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里波利取得胜利并因此给俄罗斯带来援助和鼓励后，我将准备好与您讨论夏季或秋季在法国发动攻势的计划。
如果他已经下定决心采取这一决定，正确衡量了事物的比例，并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道路，他就具备了采取行动的能力。
内阁会热烈支持他。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在半岛上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付出的生命代价和炮弹消耗远低于后来被迫接受的水平；无论如何，他都会挽救英国在法国的军队免于五月的无谓屠杀，甚至可能阻止法国发动春季在阿图瓦地区的大规模进攻，那次进攻几乎损失了近二十五万人。
或者基奇纳勋爵可以对约瑟夫将军说：“尽管我认为你的进攻不会成功，但如果坚持的话，我会配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尝试加里波利行动，除非海军重新发起攻击，否则我们不得不承认那里的失败。”
两条路都痛苦，但两者都是合理且可行的。
当然，如果海军继续失败，我会选择第一条；但如果基奇纳勋爵选择第二条，我也不能抱怨。
这将使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海军部和内阁面临一个赤裸裸的选择：要么屈辱地失败，要么在四月份已经确立的所有改进条件下坚定地继续进行海军攻击。
结果虽然严峻，但依然简单明了。
我会对战时委员会说：“如果你们希望尝试这件事，请明确表态，我会找到一位第一海务大臣和一名指挥官来执行你们的意愿。
如果不准备这样做，那么我们必须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行动，因为我们一直保留这样的自由，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在亚历山大勒塔或其他小规模行动中登陆来掩盖我们的失败。”
如果这种情况被明确创造出来，我相信德罗贝克海军上将，在当时凯斯舰长的敦促下，并得到海军部和内阁的支持，将会重新开始他于三月十八日后中断的海军行动。
结果如何无人能预测。
如果他成功了，结果必定至关重要。
如果他失败了，至少不会有纠缠不清的局面。
首相可以选择另一位第一海务大臣，或者国家可以选出另一位首相。
每个人都将是自由的。
逻辑而勇敢地应用思维过程或许不能阻止战争中的不愉快事情发生，但至少它们提供了明确而光荣的决策，根据这些决策，士兵、水手和部长们可以诚实地履行职责，平静地等待命运的打击。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连这些阴沉的慰藉都没有提供。
基奇纳勋爵在这两个选项之间没有做出决定，而是陷入其中，无法维持任何一个。
战争委员会不仅没有与他正面交锋，让他面对问题，反而默默地、被动地等待着他思想的神秘运作。
第一海务大臣继续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如果军事进攻失败，他可以说，“我一直反对达达尼尔行动——看看我二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如果成功了，他可以说，“我一直支持联合行动——看看我一月四日写给第一海务大臣的信。”
英国在法国的军队在法国军队的旁边艰难前行，进入了五月的灾难性攻势，当这些攻势失败时，总参谋部转向基奇纳勋爵，揭露了炮弹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
汉密尔顿爵士的军队在半岛上登陆，然后在胜利触手可及之际，由于缺乏炮弹和增援部队而倒下，而这两者在他们需要的数量上都可以随时提供。
最后，舰队虽然现在完全装备好进行海军攻击，却把责任推给了陆军，从未测试过敌人的防御，成为一系列长期灾难和机会错失的旁观者和辅助助手。
第十四章 U型潜艇的首次挫败 时间表—更大的潜艇：战前实力—未知因素—费舍尔勋爵1913年的备忘录—海军部的观点—潜艇武器的特点—潜艇上的火炮—英国潜艇服务的效率—德国1915年2月4日的声明：对商业战争的威胁—我对下议院的声明—海军部的努力—2月11日的决定—保护海峡通讯—武装拖网渔船队—寻找火炮—蚊式舰队—指示网—诱饵船—2月18日：U型潜艇攻击开始—失败—德国的损失—多佛海峡屏障—四月和五月：失败得到确认—与美国的封锁争议—问题的严重性—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耐心与调和。
时间表是叙事的关键。
然而，当众多事件并驾齐驱时，不可避免的是它们的进展会受到选择和分类的影响。
有些必须暂时靠边站，直到主要压力过去；另一些则利用任何间隙，赶往超出一般叙述范围的时期。
在整个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行动中，正如一系列章节所描述的那样，总体的海军战争一直在持续进行。
大舰队仍然以不懈的警惕注视着他们的对手。
内阁仍在努力完善并维持对海上敌人和大洋彼岸律师们的封锁。
源源不断的增援和补给不断流向法国。
最后，海军部被要求保护英国商船队免受一种新型且前所未有的攻击。
第一次U型潜艇战役已经开始，为了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叙述这个事件，有必要回顾过去并稍微提前进入未来。
当我1911年到海军部时，我们有57艘潜艇（11艘A型已过时，11艘B型，33艘C型和2艘D型），而德国只有15艘；但除了2艘D型外，我们所有的潜艇只能在离本国海岸不远的地方活动。
它们无法伴随舰队行动，也无法进行长时间的独立航行；而德国15艘潜艇中有11艘至少与我们的2艘D型一样优秀。
在我负责的三年准备期间，潜艇部队由凯斯准将领导。
早在1912年，我们就已经开始设想通过远洋潜艇来维持对德国港口的近距离封锁，这种封锁方式已经不可能通过驱逐舰和水面舰艇实现。
因此，我们不断寻求建造更大、更先进的“远洋”或“大洋”潜艇。
我们开发了E级潜艇和一两艘其他更大类型的潜艇。
遇到了巨大的技术困难，承包商和海军部各部门的拖延令人极为恼火。
这种大型潜艇完全是实验性的，不乏专家怀疑是否能克服超过一定尺寸的潜艇的技术难题。
此外，由于签订的合同实际上将潜艇制造的垄断权授予了一家特定的公司，我们在最初的实验工作上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1912年，在凯斯准将的建议下，我们决定打破这些束缚性的合同，分别在克莱德和泰恩河畔订购不同型号的潜艇。
我们还购买了意大利和法国的潜艇，以了解它们设计方面的所有知识。
然而，进展极其缓慢，并在每个阶段都充满疑虑。
战争爆发时，我们总共建造了74艘潜艇，正在建造31艘，另有14艘已订购或计划建造。
德国已建成33艘，正在建造28艘。
但在我们建成的74艘潜艇中，只有18艘（8艘E型和10艘D型）是远洋潜艇，而在德国建成的33艘潜艇中，多达28艘是“远洋”潜艇。
因此，情况是：我们有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用于抵御入侵和保护港口；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远洋”潜艇来维持对赫尔戈兰湾的连续完整的潜艇封锁；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多的这类潜艇。我们若假装对此事态感到满意，那便是矫揉造作。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战前大规模建造潜艇，很可能也会刺激德国展开同等甚至更大的潜艇计划。
这将使我们面临无法通过增加英国潜艇数量来弥补的危险。
事情或许正是如此最好。
在战争爆发之初，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海军都不了解潜艇能够做到的一切。
直到这些武器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开始使用时，它们非凡的海上续航能力才变得明显。
双方很快发现，较大的潜艇每次可以在海上独自停留八到十天而不会让船员筋疲力尽。
在两国海军中，这些时间迅速加倍甚至三倍。
潜艇不仅没有因为恶劣天气返回港口，反而似乎比其他任何类型的舰艇更能抵御风暴。
这些技能高超、训练有素、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水手和工程师在极端的人类勇气和坚韧面前做出了难以置信的奉献。
在战争之前，潜艇能做什么是一个谜。
它们会被命令去做什么又是另一个谜。
1913年底，当时失业的费舍尔勋爵写了一篇著名的备忘录，讨论德国可能利用潜艇攻击商船的情况，并声称德国无疑不会犹豫沉没那些无法带入港口的商船，这是战争法的要求。
这份备忘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S.S. Hall船长的技术知识，他是费舍尔勋爵的亲密追随者；但老海军上将的远见主导了整个论点。
我立即让海务委员们和技术部门考虑这份备忘录。
第一海务大臣和我都不赞同费舍尔勋爵认为德国会使用潜艇无差别地击沉武装商船的观点。
这种行为违背了海洋的古老法律和惯例。
路易斯王子写信给我，说费舍尔勋爵的精彩论文“因这个建议而受到损害”。
我不能因为我的判断——无论它如何——而犹豫不决地发表不利于我的文件。
1914年1月1日，我给费舍尔勋爵写了如下信件：“我仔细阅读并重新阅读了您为海军部起草的关于潜艇的精彩且极有价值的论文，并已要求我的海军同事立即研究它。
“有一些问题我不太确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使用潜艇击沉商船的问题。我认为文明国家永远不会这样做。”
我接着将这种暴行与瘟疫的传播和个人暗杀相比较。
“这些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提议，您的论文的优秀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因此受到了损害。
“像您一样，我对我们的潜艇发展感到不安，显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须以大幅扩大的规模努力应对德国在过去六年中进行的巨大计划……
“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一个文明国家会采取这样的做法，我们确信，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他们会将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他们。
“特别是，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做的国家将无法区分敌方船只和中立船只，而且错误将会发生，除了道德义愤之外，这些错误将迫使强大的中立国对一个海盗国家宣战。
“费舍尔勋爵对德国性格的诊断是正确的，而海军部是错的。
“但即使我们采纳了他的观点，也不容易看出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可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来防范这样的袭击。
“潜艇是唯一一种不与同类作战的战舰。
这并不是说潜艇之间从未发生过战斗，但这些战斗是例外情况，通常结果不确定。
因此，一方的潜艇舰队不应根据另一方的潜艇舰队来衡量。
其力量不应根据敌方潜艇的数量来调节，而应根据本国的战争计划和特殊情况来决定。
如果德国在战争初期拥有的潜艇数量是实际数量的四倍，她将获得巨大优势并立即使我们陷入严重危险。
增加我们的潜艇数量四倍并不能解决这个危险，即使我们这么做，也不会使德国面临同样程度的危险。
在判断这些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战争年代发生的海军科学和发明的巨大变化和进步。
一切必须根据当时的知识和实际情况来权衡。
例如，在战争爆发前，我一直反对在潜艇上安装火炮，而在战争后期阶段，德国潜艇的火炮给我们造成了巨大伤害，我们的潜艇也发展出常规的火炮装备，甚至我们还建造了一艘携带12英寸火炮的潜艇。
但这可以用后来出现的全新目的和新条件来解释。
如果德国潜艇只攻击战舰，它们就不会找到使用小口径火炮的地方，而只能完全依赖命运攸关的鱼雷。
只有当它们开始攻击毫无防御或几乎毫无防御的商船时，鱼雷的消耗量变得不可接受，它们才意识到在许多情况下，使用火炮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只有当潜艇建造技术足够先进并且战争提供了无限的资金后，我们才能建造一艘足够大的潜艇，携带12英寸火炮，希望它突然出现并向一艘毫无防备的轻型巡洋舰发射一枚大炮弹。
肤浅且不合时宜的批评家很容易宣称武装潜艇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反对它的那些人是错误的。
然而，我坚持认为，除非火炮的尺寸能产生与鱼雷一样决定性的效果，否则不应在潜艇上安装火炮用于攻击战舰，包括其他潜艇；并且我发现事实证明，战争期间没有任何战舰被潜艇的火力击沉；而且数百艘拖网渔船中，许多仅配备3磅炮，只有两艘在与潜艇的持续冲突中被击沉。
如果我反对那些我在任期间主持的海军部的潜艇政策的指责，那么更不会承认英国潜艇部队在技能或冒险精神上逊于德国潜艇部队。
相反，我主张并会提供证据证明他们的事迹每月都在不争地证明他们的优越性。
但他们遭受了一个压倒性的劣势，这不是我们所能消除的，即缺乏目标。
除了少数快速船只的突然出海，偶尔有一艘巡洋舰的意外航行，或者精心准备、严密保护、迅速执行的公海舰队游行，德国海军仍然被困在其鱼雷防护港内；而在波罗的海以外，德国的全部商业活动都停止了。
另一方面，每片海域都挤满了英国商船——每天都有几十艘大型船只到达和离开，而我们的舰队多次在海上活动，我们的巡逻巡洋舰和武装商船维持着不间断的监视和遥远的封锁。
如果形势反转，允许我们攻击毫无防御的商船，将取得更为可怕的成果。
这不是断言而已。
这是可以证明的事实。正如将在叙述英国潜艇在马尔马拉海的英勇事迹时所见，一艘单独的潜艇——E11号——三次穿越并再次穿过达达尼尔海峡那十倍于危险的水雷区、纳加拉网以及漫长的严密防守区域，停留在马尔马拉海长达九十六天（其中一次连续四十七天），单枪匹马击沉了一百零一艘船只，其中包括一艘战列舰、一艘现代驱逐舰和三艘炮艇。
纳什密斯指挥官（V.C.）的这一非凡壮举虽然受到博伊尔指挥官（V.C.）在E14号潜艇上的激烈竞争，但在潜艇战争史上仍未被超越。
1915年2月4日，德国海军部发布了以下声明：
“大不列颠及其爱尔兰周围的所有水域，包括整个英吉利海峡，现已被宣布为战区。自2月18日起，在此战区内发现的每一艘敌方商船都将被摧毁，且无法总是避免对船员和乘客造成危险。
“中立国船只在此战区也将面临危险，鉴于英国政府于1月31日下令滥用中立国旗，以及由于海军作战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无法避免错误攻击中立国船只。”
我们现在面临着费舍尔勋爵在1913年备忘录中预见的情况。然而，这一事件并未给海军部带来严重恐慌。我们的信息显示，德国人最多只能拥有二十到二十五艘能够封锁不列颠群岛的潜艇。这些潜艇只能分三批工作，因此同时在行动的不会超过七到八艘。考虑到进出联合王国众多港口的巨大贸易量，只要我们的船只继续大胆出海，似乎可以肯定不会对我们的贸易产生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确信德国的声明及其不可避免的中立国意外事件将冒犯甚至可能使美国陷入困境，并且无论如何，我们的封锁立场都会大大增强。我们期待美国政府对我们放松封锁系统的压力有所缓解，并且我们获得了一系列实用论据来支持我们的主张。
我们在海军部连续多日仔细讨论，之后我宣布我们将每周公布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量，以及进出英国港口的船只数量。
我在2月15日关于海军预算的演讲中使用了以下话语：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令人焦虑且严重的。现在看来，我们将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国家所进行的战争的目标。潜艇通过直接撞击而不搜查或谈判的方式击沉商船是一种全新的且前所未有的做法。这种情况是任何人都未曾预料到的，并且在战争开始之前，这种做法将被普遍谴责和拒绝。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攻击异常，我们就不能做出良好的防御和回应。
如果他已经下定决心采取这一决定，正确衡量了事物的比例，并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道路，他就具备了采取行动的能力。
内阁会热烈支持他。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在半岛上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付出的生命代价和炮弹消耗远低于后来被迫接受的水平；无论如何，他都会挽救英国在法国的军队免于五月的无谓屠杀，甚至可能阻止法国发动春季在阿图瓦地区的大规模进攻，那次进攻几乎损失了近二十五万人。
或者基奇纳勋爵可以对约瑟夫将军说：“尽管我认为你的进攻不会成功，但如果坚持的话，我会配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尝试加里波利行动，除非海军重新发起攻击，否则我们不得不承认那里的失败。”
两条路都痛苦，但两者都是合理且可行的。
当然，如果海军继续失败，我会选择第一条；但如果基奇纳勋爵选择第二条，我也不能抱怨。
这将使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海军部和内阁面临一个赤裸裸的选择：要么屈辱地失败，要么在四月份已经确立的所有改进条件下坚定地继续进行海军攻击。
结果虽然严峻，但依然简单明了。
我会对战时委员会说：“如果你们希望尝试这件事，请明确表态，我会找到一位第一海务大臣和一名指挥官来执行你们的意愿。
如果不准备这样做，那么我们必须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行动，因为我们一直保留这样的自由，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在亚历山大勒塔或其他小规模行动中登陆来掩盖我们的失败。”
如果这种情况被明确创造出来，我相信德罗贝克海军上将，在当时凯斯舰长的敦促下，并得到海军部和内阁的支持，将会重新开始他于三月十八日后中断的海军行动。
结果如何无人能预测。
如果他成功了，结果必定至关重要。
如果他失败了，至少不会有纠缠不清的局面。
首相可以选择另一位第一海务大臣，或者国家可以选出另一位首相。
每个人都将是自由的。
逻辑而勇敢地应用思维过程或许不能阻止战争中的不愉快事情发生，但至少它们提供了明确而光荣的决策，根据这些决策，士兵、水手和部长们可以诚实地履行职责，平静地等待命运的打击。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连这些阴沉的慰藉都没有提供。
基奇纳勋爵在这两个选项之间没有做出决定，而是陷入其中，无法维持任何一个。
战争委员会不仅没有与他正面交锋，让他面对问题，反而默默地、被动地等待着他思想的神秘运作。
第一海务大臣继续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如果军事进攻失败，他可以说，“我一直反对达达尼尔行动——看看我二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如果成功了，他可以说，“我一直支持联合行动——看看我一月四日写给第一海务大臣的信。”
英国在法国的军队在法国军队的旁边艰难前行，进入了五月的灾难性攻势，当这些攻势失败时，总参谋部转向基奇纳勋爵，揭露了炮弹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
汉密尔顿爵士的军队在半岛上登陆，然后在胜利触手可及之际，由于缺乏炮弹和增援部队而倒下，而这两者在他们需要的数量上都可以随时提供。
最后，舰队虽然现在完全装备好进行海军攻击，却把责任推给了陆军，从未测试过敌人的防御，成为一系列长期灾难和机会错失的旁观者和辅助助手。
第十四章 U型潜艇的首次挫败 时间表—更大的潜艇：战前实力—未知因素—费舍尔勋爵1913年的备忘录—海军部的观点—潜艇武器的特点—潜艇上的火炮—英国潜艇服务的效率—德国1915年2月4日的声明：对商业战争的威胁—我对下议院的声明—海军部的努力—2月11日的决定—保护海峡通讯—武装拖网渔船队—寻找火炮—蚊式舰队—指示网—诱饵船—2月18日：U型潜艇攻击开始—失败—德国的损失—多佛海峡屏障—四月和五月：失败得到确认—与美国的封锁争议—问题的严重性—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耐心与调和。
时间表是叙事的关键。
然而，当众多事件并驾齐驱时，不可避免的是它们的进展会受到选择和分类的影响。
有些必须暂时靠边站，直到主要压力过去；另一些则利用任何间隙，赶往超出一般叙述范围的时期。
在整个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行动中，正如一系列章节所描述的那样，总体的海军战争一直在持续进行。
大舰队仍然以不懈的警惕注视着他们的对手。
内阁仍在努力完善并维持对海上敌人和大洋彼岸律师们的封锁。
源源不断的增援和补给不断流向法国。
最后，海军部被要求保护英国商船队免受一种新型且前所未有的攻击。
第一次U型潜艇战役已经开始，为了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叙述这个事件，有必要回顾过去并稍微提前进入未来。
当我1911年到海军部时，我们有57艘潜艇（11艘A型已过时，11艘B型，33艘C型和2艘D型），而德国只有15艘；但除了2艘D型外，我们所有的潜艇只能在离本国海岸不远的地方活动。
它们无法伴随舰队行动，也无法进行长时间的独立航行；而德国15艘潜艇中有11艘至少与我们的2艘D型一样优秀。
在我负责的三年准备期间，潜艇部队由凯斯准将领导。
早在1912年，我们就已经开始设想通过远洋潜艇来维持对德国港口的近距离封锁，这种封锁方式已经不可能通过驱逐舰和水面舰艇实现。
因此，我们不断寻求建造更大、更先进的“远洋”或“大洋”潜艇。
我们开发了E级潜艇和一两艘其他更大类型的潜艇。
遇到了巨大的技术困难，承包商和海军部各部门的拖延令人极为恼火。
这种大型潜艇完全是实验性的，不乏专家怀疑是否能克服超过一定尺寸的潜艇的技术难题。
此外，由于签订的合同实际上将潜艇制造的垄断权授予了一家特定的公司，我们在最初的实验工作上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1912年，在凯斯准将的建议下，我们决定打破这些束缚性的合同，分别在克莱德和泰恩河畔订购不同型号的潜艇。
我们还购买了意大利和法国的潜艇，以了解它们设计方面的所有知识。
然而，进展极其缓慢，并在每个阶段都充满疑虑。
战争爆发时，我们总共建造了74艘潜艇，正在建造31艘，另有14艘已订购或计划建造。
德国已建成33艘，正在建造28艘。
但在我们建成的74艘潜艇中，只有18艘（8艘E型和10艘D型）是远洋潜艇，而在德国建成的33艘潜艇中，多达28艘是“远洋”潜艇。
因此，情况是：我们有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用于抵御入侵和保护港口；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远洋”潜艇来维持对赫尔戈兰湾的连续完整的潜艇封锁；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多的这类潜艇。我们若假装对此事态感到满意，那便是矫揉造作。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战前大规模建造潜艇，很可能也会刺激德国展开同等甚至更大的潜艇计划。
这将使我们面临无法通过增加英国潜艇数量来弥补的危险。
事情或许正是如此最好。
在战争爆发之初，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海军都不了解潜艇能够做到的一切。
直到这些武器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开始使用时，它们非凡的海上续航能力才变得明显。
双方很快发现，较大的潜艇每次可以在海上独自停留八到十天而不会让船员筋疲力尽。
在两国海军中，这些时间迅速加倍甚至三倍。
潜艇不仅没有因为恶劣天气返回港口，反而似乎比其他任何类型的舰艇更能抵御风暴。
这些技能高超、训练有素、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官、水手和工程师在极端的人类勇气和坚韧面前做出了难以置信的奉献。
在战争之前，潜艇能做什么是一个谜。
它们会被命令去做什么又是另一个谜。
1913年底，当时失业的费舍尔勋爵写了一篇著名的备忘录，讨论德国可能利用潜艇攻击商船的情况，并声称德国无疑不会犹豫沉没那些无法带入港口的商船，这是战争法的要求。
这份备忘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S.S. Hall船长的技术知识，他是费舍尔勋爵的亲密追随者；但老海军上将的远见主导了整个论点。
我立即让海务委员们和技术部门考虑这份备忘录。
第一海务大臣和我都不赞同费舍尔勋爵认为德国会使用潜艇无差别地击沉武装商船的观点。
这种行为违背了海洋的古老法律和惯例。
路易斯王子写信给我，说费舍尔勋爵的精彩论文“因这个建议而受到损害”。
我不能因为我的判断——无论它如何——而犹豫不决地发表不利于我的文件。
1914年1月1日，我给费舍尔勋爵写了如下信件：“我仔细阅读并重新阅读了您为海军部起草的关于潜艇的精彩且极有价值的论文，并已要求我的海军同事立即研究它。
“有一些问题我不太确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使用潜艇击沉商船的问题。我认为文明国家永远不会这样做。”
我接着将这种暴行与瘟疫的传播和个人暗杀相比较。
“这些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提议，您的论文的优秀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因此受到了损害。
“像您一样，我对我们的潜艇发展感到不安，显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须以大幅扩大的规模努力应对德国在过去六年中进行的巨大计划……
“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一个文明国家会采取这样的做法，我们确信，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他们会将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他们。
“特别是，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做的国家将无法区分敌方船只和中立船只，而且错误将会发生，除了道德义愤之外，这些错误将迫使强大的中立国对一个海盗国家宣战。
“费舍尔勋爵对德国性格的诊断是正确的，而海军部是错的。
“但即使我们采纳了他的观点，也不容易看出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可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来防范这样的袭击。
“潜艇是唯一一种不与同类作战的战舰。
这并不是说潜艇之间从未发生过战斗，但这些战斗是例外情况，通常结果不确定。
因此，一方的潜艇舰队不应根据另一方的潜艇舰队来衡量。
其力量不应根据敌方潜艇的数量来调节，而应根据本国的战争计划和特殊情况来决定。
如果德国在战争初期拥有的潜艇数量是实际数量的四倍，她将获得巨大优势并立即使我们陷入严重危险。
增加我们的潜艇数量四倍并不能解决这个危险，即使我们这么做，也不会使德国面临同样程度的危险。
在判断这些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战争年代发生的海军科学和发明的巨大变化和进步。
一切必须根据当时的知识和实际情况来权衡。
例如，在战争爆发前，我一直反对在潜艇上安装火炮，而在战争后期阶段，德国潜艇的火炮给我们造成了巨大伤害，我们的潜艇也发展出常规的火炮装备，甚至我们还建造了一艘携带12英寸火炮的潜艇。
但这可以用后来出现的全新目的和新条件来解释。
如果德国潜艇只攻击战舰，它们就不会找到使用小口径火炮的地方，而只能完全依赖命运攸关的鱼雷。
只有当它们开始攻击毫无防御或几乎毫无防御的商船时，鱼雷的消耗量变得不可接受，它们才意识到在许多情况下，使用火炮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只有当潜艇建造技术足够先进并且战争提供了无限的资金后，我们才能建造一艘足够大的潜艇，携带12英寸火炮，希望它突然出现并向一艘毫无防备的轻型巡洋舰发射一枚大炮弹。
肤浅且不合时宜的批评家很容易宣称武装潜艇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反对它的那些人是错误的。
然而，我坚持认为，除非火炮的尺寸能产生与鱼雷一样决定性的效果，否则不应在潜艇上安装火炮用于攻击战舰，包括其他潜艇；并且我发现事实证明，战争期间没有任何战舰被潜艇的火力击沉；而且数百艘拖网渔船中，许多仅配备3磅炮，只有两艘在与潜艇的持续冲突中被击沉。
如果我反对那些我在任期间主持的海军部的潜艇政策的指责，那么更不会承认英国潜艇部队在技能或冒险精神上逊于德国潜艇部队。
相反，我主张并会提供证据证明他们的事迹每月都在不争地证明他们的优越性。
但他们遭受了一个压倒性的劣势，这不是我们所能消除的，即缺乏目标。
除了少数快速船只的突然出海，偶尔有一艘巡洋舰的意外航行，或者精心准备、严密保护、迅速执行的公海舰队游行，德国海军仍然被困在其鱼雷防护港内；而在波罗的海以外，德国的全部商业活动都停止了。
另一方面，每片海域都挤满了英国商船——每天都有几十艘大型船只到达和离开，而我们的舰队多次在海上活动，我们的巡逻巡洋舰和武装商船维持着不间断的监视和遥远的封锁。
如果形势反转，允许我们攻击毫无防御的商船，将取得更为可怕的成果。
这不是断言而已。
这是可以证明的事实。正如将在叙述英国潜艇在马尔马拉海的英勇事迹时所见，一艘单独的潜艇——E11号——三次穿越并再次穿过达达尼尔海峡那十倍于危险的水雷区、纳加拉网以及漫长的严密防守区域，停留在马尔马拉海长达九十六天（其中一次连续四十七天），单枪匹马击沉了一百零一艘船只，其中包括一艘战列舰、一艘现代驱逐舰和三艘炮艇。
纳什密斯指挥官（V.C.）的这一非凡壮举虽然受到博伊尔指挥官（V.C.）在E14号潜艇上的激烈竞争，但在潜艇战争史上仍未被超越。
1915年2月4日，德国海军部发布了以下声明：
“大不列颠及其爱尔兰周围的所有水域，包括整个英吉利海峡，现已被宣布为战区。自2月18日起，在此战区内发现的每一艘敌方商船都将被摧毁，且无法总是避免对船员和乘客造成危险。
“中立国船只在此战区也将面临危险，鉴于英国政府于1月31日下令滥用中立国旗，以及由于海军作战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无法避免错误攻击中立国船只。”
我们现在面临着费舍尔勋爵在1913年备忘录中预见的情况。然而，这一事件并未给海军部带来严重恐慌。我们的信息显示，德国人最多只能拥有二十到二十五艘能够封锁不列颠群岛的潜艇。这些潜艇只能分三批工作，因此同时在行动的不会超过七到八艘。考虑到进出联合王国众多港口的巨大贸易量，只要我们的船只继续大胆出海，似乎可以肯定不会对我们的贸易产生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确信德国的声明及其不可避免的中立国意外事件将冒犯甚至可能使美国陷入困境，并且无论如何，我们的封锁立场都会大大增强。我们期待美国政府对我们放松封锁系统的压力有所缓解，并且我们获得了一系列实用论据来支持我们的主张。
我们在海军部连续多日仔细讨论，之后我宣布我们将每周公布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量，以及进出英国港口的船只数量。
我在2月15日关于海军预算的演讲中使用了以下话语：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令人焦虑且严重的。现在看来，我们将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国家所进行的战争的目标。潜艇通过直接撞击而不搜查或谈判的方式击沉商船是一种全新的且前所未有的做法。这种情况是任何人都未曾预料到的，并且在战争开始之前，这种做法将被普遍谴责和拒绝。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攻击异常，我们就不能做出良好的防御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