解除工会，而是用温顺的“企业工会”取代它们。在1953年的“日产之战”中，日产公司得到了日本雇主联合会的支持以及银行的金融支援，它挑拨原有工会举行罢工，随即采取停工的方式将工会成员排除在外，并建立起自己的日产工会，工人们只有加入新工会才能重新得到工作。随后企业工会成为常态。
日本公司与员工的结合度很高，这一点成为日本公司得以击败西方竞争对手的优势。公司提供终身的就业保障，工资随着工作级别和年限不断增长，提供各种福利，有时还提供住房。作为回报，雇员必须努力地长时间工作，如果公司有需要，雇员必须放弃周末和休假。其他结合措施还包括：公司内不存在地位区分，员工穿着公司制服，工人们与经理们在工作及休闲期间相互交流。与西方公司相比，日本公司内的收入差别非常小。
一部分员工与公司紧密结合在一起，代价是其他人被排除在外。合同工、临时工、女工，这些人受制于他们的身份类别，无法享受终身福利和所有随之而来的好处。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那些依附于大企业的小型公司，它们与大企业签订了转包合同。与西方工业社会相比，日本小公司为大企业所做的工作更多。小公司是经济冲击的吸收器，大企业可以根据需求，控制劳动力人数，从而顺利度过经济震荡。在日本，与公司高度结合的终身制员工作为精英阶层，与那些可有可无的边缘雇员之间界线分明。
日本的福利体系中有一套极其重要的关联体系，在高度结合的制度框架内运作。日本只有基本的福利国家制度，这使得工人们高度依赖公司的福利机制，并强化了他们的服从性，但与此同时，国家福利的欠缺也促使日本民众未雨绸缪，为将来而储蓄。个人储蓄进入由通商产业省所控制的邮政储蓄体系，随后通商产业省又引导这笔资金投入它所选中用以投资的行业。
不可否认，日本具有成功的资本主义制度，其特性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讨论过的其他资本主义制度。福利国家制度是瑞典式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在日本模式中，福利国家制度的缺失却至关重要。国家的指导作用是日本经济的鲜明特点，一些评论者呼吁西方政府制定类似的产业政策。日本的公司所有权和银行资金模式与英美的股市模式形成反差。日本公司对于员工的掌控甚至比美国公司更为彻底，在美国，工会更富战斗精神。日本的公司福利也涵盖更多方面，罗纳德·多尔曾将日本式资本主义描述为另一层意义上的“福利资本主义”。
与我们所讨论过的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其他体系一样，日本式资本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遭遇了困境，同时日本也承受了巨大的、持续的外部压力，被要求对外开放进行贸易。70年代初，中美恢复外交后，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此时日本不再是对付东亚共产主义的堡垒，而是一个系统地采取不公平贸易手段的工业竞争者。尽管日本找到办法，用非关税壁垒替代关税壁垒（例如宣称英国的“兰翎”自行车不安全），但对于进口商品和资本的限制还是逐渐放开了。通商产业省的控制工具解体后，它不得不更多依赖在工业领域内发挥余热的退休官员所组成的广泛网络进行“行政指导”。
但是，日本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问题时，并没有放弃它原有的制度，就此走上新自由主义之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日本将增长所积累的资本投到国外，利用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建立海外业务，主要是在东南亚，但也包括欧洲、美国以及澳大利亚。通商产业省开展了一项新计划，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未来产业，日本很快成为世界领先的微晶片生产商。日本工业的竞争力如此强大，以致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一直处于巨额贸易赤字，不过日本对于美国债券的投资将日本的一部分收入重新输回美国，为背负巨额赤字的美国经济提供了资金支持。
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这一切都变了。股票及土地价格涨到难以维系的水平，经济泡沫就此破灭。股市崩盘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经济滞胀与高失业率。日本陷入了恶性的通货紧缩循环。随着失业率攀升，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民众将更多的钱用于储蓄，消费者需求下跌，经济增长随之进一步衰退。问题不在于出口市场，许多日本公司在出口方面依然很成功，问题在于国内市场。政府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增加政府开支，降低利率，但它们发现经济增长机器很难再度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