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威尔逊爵士有一天在向他们汇报整体局势时，追溯到了战争的开端，并借此机会提到了我在战前与他共事的经历。
这促使我为自治领部长们准备了一份简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综合概述，这是我当时所看到的。
我将其按原样发表。
这是记录我们被告知的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一份文献。
关于战争的笔记。
致帝国战时内阁。
1918年6月22日。
1.
战争爆发前，英国军事当局准确预测了德国的战役计划，尤其是亨利·威尔逊爵士早在1911年8月，就向国防委员会详细阐述了德国在比利时向巴黎进攻的真实情况，以及东方俄罗斯的虚弱和迟缓动员。
另一方面，我们的军事顾问对法德两国军队的相对实力和效率持过于乐观的看法。
战争爆发时，压倒一切的需求是阻止德国的进攻，首先是巴黎，其次是海峡港口，直到这一点完成，没有人能想到其他事情。
到11月底，正如参谋长所解释的那样，巴黎和海峡港口得救了，德国的攻势也被遏制住了。
因此，战争的第一阶段，可以称为“遏制势头”，就此结束。
2.
第二阶段涵盖了大约18到20个月的时间，即从1914年底到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
在这整个期间，西线的情况是英法联军足够强大以牵制德国人，但还不足以突破其防御工事发起攻击。
主要战场，即聚集主力的战场，在这段时间内不再是决定性战场，即不能获得重要决策的战场。
这些条件在英国内阁中得到了明确的认识。
英法两国的军事当局对此存在争议。
由于对力量和价值的不同评估而产生的分歧导致了一些永远不会再有的机会丧失。
3.
政界人士普遍相信，直到一支强大的英国军队能够被组建并装备精良的炮兵和充足的弹药之前，西线的僵局将持续下去。
因此，他们立即寻找其他战场，在此期间我们的力量可以获得决定性结果。
有两个伟大的行动摆在面前，每个都需要我们海军、军事和外交资源的协同行动：首先，团结西北欧角上的小国集团，从而迂回敌人的右翼，控制波罗的海，并与北方的俄罗斯建立联系；或者其次，团结东南欧角上的小国集团，在德国组织土耳其之前打击它，并从南方与俄罗斯建立联系。
在这两种政策中，前者显然更为困难，并且鉴于我们的资源，可能从来都不是可行的。
然而后者不仅可能而且易于实现，如果采取了正确的措施。
土耳其被巴尔干国家隔离开来。
她组织不良，准备不足。
她受到俄罗斯的威胁。
我们在每一个巴尔干国家中持有的牌都比德国人好。
土耳其帝国的瓜分提供了满足每一种胃口的方法。
最后，海军形势完全有利。
自宣战以来，我们在北海的优势大大增加。
德国潜艇尚未变得可怕，冯·施佩的毁灭完成了清除海洋表面德国战舰的工作。
一次两栖行动，旨在在土耳其抬头之前打击她，并联合巴尔干国家对抗其天然敌人——土耳其和奥地利帝国，是在提供北海南部优势和足够的力量积极防守法国和佛兰德斯前线的情况下，属于我们海军和军事资源范围内的。
因此，我们的行动指向敌人的南部战线，即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但遗憾的是，只是半心半意。
4.
海军和军事观点的自然倾向是混淆主战场和决定性战场。无论军队主力或舰队主力集结于何处，总能引发党派之争。
8 因此，海军专业人士对在达达尼尔海峡部署每一支部队，甚至是毫无价值的单位，都心存忌惮并加以抵制；而陆军专业人士则迟疑、吝啬地对待每一名士兵和每一发用于东线作战的炮弹。
这些倾向若非成功，本会被克服，但首次受挫便变得难以阻挡。
因此，东方事业被放弃，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灾难后果。
保加利亚，作为巴尔干地区的关键，当达达尼尔海峡的命运悬而未决时，仍犹豫不定。
其决定是在苏佛拉湾战役失利后做出的。
随后塞尔维亚迅速沦陷，一年后罗马尼亚亦随之覆灭。
德国控制并组织了土耳其，导致大量兵力被调往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将这些调动造成的损失加上因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毁灭、希腊的瘫痪以及保加利亚的敌对态度所导致的损失，我们未能成功推进东方事业的失败可能已经相当于增加了两百万敌军。
除此之外，我们还失去了通过直接接触支持和激励俄罗斯的能力。
5.
战争的第三阶段接替了第二阶段。
自1915年起，在土耳其或巴尔干地区已无望取得任何良好成果。
德国人在各处完全掌控着通信与局势。
结果，足以在那些战区取得成功的盟军规模过大，超出了我们海上运输能力的承载范围。
此外，潜艇在地中海已成为一种威胁，而俄国的军事弱点也显而易见。
1915年5月在阿尔图瓦，以及同年9月在洛斯和香槟的战役中，所损失的士兵和发射的炮弹，如果能坚定使用，那一年我们就能在整个东南战区取得胜利；但在1916年，即使四倍于此的数量也无法挽回局势。
其他可能性的消失使得法国成为我们唯一的战场。
9 然而与此同时，一支强大的英军已经形成，装备充足。
于是第三阶段，也可以称为“消耗战阶段”，开始了。
这从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开始，一直持续到1917年11月帕斯尚达勒攻势结束。
在这整个时期，英军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与法军协同，几乎不间断地，或仅以最短的恢复时间，向德军设防的防线发起攻击。
我个人始终认为，在这一时期内，除非有某种全新的大规模攻击方法得以应用，例如坦克或毒气，否则我们绝不会足够强大以突破德军精心布置的防御，而这种防御始终得到必要时撤退而不造成重大后果的能力的支持。
尽管如此，军队的英勇无畏和领导者的决心，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强大火力，使得直到帕斯尚达勒的泥泞灾难之前，我军的胜利希望和主导感从未消减。
然而，这些行动最充满希望的高潮可能是在1916年底索姆河战役后期达到的。
当时敌人正承受最大的压力。
他们在凡尔登的愚蠢行为削弱了自己。
英法联军同时在索姆河两岸对其发动进攻。
布吕西洛夫在奥地利前线取得了巨大胜利，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战争。
德国人在这一紧急情况下所做的努力应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对手有多么强大。
凭借这些努力，他们得以挺过冬季，同时击溃罗马尼亚。
6.
1917年春季，德国人并不觉得自己足够强大以抵挡英法联军的再次进攻。
因此，他们突然从索姆河战场撤退至圣昆丁和康布雷附近，从而破坏了英法联合行动计划。
这样，他们就在自己和潜在的攻击者之间建立了一片被毁区域，同时也隔开了英法联军。
通过这一策略，他们避免了今年对我们那种精心准备的集中打击，而只是在1917年余下时间面对零散的英军攻击，偶尔还有法军。
因此，1917年的战役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
虽然每次军事行动本身看起来都是成功的，取得了土地、火炮和俘虏，但实际上我们在消耗自己的力量却没有任何足够的成果。
7.
年末时，一场虚假的海事论点影响了军事政策。
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的港口被认为是潜艇战的源头，其占领或压制被认为至关重要。
事实上，这些港口当然从未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潜艇战的主要基地。
潜艇战的指挥和控制只能来自德国在易北河、威悉河和埃姆斯河口的永久性海军基地。
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确实是严重的麻烦，但它们作为目标，远远不足以让军队为此付出牺牲以确保佛兰德斯海岸的安全。
此外，季节已经进入晚期。
俄罗斯的崩溃已经发生；没有其他人参战；被攻击的敌军数量几乎与我们相当；防御的方向已被充分准备，并用半永久性的堡垒加以防范。
在这种情况下，英军的惊人努力只会削弱自身。
意大利发生的附带灾难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有害。
它的新一轮努力弥补了遭受的重大损失。
8.
当我们的指挥官专注于战斗并希望及时取得成功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俄罗斯崩溃的可怕后果。
但在11月和12月，这种担忧随着英法两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一起增长。
数月来，从俄罗斯源源不断调往西线的德军师和炮兵部队从未停止，最终积聚起一股力量，在确定我们可支配的每个师后，留给敌人近五十个师的打击力量。
敌人的军事方法与我们的不同。
进攻时，德国人使用突袭；防守时，他们使用混凝土工事。
我们今年的防御问题比德国人在1917年成功解决的更为困难。
在1917年的每次行动（除了康布雷之战）中，德军都知道攻击会落在哪里。
每次攻击（除了康布雷之战）都有几天的炮击预示，而且每项行动都没有伪装好的迹象。
每个德军阵地都由坚固的防炮掩体保护，掩体内藏有机枪，并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在后方阻止成功突破我们进攻的火力网。
最后，德军总是能够放弃他们最初轻松攻占的部分领土。
而我们今年的情况完全不同。
主动权已经完全转移到敌人手中。
他的攻击实际上或象征性地覆盖了整个战线，而且我们永远无法排除他在某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入。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有四个地点——加来、亚眠、巴黎、凡尔登——我们认为至关重要。
因此，敌人可以在我们几乎或完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在一系列关键点上轮番施压。
同时，毒气和烟雾的使用为进攻提供了新的便利，而我们的防御工事方法与德国相比仍然显得原始。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唯有我们的军队坚韧不拔以及在一定距离后继续进攻的生理难度救了我们。
敌人所遇到的顽强抵抗，尽管他取得了成功，但仍遭受的大规模血腥挫败，以及威胁彻底毁灭时盟军在人力和物资上的资源，大大平衡了这场斗争。
甚至有可能，我们将以远好于开始时的状态结束这场痛苦和灾难的战役。
但是，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9.
这就是我一直引导大家思考的问题。如果我试图按照我的理解挑选出过去的关键点，那是因为我希望表明，现在以及即将到来的未来同样需要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只要我们能够获得必要的远见和领导能力。
或许帝国战时内阁能够赋予盟军战争行动一个总体设计和对关键目标的正确选择，这是我们至今未能实现的。
10.
有两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以做。
它们早已摆在我们面前。
每个人都能看到它们，但由于同时看到太多其他事情，至今仍未采取有效行动：(1) 首先重建东线的作战阵线；(2) 制定1919年在法国进行进攻战役的计划，选定高潮时期，并尽可能将所有中间事件服从于这一最高目标。
如果我们不能在东方重建对抗德国的作战阵线，战争将看不到尽头。
所有的人民和军队的牺牲都将徒劳无功。
它们只会导致冲突延长到无法探底的深度。
我们不能接受来自美国或日本的‘否’。
我们必须迫使事件的发展而不是顺从它们的流向。
难道在捷克师控制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大部分路段并面临被背叛的布尔什维克杀害的危险时，我们不能做出一些努力去救援他们吗？10 每个人都应该每天问自己是否过于轻易地接受了消极的解决方案。
我们能否假设威尔逊总统会认为营救捷克人是一项荣誉义务？除了日本人，谁还能拯救他们呢？…… 11.
其次，我们必须组织1919年的进攻战役。
到了冬天，当我们希望目前的焦虑结束时再考虑这个问题就太晚了。
那时已经来不及了。
除非我们在整个夏天为了生存而战斗的同时，能提前展望并为1919年制定计划，否则明年我们将处于与今年同样的悲惨境地。
在这场战争中，主动权只能通过近一年前制定的计划并通过成功克服某些重大困难来夺取。
现在是否有可能构想并可视化一场1919年夏季胜利的进攻战役，制造所有必要的战斗设备，并尽可能地将中间安排服从于创造有利于该战役的局面？
击败1919年西方德军的力量存在吗？人力可以获取吗？如果是这样，机制就可以准备。
我们仍有时间。
我们是否有意志力和领导能力？ 第二十章 未打的战役 ‘蜜蜂之神是未来。’
梅特林克。
迈向最终胜利的两个实际步骤——需要美军——帕申将军的明智决策——我对克雷孟梭的使命——威尔逊总统的英勇回应——美军装备——施蒂廷纳斯先生——巴鲁克先生——硝酸盐和外交——美军炮兵问题及其解决——友好的合作——‘君子协议’——弹药工人罢工——考文垂罢工——沃什克城堡——机械战——我写给哈灵顿将军的信——1918年和1919年人力问题——7月和8月备忘录——10,000辆 caterpillar（履带式车辆）——福煦的背书——未来的希望。
在这场巨大的斗争中，当海峡港口的命运甚至英法联军的联合命运悬而未决时，我大部分的职责和思考都集中在将来。
在整个夏天，弹药委员会都在为一场可能不会发生的战役工作。
确保1919年的胜利是一项既可能又迫切的目标。
受这种信念的驱使，我集中所有时间和精力，从日常紧急事务中抽出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
我没有责任也没有权力；但我尽我所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试图引导英美政策走向两个重大实际步骤：首先，尽快以最大规模将美国人力引入欧洲；其次，制定并准备一场具有决定性规模的机械化战役计划。
在本章中，在遏制德国攻势和一个未知的光辉时期开始之间，我将尽力向读者介绍这两项措施。
我一直对美国军队跨大西洋运输的速度缓慢感到失望。
1 我不相信海军部或英国商船队的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我一直认为首要任务是运送美国士兵，并相信后来可以逐步克服他们的训练、装备和供应问题。
在吕迪道夫发动第一次打击的一周前，我向战时内阁提交如下备忘录：—
美国和航运。
1918年3月14日。
我希望战时内阁不要因为无疑存在的严重困难而偏离其决心，即用英国船只将额外的美国师运送到欧洲。
英军步兵已经减少了25%，约170个营。
增加72个美国营后，这支军队仍然比去年小得多，因此仍在我们的跨海峡运输和铁路系统的能力范围内。
将美国人力引入战争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应当压倒一切其他考虑，使我们愿意承担进一步减少粮食、民用进口和弹药的代价，而不是失去现在应该得到的好处。
这显然是一个困难必须克服和战胜的情况，而不是一出现就退缩的情况。
当前正确的价值观念应该将迅速增加法国美军人数视为最高优先事项。
除了紧迫的军事需求外，英国和美国部队在战场上混合并共同承受损失和痛苦，可能会对英语民族的未来命运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德国从战争中比进入时更强，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保障。
首相从一开始就独立形成了这些一般观点。
他在每个阶段都运用他的全部力量来实现这些观点。
他已经安排了72个美国营最初附属于英国单位。
3月21日之后的极端危险促使他加倍努力，同时也使这些努力取得了成果。
面对极端危机，帕申将军和布莱斯将军于3月28日自发地来到福煦将军面前，以最美好的方式将其在法国的所有资源暂时置于他的指挥之下。
这促使我为自治领部长们准备了一份简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综合概述，这是我当时所看到的。
我将其按原样发表。
这是记录我们被告知的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一份文献。
关于战争的笔记。
致帝国战时内阁。
1918年6月22日。
1.
战争爆发前，英国军事当局准确预测了德国的战役计划，尤其是亨利·威尔逊爵士早在1911年8月，就向国防委员会详细阐述了德国在比利时向巴黎进攻的真实情况，以及东方俄罗斯的虚弱和迟缓动员。
另一方面，我们的军事顾问对法德两国军队的相对实力和效率持过于乐观的看法。
战争爆发时，压倒一切的需求是阻止德国的进攻，首先是巴黎，其次是海峡港口，直到这一点完成，没有人能想到其他事情。
到11月底，正如参谋长所解释的那样，巴黎和海峡港口得救了，德国的攻势也被遏制住了。
因此，战争的第一阶段，可以称为“遏制势头”，就此结束。
2.
第二阶段涵盖了大约18到20个月的时间，即从1914年底到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
在这整个期间，西线的情况是英法联军足够强大以牵制德国人，但还不足以突破其防御工事发起攻击。
主要战场，即聚集主力的战场，在这段时间内不再是决定性战场，即不能获得重要决策的战场。
这些条件在英国内阁中得到了明确的认识。
英法两国的军事当局对此存在争议。
由于对力量和价值的不同评估而产生的分歧导致了一些永远不会再有的机会丧失。
3.
政界人士普遍相信，直到一支强大的英国军队能够被组建并装备精良的炮兵和充足的弹药之前，西线的僵局将持续下去。
因此，他们立即寻找其他战场，在此期间我们的力量可以获得决定性结果。
有两个伟大的行动摆在面前，每个都需要我们海军、军事和外交资源的协同行动：首先，团结西北欧角上的小国集团，从而迂回敌人的右翼，控制波罗的海，并与北方的俄罗斯建立联系；或者其次，团结东南欧角上的小国集团，在德国组织土耳其之前打击它，并从南方与俄罗斯建立联系。
在这两种政策中，前者显然更为困难，并且鉴于我们的资源，可能从来都不是可行的。
然而后者不仅可能而且易于实现，如果采取了正确的措施。
土耳其被巴尔干国家隔离开来。
她组织不良，准备不足。
她受到俄罗斯的威胁。
我们在每一个巴尔干国家中持有的牌都比德国人好。
土耳其帝国的瓜分提供了满足每一种胃口的方法。
最后，海军形势完全有利。
自宣战以来，我们在北海的优势大大增加。
德国潜艇尚未变得可怕，冯·施佩的毁灭完成了清除海洋表面德国战舰的工作。
一次两栖行动，旨在在土耳其抬头之前打击她，并联合巴尔干国家对抗其天然敌人——土耳其和奥地利帝国，是在提供北海南部优势和足够的力量积极防守法国和佛兰德斯前线的情况下，属于我们海军和军事资源范围内的。
因此，我们的行动指向敌人的南部战线，即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但遗憾的是，只是半心半意。
4.
海军和军事观点的自然倾向是混淆主战场和决定性战场。无论军队主力或舰队主力集结于何处，总能引发党派之争。
8 因此，海军专业人士对在达达尼尔海峡部署每一支部队，甚至是毫无价值的单位，都心存忌惮并加以抵制；而陆军专业人士则迟疑、吝啬地对待每一名士兵和每一发用于东线作战的炮弹。
这些倾向若非成功，本会被克服，但首次受挫便变得难以阻挡。
因此，东方事业被放弃，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灾难后果。
保加利亚，作为巴尔干地区的关键，当达达尼尔海峡的命运悬而未决时，仍犹豫不定。
其决定是在苏佛拉湾战役失利后做出的。
随后塞尔维亚迅速沦陷，一年后罗马尼亚亦随之覆灭。
德国控制并组织了土耳其，导致大量兵力被调往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
将这些调动造成的损失加上因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毁灭、希腊的瘫痪以及保加利亚的敌对态度所导致的损失，我们未能成功推进东方事业的失败可能已经相当于增加了两百万敌军。
除此之外，我们还失去了通过直接接触支持和激励俄罗斯的能力。
5.
战争的第三阶段接替了第二阶段。
自1915年起，在土耳其或巴尔干地区已无望取得任何良好成果。
德国人在各处完全掌控着通信与局势。
结果，足以在那些战区取得成功的盟军规模过大，超出了我们海上运输能力的承载范围。
此外，潜艇在地中海已成为一种威胁，而俄国的军事弱点也显而易见。
1915年5月在阿尔图瓦，以及同年9月在洛斯和香槟的战役中，所损失的士兵和发射的炮弹，如果能坚定使用，那一年我们就能在整个东南战区取得胜利；但在1916年，即使四倍于此的数量也无法挽回局势。
其他可能性的消失使得法国成为我们唯一的战场。
9 然而与此同时，一支强大的英军已经形成，装备充足。
于是第三阶段，也可以称为“消耗战阶段”，开始了。
这从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开始，一直持续到1917年11月帕斯尚达勒攻势结束。
在这整个时期，英军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与法军协同，几乎不间断地，或仅以最短的恢复时间，向德军设防的防线发起攻击。
我个人始终认为，在这一时期内，除非有某种全新的大规模攻击方法得以应用，例如坦克或毒气，否则我们绝不会足够强大以突破德军精心布置的防御，而这种防御始终得到必要时撤退而不造成重大后果的能力的支持。
尽管如此，军队的英勇无畏和领导者的决心，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强大火力，使得直到帕斯尚达勒的泥泞灾难之前，我军的胜利希望和主导感从未消减。
然而，这些行动最充满希望的高潮可能是在1916年底索姆河战役后期达到的。
当时敌人正承受最大的压力。
他们在凡尔登的愚蠢行为削弱了自己。
英法联军同时在索姆河两岸对其发动进攻。
布吕西洛夫在奥地利前线取得了巨大胜利，罗马尼亚也加入了战争。
德国人在这一紧急情况下所做的努力应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对手有多么强大。
凭借这些努力，他们得以挺过冬季，同时击溃罗马尼亚。
6.
1917年春季，德国人并不觉得自己足够强大以抵挡英法联军的再次进攻。
因此，他们突然从索姆河战场撤退至圣昆丁和康布雷附近，从而破坏了英法联合行动计划。
这样，他们就在自己和潜在的攻击者之间建立了一片被毁区域，同时也隔开了英法联军。
通过这一策略，他们避免了今年对我们那种精心准备的集中打击，而只是在1917年余下时间面对零散的英军攻击，偶尔还有法军。
因此，1917年的战役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
虽然每次军事行动本身看起来都是成功的，取得了土地、火炮和俘虏，但实际上我们在消耗自己的力量却没有任何足够的成果。
7.
年末时，一场虚假的海事论点影响了军事政策。
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的港口被认为是潜艇战的源头，其占领或压制被认为至关重要。
事实上，这些港口当然从未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潜艇战的主要基地。
潜艇战的指挥和控制只能来自德国在易北河、威悉河和埃姆斯河口的永久性海军基地。
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确实是严重的麻烦，但它们作为目标，远远不足以让军队为此付出牺牲以确保佛兰德斯海岸的安全。
此外，季节已经进入晚期。
俄罗斯的崩溃已经发生；没有其他人参战；被攻击的敌军数量几乎与我们相当；防御的方向已被充分准备，并用半永久性的堡垒加以防范。
在这种情况下，英军的惊人努力只会削弱自身。
意大利发生的附带灾难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有害。
它的新一轮努力弥补了遭受的重大损失。
8.
当我们的指挥官专注于战斗并希望及时取得成功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俄罗斯崩溃的可怕后果。
但在11月和12月，这种担忧随着英法两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一起增长。
数月来，从俄罗斯源源不断调往西线的德军师和炮兵部队从未停止，最终积聚起一股力量，在确定我们可支配的每个师后，留给敌人近五十个师的打击力量。
敌人的军事方法与我们的不同。
进攻时，德国人使用突袭；防守时，他们使用混凝土工事。
我们今年的防御问题比德国人在1917年成功解决的更为困难。
在1917年的每次行动（除了康布雷之战）中，德军都知道攻击会落在哪里。
每次攻击（除了康布雷之战）都有几天的炮击预示，而且每项行动都没有伪装好的迹象。
每个德军阵地都由坚固的防炮掩体保护，掩体内藏有机枪，并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在后方阻止成功突破我们进攻的火力网。
最后，德军总是能够放弃他们最初轻松攻占的部分领土。
而我们今年的情况完全不同。
主动权已经完全转移到敌人手中。
他的攻击实际上或象征性地覆盖了整个战线，而且我们永远无法排除他在某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入。
另一方面，我们至少有四个地点——加来、亚眠、巴黎、凡尔登——我们认为至关重要。
因此，敌人可以在我们几乎或完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在一系列关键点上轮番施压。
同时，毒气和烟雾的使用为进攻提供了新的便利，而我们的防御工事方法与德国相比仍然显得原始。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唯有我们的军队坚韧不拔以及在一定距离后继续进攻的生理难度救了我们。
敌人所遇到的顽强抵抗，尽管他取得了成功，但仍遭受的大规模血腥挫败，以及威胁彻底毁灭时盟军在人力和物资上的资源，大大平衡了这场斗争。
甚至有可能，我们将以远好于开始时的状态结束这场痛苦和灾难的战役。
但是，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9.
这就是我一直引导大家思考的问题。如果我试图按照我的理解挑选出过去的关键点，那是因为我希望表明，现在以及即将到来的未来同样需要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只要我们能够获得必要的远见和领导能力。
或许帝国战时内阁能够赋予盟军战争行动一个总体设计和对关键目标的正确选择，这是我们至今未能实现的。
10.
有两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以做。
它们早已摆在我们面前。
每个人都能看到它们，但由于同时看到太多其他事情，至今仍未采取有效行动：(1) 首先重建东线的作战阵线；(2) 制定1919年在法国进行进攻战役的计划，选定高潮时期，并尽可能将所有中间事件服从于这一最高目标。
如果我们不能在东方重建对抗德国的作战阵线，战争将看不到尽头。
所有的人民和军队的牺牲都将徒劳无功。
它们只会导致冲突延长到无法探底的深度。
我们不能接受来自美国或日本的‘否’。
我们必须迫使事件的发展而不是顺从它们的流向。
难道在捷克师控制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大部分路段并面临被背叛的布尔什维克杀害的危险时，我们不能做出一些努力去救援他们吗？10 每个人都应该每天问自己是否过于轻易地接受了消极的解决方案。
我们能否假设威尔逊总统会认为营救捷克人是一项荣誉义务？除了日本人，谁还能拯救他们呢？…… 11.
其次，我们必须组织1919年的进攻战役。
到了冬天，当我们希望目前的焦虑结束时再考虑这个问题就太晚了。
那时已经来不及了。
除非我们在整个夏天为了生存而战斗的同时，能提前展望并为1919年制定计划，否则明年我们将处于与今年同样的悲惨境地。
在这场战争中，主动权只能通过近一年前制定的计划并通过成功克服某些重大困难来夺取。
现在是否有可能构想并可视化一场1919年夏季胜利的进攻战役，制造所有必要的战斗设备，并尽可能地将中间安排服从于创造有利于该战役的局面？
击败1919年西方德军的力量存在吗？人力可以获取吗？如果是这样，机制就可以准备。
我们仍有时间。
我们是否有意志力和领导能力？ 第二十章 未打的战役 ‘蜜蜂之神是未来。’
梅特林克。
迈向最终胜利的两个实际步骤——需要美军——帕申将军的明智决策——我对克雷孟梭的使命——威尔逊总统的英勇回应——美军装备——施蒂廷纳斯先生——巴鲁克先生——硝酸盐和外交——美军炮兵问题及其解决——友好的合作——‘君子协议’——弹药工人罢工——考文垂罢工——沃什克城堡——机械战——我写给哈灵顿将军的信——1918年和1919年人力问题——7月和8月备忘录——10,000辆 caterpillar（履带式车辆）——福煦的背书——未来的希望。
在这场巨大的斗争中，当海峡港口的命运甚至英法联军的联合命运悬而未决时，我大部分的职责和思考都集中在将来。
在整个夏天，弹药委员会都在为一场可能不会发生的战役工作。
确保1919年的胜利是一项既可能又迫切的目标。
受这种信念的驱使，我集中所有时间和精力，从日常紧急事务中抽出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
我没有责任也没有权力；但我尽我所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试图引导英美政策走向两个重大实际步骤：首先，尽快以最大规模将美国人力引入欧洲；其次，制定并准备一场具有决定性规模的机械化战役计划。
在本章中，在遏制德国攻势和一个未知的光辉时期开始之间，我将尽力向读者介绍这两项措施。
我一直对美国军队跨大西洋运输的速度缓慢感到失望。
1 我不相信海军部或英国商船队的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我一直认为首要任务是运送美国士兵，并相信后来可以逐步克服他们的训练、装备和供应问题。
在吕迪道夫发动第一次打击的一周前，我向战时内阁提交如下备忘录：—
美国和航运。
1918年3月14日。
我希望战时内阁不要因为无疑存在的严重困难而偏离其决心，即用英国船只将额外的美国师运送到欧洲。
英军步兵已经减少了25%，约170个营。
增加72个美国营后，这支军队仍然比去年小得多，因此仍在我们的跨海峡运输和铁路系统的能力范围内。
将美国人力引入战争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应当压倒一切其他考虑，使我们愿意承担进一步减少粮食、民用进口和弹药的代价，而不是失去现在应该得到的好处。
这显然是一个困难必须克服和战胜的情况，而不是一出现就退缩的情况。
当前正确的价值观念应该将迅速增加法国美军人数视为最高优先事项。
除了紧迫的军事需求外，英国和美国部队在战场上混合并共同承受损失和痛苦，可能会对英语民族的未来命运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德国从战争中比进入时更强，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保障。
首相从一开始就独立形成了这些一般观点。
他在每个阶段都运用他的全部力量来实现这些观点。
他已经安排了72个美国营最初附属于英国单位。
3月21日之后的极端危险促使他加倍努力，同时也使这些努力取得了成果。
面对极端危机，帕申将军和布莱斯将军于3月28日自发地来到福煦将军面前，以最美好的方式将其在法国的所有资源暂时置于他的指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