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先生致阿斯奎斯先生。
1915年1月5日。
我完全同意汉基上校关于特殊机械装置用于攻克战壕的观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战场上和陆军部竟然让近三个月的堑壕战进展而没有专注于这些问题。
当前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所有关于火力领域的军事理论。温斯顿·丘吉尔的作品《The World Crisis》中文翻译：
火器的威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认为100码的距离足以阻止任何冲锋。为了避免炮火的猛烈打击，战壕常常挖掘在阵地的反坡上，或者村庄、树林或其他障碍物后方稍远处。
结果是，战争变成了一场近距离战斗，而不是预期中的远距离战斗，双方的战壕也因此越靠越近，以相互避开对方炮火的威胁。
因此，问题不再是如何在精心准备的古老斜坡上发起长距离攻击，而是如何跨越这100或200码的开阔地带和铁丝网障碍。
这一切在两个多月前就已经显而易见，但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也没有做任何准备。
在短时间内很容易改装一些蒸汽拖拉机，在上面安装小型装甲护罩，士兵和机枪可以放置其中，这样就能做到弹药无法穿透。
在夜间使用时，它们不会受到炮火的严重影响。
履带系统可以轻松越过战壕，机器的重量会摧毁所有的铁丝网障碍。
四十或五十台这样的引擎秘密准备，并在黄昏时分运至指定位置，可以相当肯定地进入敌人的战壕，摧毁所有障碍，并用机枪火力和从顶部投掷的手榴弹清扫战壕。
然后，这些点将成为英国支援步兵向前冲锋并集结的支撑点。
接着，他们可以向前推进攻击第二道战壕。
成本将会很低。
如果实验失败了，又有什么损害呢？一个明显的谨慎措施就是两个月前开始类似的工作。
现在当然应该这样做。
盾牌是另一个显然需要进行的大规模试验。
哪种型号更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应该制造各种型号的大量盾牌；有的手持，有的穿戴，有的滚动使用。
如果现在的泥泞阻碍了盾牌或牵引机的运作，那么第一场霜冻会使它们完全有效。
为了这个目的，我一个月前下令海军航空队设计出最好的轮式盾牌。
这些很快就会准备好，必要时可以用于实验。
第三个应该系统化并大规模使用的装置是人造烟雾。
可以制造小的烟雾桶，点燃后会产生浓密的黑色烟柱，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开启或关闭。
还有其他事项与此紧密相关，我已经向您提请注意，但这些事项极为机密，我不能将其写在纸上。
我们面临的最严重危险之一是德国可能正在实施并准备所有这些惊喜攻击，我们随时可能面临某种全新的攻击形式。
应当有一个由工程军官和其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持续坐在陆军部，制定计划并审查建议，我还要重复一点，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提前进行长时间的实验。
如果装置要在需要时准备就绪，那么制造必须与实验同时进行。
最坏的情况是浪费掉一笔相对较小的资金。
阿斯奎斯先生在我1月5日的信送达两天或三天后亲自交给基奇纳勋爵，并强烈敦促他研究这些问题。
基奇纳勋爵对此完全支持，随后将项目移交给弹药总监办公室。
其命运由以下几周后的备忘录决定，高技术权威人士在七周的反思后记录下他们的意见。
1915年2月26日。
我与...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认为该项目不太可能成功，原因在于（1）设计和制造足够数量的机器所需的时间，（2）涉及的巨大重量，（3）对炮火的脆弱性，以及（4）在敌人可能占领的地面上移动的困难。
我可能是错的，也许如果我能看到任何有能力的人愿意提交的设计，我会被说服。
您能否与...中校协商，推荐一位有能力的设计者，将条件提交给他？
1915年3月1日。
您能否建议一位能够设计陆地巡洋舰的人的名字，这种巡洋舰不太重，能够穿越普通地形并翻越通常的围栏？我自己不知道有谁，但也许土木工程师学会会长可以提供帮助。
1915年3月1日。
恐怕我做不到。
在这个国家里唯一在这方面有过经验的是格兰瑟姆的霍恩索布公司。
这些备忘录导致第二次尝试制造坦克失败，并将该项目体面地埋葬在陆军部的档案中。
我不知道我的信对首相产生了什么影响，也不知道陆军部在做什么；但我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军方当局既不相信制造这类引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制造后的价值。
然而，只要海军和公众事务的压力允许，我仍然时不时地思考这个主题。
因此，1915年1月19日，我给空军司司长发了一条备忘录，指示他用蒸汽压路机进行某些实验，以通过发动机的重量破坏敌人的战壕。
当然，我对机械学一无所知，只能提出或促进具有启发性的想法，提供资金并下达实验和行动的命令。
这一特定变体（在汉基上校12月28日的报告中提到）由于机械缺陷而失败，但毫无疑问，它在装甲车军官和专家中形成了意见，并激发了寻找其他更有帮助解决方案的想象力。
所以这里有三个完全独立的努力来获得制造和采用后来被称为‘坦克’的车辆，所有这些努力都因机械缺陷或官方阻挠而失败。
这种情况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法国军事当局没有要求此类武器，几个月内也没有要求；来自平民或其他方面的每一个建议都被陆军部拒绝。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已经开始，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严峻的海军事务。
然而，指挥装甲车队的威斯敏斯特公爵本人也是这些话题的讨论中心，他邀请我在2月17日与几个装甲车队的军官共进晚餐。
谈话围绕着越野装甲车辆展开，属于装甲车队的赫瑟林顿少校了解已进行的各种实验，在整个问题上以力量和远见发言，倡导创建规模远远超过可行范围的陆地战舰。
这次谈话后，我决心立即下达命令，确保以某种形式继续我长期相信的项目。
因此，我指示赫瑟林顿少校提交他的计划，当时他的计划是一个直径40英尺的巨大轮子上的平台，两天后我将这些计划转发给第一海务卿（费舍尔勋爵），敦促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机械天赋来推动它们完成。
除此之外，第二天，即20日，我召见了海军首席设计师坦尼森-丹科特先生，并召集了一个会议，由于我当时生病，会议于当天下午在海军部我的卧室举行。
由此成立了由我下令成立的海军陆地船委员会，由坦尼森-丹科特先生担任主席。坦尼森-恩考特先生直接向我报告，他们被敦促以最积极的方式努力，争取解决这一问题。
从1915年2月20日这个委员会成立到1916年8月索姆河战役中坦克首次参战，其间有一条因果关系的连续链条。
3月20日，坦尼森-恩考特先生向我报告说，他的委员会已经设计出两种可能的类型，比赫瑟林顿少校想象的小得多，一种由大轮子驱动，另一种则采用履带式行动。
我立即通过备忘录要求提供时间和资金估算。
1915年3月20日
最紧急的情况
如有延迟，请特别向我报告
时间和资金估算
W.S.C.
这些估算提供了出来，3月26日我承担了订购这十八辆车辆的责任，当时它们被称为陆地舰艇，其中六辆是轮式类型，十二辆是履带式类型。
1915年3月26日
按照提议进行并迅速推进
出于保密考虑，这可以被视为批准
W.S.C.
因此，我亲自承担了涉及约七万英镑公共资金支出的责任。
我没有邀请海军部董事会与我共同承担这份责任。
我也没有通知陆军部，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反对我在这一领域进行干涉，而且我知道弹药总监部门对这类想法并不十分接受。
我也未告知财政部。
在这样一个充满投机性的项目上花费这么一大笔钱是一个严重的决定，而没有任何高级别的军事或海军专家确信该项目的优点。
此外，此事完全超出了我自己部门的范围或我所拥有的任何正常权力。
如果坦克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或者从未被军事当局接受或在战争中使用，并且如果我后来被召到议会委员会面前，我无法有效防御浪费公共资金的指控，因为这件事根本不是我的职责所在，而且我也未能从任何负责任的军事方面获得专家建议。
战争的极其严重局势，以及我对打破生产这些机械所面临的僵局的需求的信念，是我的辩护理由；但只有在它们取得巨大后续成功的情况下，这种辩护才有效。
这里可以做一个一般性评论。
装甲车辆能够穿越地形、越过战壕和其他天然障碍物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H.G.威尔斯先生在1903年撰写的文章中，实际上已经穷尽了在这个领域的想象力可能性。
此外，从很早的时候起，战争的历史就充满了用于攻击堡垒和防御阵地的此类装置。
应用这一理念的基本原理也相当明显。
通过各种硬化工艺，防弹装甲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完善的水平。
内燃机提供了动力。
Pedrail和履带系统都已广为人知，并已在世界许多地方广泛应用。
因此，构成坦克的主要三个要素均已齐备，可以实现这一理念。
然而，有两件事需要区别开来：(a) 发起和维持导致坦克生产的行动的责任，以及(b) 解决与设计相关但主要原则之外的极难问题的功劳。
这些服务是完全分开的。
从未有过一个时刻可以说一辆坦克已经被“发明”。
也从未有过一个人可以说“这个人发明了坦克”。
但在实际制造第一批坦克时，确实有一个明确下达命令的时刻，也有一个直接由于这一授权而设计出有效机器的时刻。
我认为负责项目机械执行的是坦尼森-恩考特先生。
没有他的高权威和巨大的专业知识，这个项目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他的指导下，特里顿爵士和威尔逊少校在适应和制造领域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但我根据坦尼森-恩考特先生的才能和知识，以及他对解决机械困难的保证，批准了公共资金的支出。
我信任他，就像我会信任贝克海军上将在早期项目中的判断一样，来决定事情是否可行，并找到绕过技术困难的方法。
一旦他说可以做到，我就准备承担必要的资金和授权的风险和责任。
我只与他一人打交道，他也只从我这里接收命令。
其他一些军官，如斯文顿上校和图洛克船长，在1915年1月就抓住了这个想法，并向陆军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然而，这些军官没有执行的权力，他们的努力因上级的阻挠而化为乌有。
他们不幸的是无法指挥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也无法说服那些有权采取行动的人。
在我于1915年5月底离开海军部后，企业又面临一次极端危险的时刻。
新的海军部包括旧海军部四个海军成员中的三个。
在亨利·杰克逊爵士的新任第一海务大臣的领导下，他们似乎认为已经发生的约四万五千英镑的财务承诺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完全超出了海军部的利益范围。
因此，在我当时的事务普遍不受欢迎的情况下，他们提议终止合同并废除整个项目。
然而，坦尼森-恩考特先生忠实地履行了我交给他的任务。
他警告我即将来临的决策，或者可能已经做出的决策，于是我作为内阁战争委员会的成员亲自向巴尔福先生，这位新任海军大臣，上诉。
经过考虑，巴尔福先生决定继续进行一台实验机器的建造。
仅剩下一台。
但这成为了“母舰”，在1916年1月在哈特菲尔德公园展出，成为1916年8月索姆河战役中战斗坦克的精确模型，并且是所有在大战中作战的重型坦克的原型和原则上的原型。
我在1月5日给首相的信中关于使用烟雾的段落以及提到的秘密，也需要一个旁述。
1914年9月初，邓多纳德中将，著名的科克伦海军上将的孙子，向基奇纳勋爵谈到了他的祖先留下的制作烟幕的各种计划，以及利用有害但不一定致命的气体驱赶敌人计划。
“基奇纳勋爵，”邓多纳德写道，“他立刻告诉我他认为这些计划对于陆地行动毫无用处，而且既然这些计划是由一名海军上将发明的，我最好去找海军部。”
于是邓多纳德获得了介绍给第二海务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的资格，并于9月28日与他进行了会面。
第二海务大臣总体上持赞成态度，并于9月29日写道：“我已经与路易王子讨论过此事，他认为你最好去找丘吉尔，不要提及我们。”
我在南非解放莱迪史密斯期间曾在邓多纳德的旅团服役，我立即安排会见他。
我对他的想法立即产生了兴趣，并请求查看科克伦的计划。
邓多纳德几天后回复说，他认为国家紧急情况终于使他有理由揭示他一生守护的秘密，并在10月中旬他给我带来了历史上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交给英国政府。
在包裹的内页，用老海军上将细腻的笔迹写着：“一句足以概括帝国智慧：所有堡垒，尤其是海上堡垒，在浓烟掩护下，都可以被点燃在城墙迎风处的硫磺烟雾所不可抗拒地征服。”被读者因这句恭维而吸引，他无疑会立刻抓住这个想法的全部意义。
我毫不耽搁地召见了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亲王路易斯），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我开始寻找探索这个主题的方法而不危及它的秘密。
首先，我求助于阿瑟·威尔逊爵士，他的实用和发明性的思维似乎特别适合这项任务。
然而，结果是否定的。
丘吉尔先生致邓唐纳德勋爵。
1914年10月18日。
阿瑟·威尔逊爵士认为由于现代条件，该计划已经过时，再和他讨论此方案毫无意义。
我不同意这些观点，正在考虑如何以及何时取得进展。
同时，非常感谢您，我把您最有趣的文件归还给您。
邓唐纳德勋爵致丘吉尔先生。
1914年10月24日。
“过时”一词并不能描述一种全新的尝试。
我知道，您对批评有准确的价值评估。
我必须相信，您托付给军官们的秘密将会被保守……
我相信，如果您同意海军退出，您会帮助我的愿望，即在计划下进行陆地行动。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邓唐纳德勋爵继续给我送来基于他祖父想法的卓越建议，经过决定性的指示进行实验后，我继续努力以秘密方式获得强有力的专业支持。
例如：
邓唐纳德勋爵致丘吉尔先生。
1914年10月。
这种作战方法一旦泄露，当然可以被任何国家使用，但从目前可预见的情况来看，一个拥有海上霸权的岛国几乎无需担心，相反可能从中受益。
邓唐纳德勋爵的秘密
自这些计划由海军上将邓唐纳德勋爵于1811年发明以来（在他指挥爆炸和火船袭击巴斯克罗兹港两年后），一些有助于它们实施的因素已经发展起来，如机械驱动船只、无马车辆、通信快速化以及防毒气面罩。
成功使用上述计划主要取决于有利的风向……
从荷兰海岸到柏林的风速统计显示，来自[西向]的风比来自相反或东方方向的风更为盛行，特别是在11月、12月、1月和2月尤为如此……
……装有硫磺的车辆将由穿戴防毒气面罩的人操作和运行……
对数英里的战壕进行攻击将通过硫磺和烟雾在分段前沿进行，未使用硫磺的中间区域仅会用烟雾遮蔽，以使敌方炮兵失明。
1915年1月5日。
我完全同意汉基上校关于特殊机械装置用于攻克战壕的观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战场上和陆军部竟然让近三个月的堑壕战进展而没有专注于这些问题。
当前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所有关于火力领域的军事理论。温斯顿·丘吉尔的作品《The World Crisis》中文翻译：
火器的威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认为100码的距离足以阻止任何冲锋。为了避免炮火的猛烈打击，战壕常常挖掘在阵地的反坡上，或者村庄、树林或其他障碍物后方稍远处。
结果是，战争变成了一场近距离战斗，而不是预期中的远距离战斗，双方的战壕也因此越靠越近，以相互避开对方炮火的威胁。
因此，问题不再是如何在精心准备的古老斜坡上发起长距离攻击，而是如何跨越这100或200码的开阔地带和铁丝网障碍。
这一切在两个多月前就已经显而易见，但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也没有做任何准备。
在短时间内很容易改装一些蒸汽拖拉机，在上面安装小型装甲护罩，士兵和机枪可以放置其中，这样就能做到弹药无法穿透。
在夜间使用时，它们不会受到炮火的严重影响。
履带系统可以轻松越过战壕，机器的重量会摧毁所有的铁丝网障碍。
四十或五十台这样的引擎秘密准备，并在黄昏时分运至指定位置，可以相当肯定地进入敌人的战壕，摧毁所有障碍，并用机枪火力和从顶部投掷的手榴弹清扫战壕。
然后，这些点将成为英国支援步兵向前冲锋并集结的支撑点。
接着，他们可以向前推进攻击第二道战壕。
成本将会很低。
如果实验失败了，又有什么损害呢？一个明显的谨慎措施就是两个月前开始类似的工作。
现在当然应该这样做。
盾牌是另一个显然需要进行的大规模试验。
哪种型号更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应该制造各种型号的大量盾牌；有的手持，有的穿戴，有的滚动使用。
如果现在的泥泞阻碍了盾牌或牵引机的运作，那么第一场霜冻会使它们完全有效。
为了这个目的，我一个月前下令海军航空队设计出最好的轮式盾牌。
这些很快就会准备好，必要时可以用于实验。
第三个应该系统化并大规模使用的装置是人造烟雾。
可以制造小的烟雾桶，点燃后会产生浓密的黑色烟柱，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开启或关闭。
还有其他事项与此紧密相关，我已经向您提请注意，但这些事项极为机密，我不能将其写在纸上。
我们面临的最严重危险之一是德国可能正在实施并准备所有这些惊喜攻击，我们随时可能面临某种全新的攻击形式。
应当有一个由工程军官和其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持续坐在陆军部，制定计划并审查建议，我还要重复一点，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提前进行长时间的实验。
如果装置要在需要时准备就绪，那么制造必须与实验同时进行。
最坏的情况是浪费掉一笔相对较小的资金。
阿斯奎斯先生在我1月5日的信送达两天或三天后亲自交给基奇纳勋爵，并强烈敦促他研究这些问题。
基奇纳勋爵对此完全支持，随后将项目移交给弹药总监办公室。
其命运由以下几周后的备忘录决定，高技术权威人士在七周的反思后记录下他们的意见。
1915年2月26日。
我与...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认为该项目不太可能成功，原因在于（1）设计和制造足够数量的机器所需的时间，（2）涉及的巨大重量，（3）对炮火的脆弱性，以及（4）在敌人可能占领的地面上移动的困难。
我可能是错的，也许如果我能看到任何有能力的人愿意提交的设计，我会被说服。
您能否与...中校协商，推荐一位有能力的设计者，将条件提交给他？
1915年3月1日。
您能否建议一位能够设计陆地巡洋舰的人的名字，这种巡洋舰不太重，能够穿越普通地形并翻越通常的围栏？我自己不知道有谁，但也许土木工程师学会会长可以提供帮助。
1915年3月1日。
恐怕我做不到。
在这个国家里唯一在这方面有过经验的是格兰瑟姆的霍恩索布公司。
这些备忘录导致第二次尝试制造坦克失败，并将该项目体面地埋葬在陆军部的档案中。
我不知道我的信对首相产生了什么影响，也不知道陆军部在做什么；但我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军方当局既不相信制造这类引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制造后的价值。
然而，只要海军和公众事务的压力允许，我仍然时不时地思考这个主题。
因此，1915年1月19日，我给空军司司长发了一条备忘录，指示他用蒸汽压路机进行某些实验，以通过发动机的重量破坏敌人的战壕。
当然，我对机械学一无所知，只能提出或促进具有启发性的想法，提供资金并下达实验和行动的命令。
这一特定变体（在汉基上校12月28日的报告中提到）由于机械缺陷而失败，但毫无疑问，它在装甲车军官和专家中形成了意见，并激发了寻找其他更有帮助解决方案的想象力。
所以这里有三个完全独立的努力来获得制造和采用后来被称为‘坦克’的车辆，所有这些努力都因机械缺陷或官方阻挠而失败。
这种情况可能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法国军事当局没有要求此类武器，几个月内也没有要求；来自平民或其他方面的每一个建议都被陆军部拒绝。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已经开始，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严峻的海军事务。
然而，指挥装甲车队的威斯敏斯特公爵本人也是这些话题的讨论中心，他邀请我在2月17日与几个装甲车队的军官共进晚餐。
谈话围绕着越野装甲车辆展开，属于装甲车队的赫瑟林顿少校了解已进行的各种实验，在整个问题上以力量和远见发言，倡导创建规模远远超过可行范围的陆地战舰。
这次谈话后，我决心立即下达命令，确保以某种形式继续我长期相信的项目。
因此，我指示赫瑟林顿少校提交他的计划，当时他的计划是一个直径40英尺的巨大轮子上的平台，两天后我将这些计划转发给第一海务卿（费舍尔勋爵），敦促他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机械天赋来推动它们完成。
除此之外，第二天，即20日，我召见了海军首席设计师坦尼森-丹科特先生，并召集了一个会议，由于我当时生病，会议于当天下午在海军部我的卧室举行。
由此成立了由我下令成立的海军陆地船委员会，由坦尼森-丹科特先生担任主席。坦尼森-恩考特先生直接向我报告，他们被敦促以最积极的方式努力，争取解决这一问题。
从1915年2月20日这个委员会成立到1916年8月索姆河战役中坦克首次参战，其间有一条因果关系的连续链条。
3月20日，坦尼森-恩考特先生向我报告说，他的委员会已经设计出两种可能的类型，比赫瑟林顿少校想象的小得多，一种由大轮子驱动，另一种则采用履带式行动。
我立即通过备忘录要求提供时间和资金估算。
1915年3月20日
最紧急的情况
如有延迟，请特别向我报告
时间和资金估算
W.S.C.
这些估算提供了出来，3月26日我承担了订购这十八辆车辆的责任，当时它们被称为陆地舰艇，其中六辆是轮式类型，十二辆是履带式类型。
1915年3月26日
按照提议进行并迅速推进
出于保密考虑，这可以被视为批准
W.S.C.
因此，我亲自承担了涉及约七万英镑公共资金支出的责任。
我没有邀请海军部董事会与我共同承担这份责任。
我也没有通知陆军部，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反对我在这一领域进行干涉，而且我知道弹药总监部门对这类想法并不十分接受。
我也未告知财政部。
在这样一个充满投机性的项目上花费这么一大笔钱是一个严重的决定，而没有任何高级别的军事或海军专家确信该项目的优点。
此外，此事完全超出了我自己部门的范围或我所拥有的任何正常权力。
如果坦克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或者从未被军事当局接受或在战争中使用，并且如果我后来被召到议会委员会面前，我无法有效防御浪费公共资金的指控，因为这件事根本不是我的职责所在，而且我也未能从任何负责任的军事方面获得专家建议。
战争的极其严重局势，以及我对打破生产这些机械所面临的僵局的需求的信念，是我的辩护理由；但只有在它们取得巨大后续成功的情况下，这种辩护才有效。
这里可以做一个一般性评论。
装甲车辆能够穿越地形、越过战壕和其他天然障碍物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H.G.威尔斯先生在1903年撰写的文章中，实际上已经穷尽了在这个领域的想象力可能性。
此外，从很早的时候起，战争的历史就充满了用于攻击堡垒和防御阵地的此类装置。
应用这一理念的基本原理也相当明显。
通过各种硬化工艺，防弹装甲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完善的水平。
内燃机提供了动力。
Pedrail和履带系统都已广为人知，并已在世界许多地方广泛应用。
因此，构成坦克的主要三个要素均已齐备，可以实现这一理念。
然而，有两件事需要区别开来：(a) 发起和维持导致坦克生产的行动的责任，以及(b) 解决与设计相关但主要原则之外的极难问题的功劳。
这些服务是完全分开的。
从未有过一个时刻可以说一辆坦克已经被“发明”。
也从未有过一个人可以说“这个人发明了坦克”。
但在实际制造第一批坦克时，确实有一个明确下达命令的时刻，也有一个直接由于这一授权而设计出有效机器的时刻。
我认为负责项目机械执行的是坦尼森-恩考特先生。
没有他的高权威和巨大的专业知识，这个项目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他的指导下，特里顿爵士和威尔逊少校在适应和制造领域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但我根据坦尼森-恩考特先生的才能和知识，以及他对解决机械困难的保证，批准了公共资金的支出。
我信任他，就像我会信任贝克海军上将在早期项目中的判断一样，来决定事情是否可行，并找到绕过技术困难的方法。
一旦他说可以做到，我就准备承担必要的资金和授权的风险和责任。
我只与他一人打交道，他也只从我这里接收命令。
其他一些军官，如斯文顿上校和图洛克船长，在1915年1月就抓住了这个想法，并向陆军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然而，这些军官没有执行的权力，他们的努力因上级的阻挠而化为乌有。
他们不幸的是无法指挥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也无法说服那些有权采取行动的人。
在我于1915年5月底离开海军部后，企业又面临一次极端危险的时刻。
新的海军部包括旧海军部四个海军成员中的三个。
在亨利·杰克逊爵士的新任第一海务大臣的领导下，他们似乎认为已经发生的约四万五千英镑的财务承诺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完全超出了海军部的利益范围。
因此，在我当时的事务普遍不受欢迎的情况下，他们提议终止合同并废除整个项目。
然而，坦尼森-恩考特先生忠实地履行了我交给他的任务。
他警告我即将来临的决策，或者可能已经做出的决策，于是我作为内阁战争委员会的成员亲自向巴尔福先生，这位新任海军大臣，上诉。
经过考虑，巴尔福先生决定继续进行一台实验机器的建造。
仅剩下一台。
但这成为了“母舰”，在1916年1月在哈特菲尔德公园展出，成为1916年8月索姆河战役中战斗坦克的精确模型，并且是所有在大战中作战的重型坦克的原型和原则上的原型。
我在1月5日给首相的信中关于使用烟雾的段落以及提到的秘密，也需要一个旁述。
1914年9月初，邓多纳德中将，著名的科克伦海军上将的孙子，向基奇纳勋爵谈到了他的祖先留下的制作烟幕的各种计划，以及利用有害但不一定致命的气体驱赶敌人计划。
“基奇纳勋爵，”邓多纳德写道，“他立刻告诉我他认为这些计划对于陆地行动毫无用处，而且既然这些计划是由一名海军上将发明的，我最好去找海军部。”
于是邓多纳德获得了介绍给第二海务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的资格，并于9月28日与他进行了会面。
第二海务大臣总体上持赞成态度，并于9月29日写道：“我已经与路易王子讨论过此事，他认为你最好去找丘吉尔，不要提及我们。”
我在南非解放莱迪史密斯期间曾在邓多纳德的旅团服役，我立即安排会见他。
我对他的想法立即产生了兴趣，并请求查看科克伦的计划。
邓多纳德几天后回复说，他认为国家紧急情况终于使他有理由揭示他一生守护的秘密，并在10月中旬他给我带来了历史上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交给英国政府。
在包裹的内页，用老海军上将细腻的笔迹写着：“一句足以概括帝国智慧：所有堡垒，尤其是海上堡垒，在浓烟掩护下，都可以被点燃在城墙迎风处的硫磺烟雾所不可抗拒地征服。”被读者因这句恭维而吸引，他无疑会立刻抓住这个想法的全部意义。
我毫不耽搁地召见了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亲王路易斯），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我开始寻找探索这个主题的方法而不危及它的秘密。
首先，我求助于阿瑟·威尔逊爵士，他的实用和发明性的思维似乎特别适合这项任务。
然而，结果是否定的。
丘吉尔先生致邓唐纳德勋爵。
1914年10月18日。
阿瑟·威尔逊爵士认为由于现代条件，该计划已经过时，再和他讨论此方案毫无意义。
我不同意这些观点，正在考虑如何以及何时取得进展。
同时，非常感谢您，我把您最有趣的文件归还给您。
邓唐纳德勋爵致丘吉尔先生。
1914年10月24日。
“过时”一词并不能描述一种全新的尝试。
我知道，您对批评有准确的价值评估。
我必须相信，您托付给军官们的秘密将会被保守……
我相信，如果您同意海军退出，您会帮助我的愿望，即在计划下进行陆地行动。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邓唐纳德勋爵继续给我送来基于他祖父想法的卓越建议，经过决定性的指示进行实验后，我继续努力以秘密方式获得强有力的专业支持。
例如：
邓唐纳德勋爵致丘吉尔先生。
1914年10月。
这种作战方法一旦泄露，当然可以被任何国家使用，但从目前可预见的情况来看，一个拥有海上霸权的岛国几乎无需担心，相反可能从中受益。
邓唐纳德勋爵的秘密
自这些计划由海军上将邓唐纳德勋爵于1811年发明以来（在他指挥爆炸和火船袭击巴斯克罗兹港两年后），一些有助于它们实施的因素已经发展起来，如机械驱动船只、无马车辆、通信快速化以及防毒气面罩。
成功使用上述计划主要取决于有利的风向……
从荷兰海岸到柏林的风速统计显示，来自[西向]的风比来自相反或东方方向的风更为盛行，特别是在11月、12月、1月和2月尤为如此……
……装有硫磺的车辆将由穿戴防毒气面罩的人操作和运行……
对数英里的战壕进行攻击将通过硫磺和烟雾在分段前沿进行，未使用硫磺的中间区域仅会用烟雾遮蔽，以使敌方炮兵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