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詹姆斯签署了一项停战协议，并通过条约予以确认。
虽然他并非显然富有想象力的人，但他有自己的梦想。
他或许期待着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的永恒争斗能够结束，而常常威胁中世纪英格兰的法苏联盟的持续危险能够永远被打破。
无论如何，亨利通过将自己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詹姆斯四世，于1502年迈出了联合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第一步，直到他去世后北方才恢复和平。
对于法国，他的政策同样非常成功。
他意识到，通过战争的威胁所能获得的利益比战争本身更多。
亨利召集议会同意对法国开战并征税，同时着手组建一支小型军队，这支军队于1492年渡过海峡前往加莱，并围攻布洛涅。
与此同时，他开始与法国国王谈判，由于法国国王无法同时面对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被迫向他妥协。
亨利两面获利。
如同爱德华四世一样，他不仅获得了法国支付的可观补贴，还收集了英格兰用于战争的税款。
欧洲最强大的新君主国是西班牙，最近由阿拉贡的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共同努力锻造而成，并在对抗摩尔人的战争中取得了成功。
他们的婚姻标志着国家的统一。
从1489年起，当亨利的长子亚瑟与他们的女儿、公主凯瑟琳订婚时，英格兰和西班牙稳步合作，从法国获取战利品——西班牙以领土形式，亨利则以每年现金贡赋的形式，早期的贡赋约占王室常规收入的五分之一。
作为政治家的亨利七世深受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新锐政治理念的影响。
他在国外流亡宫廷度过的充满悬赏追捕的青年时期教会了他很多。
他目睹了婚姻谈判、条约、雇佣职业武士为路易十一和勃艮第的查理作战、贸易监管以及法国民族君主制与地方贵族、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调节。
在权衡和讨论当代问题时，他用拉丁种族当时正在高度发展的实际政治精炼分析，磨砺了自己的威尔士精明。
他努力在英格兰建立一个由本土机构塑造的强大君主制。
如同他的同时代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一样，亨利几乎总是通过适应旧形式来工作，只是略微修改，而不是粗暴创新。
没有根本的宪法变革，行政管理再次牢固确立。
国王的枢密院得到了加强。
它被赋予国会授权，无需宣誓即可审问任何人，并仅凭书面证据即可谴责他们，这种方式与普通法的惯例不同。
星室法庭定期在威斯敏斯特召开，首席法官出席。
它最初是国王枢密院的一个司法委员会，处理需要特殊对待的案件，因为其中一方势力过大或罪行新颖或严重。
弱者和受压迫者对富人和强者的投诉，涉及私人武装侍从的招募案件，以及涉及陪审团腐败的案件，都成了其职责范围。
但国王枢密院的主要职能是治理而非审判。
成员的选择由君主决定。
即使当选，他们也不能依法出席；可以随时被罢免；同时他们可以阻止英格兰任何法院的任何行动，并将其转移到自己手中，逮捕任何人，折磨任何人。
一个小的内委会负责外交事务。
另一个管理财政，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穿过中世纪财政部的繁琐做法；财政大臣现在直接对国王负责。
而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国王本人，他是直接个人统治的化身，经常亲自授权或审计支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支出，也会用巨大的潦草签名，这些签名仍然可以在伦敦档案馆看到。
亨利七世可能是坐在英国王位上最擅长商业的君主。
他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才挑选者。
他的大多数大臣并非出身于世袭贵族；许多人是教士；几乎所有人都是出身低微。
理查德·福克斯，温彻斯特主教，首席大臣，也是国王之后英格兰最强大的人物，在遇见亨利之前曾是赫里福德的一名教师，后来两人成为流亡中的同伴。
埃德蒙·达德利是一名伦敦市的副治安官，在关于佛兰德羊毛贸易的监管中引起了国王的注意。
约翰·斯泰尔，发明了第一种外交密码，并被任命为西班牙大使，最初的职业是一名杂货商或布商。
理查德·恩普森是筛子制造商的儿子。
亨利最初还不足够强大，承受不起错误。
每天在他的所有空闲时间里，他都会记下关于政治事务的笔记，关于需要关注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人员”，谁该被任用、奖励、监禁、流放或处决。
和其他时代的王子一样，除了对行政管理的全身心投入外，他的主要兴趣是外交政策。
他维持了第一批永久驻外的英国使节。
他认为外交是一种不错的替代手段，代替了他的前任们的暴力行为，而早期、准确和定期的信息对于外交的运作至关重要。
甚至在国内组织了一个间谍系统，米兰大使给他的主人公爵路德维科的报告中描述了亨利的国外情报的卓越之处：“国王从自己的代表、其他国家的臣民以及商人那里获得了欧洲事务的准确信息。
如果阁下想给他送消息，应该要么特别详细地给出，要么在别人之前传达。”
再者，与其他君主一样，亨利也建造和改造。
他在威斯敏斯特的小教堂和他的里士满宫是他建筑品味的宏伟纪念碑。
虽然他个人节俭，但他维持着精心计算的排场；他穿着华丽的衣服，佩戴着精美的珠宝，戴着富丽堂皇的项链，在众人簇拥下打着华盖公开露面，由贵族侍候，他的宫廷大约七百人在塔楼里每日用餐，由小丑、吟游诗人、猎手和他著名的豹子取悦。
亨利七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自觉的创新者，背离古老的习俗，仍然是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
即使在玫瑰战争的最后几年，约克王朝的君主们仍在为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奠定基础。
在亨利七世的统治下，这些被抑制的希望变成了现实。
他在将中世纪制度转化为现代统治机构方面的技巧和智慧从未受到质疑。
他的成就确实是巨大且持久的。他在先辈们的废墟与灰烬中建立自己的权势。
他节俭而谨慎地积聚起在当时看来极为庞大的流动财富储备。
他训练了一支高效的仆从队伍。
他提升了王室的威望，同时未失去下议院的合作。
他将繁荣与君主制联系在一起。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君主中，无论是在成就还是声望上，他都不逊于法国的路易十一或西班牙的斐迪南。
人们常常忘记，几乎所有现存的亨利七世的画像都基于同一副死亡面具，这面具无疑在容貌上是准确的，但却赋予了他一种冷硬且严肃的外观，这与任何同时代的描述都不相符。
然而，这些画像似乎与我们所知的他的性格和经历相吻合。
不过，国家肖像画廊中的那幅画像却绘制于他去世前四年；在这里，他那敏锐而冷峻的灰色双眼从拱形背景中凝视着前方。
纤细且保养得宜的双手轻放在画框底部。
他的嘴唇紧闭，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有一种幻灭感、疲惫感、不懈的警惕感，最重要的是，有一种深深的悲伤与责任感。
这就是都铎王朝的建筑师，一个将带领英格兰走出中世纪的混乱，走向更强大的新时代的人。
第三章 亨利八世国王 从后来几个世纪的角度来看，年轻时的亨利八世成长的时代是一个旧秩序正在消亡的时代。
但这种变化在当时并未完全显现。
在那些生活其中的人看来，这一切似乎确实如此。
对统治者而言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是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
这一新现象既令人畏惧又令人困惑，并非遥不可及。
在海峡彼岸，法国新君主制从百年战争中得以大幅增强。
路易十一和他的儿子查理八世已不再是松散整合的一群封建公国的首领。
他们从英吉利海峡到地中海统治着一个团结且人口众多的法国。
最令人生畏的法国封臣——英国国王——最终被驱逐出这片土地，他的先辈曾是这里的强大领主，并声称与法兰西王室地位平等。
只有加莱仍属于征服者威廉和亨利·兰开斯特的继承人。
与此同时，法国王室旁支勃艮第家族，在其末代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于1477年去世后宣告终结。
路易十一设法将勃艮第公国据为己有。
其余勃艮第遗产通过玛丽与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婚姻传给了哈布斯堡家族。
从此，哈布斯堡家族掌控了勃艮第公爵以智谋与运气在荷兰和比利时获得的公国、郡县、领地和城市。
如今，哈布斯堡家族与瓦卢瓦家族在法国东北边境相互对峙。
这标志着一场长期斗争的开始。
然而，尽管
时势将证明法国王权的不稳定，瓦卢瓦王朝的国王们统治着一个可以被称为法兰西国家的整体。
而这个国家的首脑在与英格兰的长期斗争中得到了双倍的强化；他现在可以从非贵族阶层征税，无需再求助于三级会议，并且拥有一支常备军。
凭借他的收入，他可以雇佣瑞士步兵，打造并维护他的大型火炮阵地，还可以雇用法国那股炽热的骑士力量。
有一个中世纪的国家似乎无视这一聚合与集中的进程。
神圣罗马帝国显然正在分崩离析。
但在过去的两代人中，皇帝一直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而外交与运气弥补了武力的不足。
作为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永远都在展示实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但他娶了欧洲最富有的女继承人。
于是，奥地利家族开始奉行通过婚姻赢得重大胜利的原则。
在下一代，这条建议带来了更加辉煌的结果，因为马克西米利安之子、继承人菲利普与一个比他母亲更为显赫的女继承人结婚，即乔安娜公主，她是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继承人。
正是她的姐姐通过嫁给亚瑟王子，继而嫁给亨利八世国王，加速了都铎王朝的崛起。
在这个权力不断增长的世界中，英格兰国王的行动资源远少于他的邻国。
他的
臣民数量不超过三百万人。
他拥有的收入微薄，没有常备军，也没有仅对皇家意志负责的国家机器。然而，由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荷兰行省的临近，英格兰被迫在欧洲政治中扮演角色。他的国王陷入战争与谈判之中，联盟的转变以及权力平衡的变化，这些是他未曾经历过的，他也只能间接影响这些事务。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陆地上的战斗由“伟大统帅”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率领的无敌西班牙步兵决定，或者偶尔由瑞士步兵和法国国王加斯东·德·富瓦那可怕的骑兵或其他将领决定，旧的政治策略、经过检验的战争与胜利的药方，这些曾经让英国国王受益良久的东西，在此时已无济于事。
因此，一个世纪以来，英格兰的统治者不得不谨慎行事，如果任何大陆政治的变动使英格兰独自面对法国或西班牙，他们都将面临灾难，并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弱点。
直到长兄亚瑟王子去世，亨利原本是被打算送入教会的。因此，他的父亲在他的教育环境中注重学术氛围。他投入大量时间用于严肃的学习——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神学、音乐，同时也注重身体锻炼，擅长比武，热衷于网球和狩猎雄鹿。
他的举止直率，给其中一位
聪慧过人的时代女性，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作为尼德兰摄政王，她年轻时便以其可靠的话语而闻名。
由于父亲的谨慎储蓄，在他即位时，拥有的现款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君主都多。
使节们对他评价甚高。
“陛下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君主；高于常人，小腿极为纤细优美；肤色白皙明亮，头发呈赤褐色，按照法国时尚梳得笔直且短；脸庞圆润美丽，胜过任何一位娇美的女子；他的喉咙略显长且粗……
他会说法语、英语、拉丁语，还会一点意大利语；弹奏鲁特琴与羽管键琴技艺精湛，能够即兴演唱乐谱；拉弓的力量超过英国任何一人，比武技艺超群。”
“他酷爱狩猎，每次游乐都会让八九匹马提前在预定路线沿途待命，直至精疲力竭。
他极爱网球，看他打球是世上最美的景象之一，他那白皙的皮肤透过最细腻的布料衬衫散发出光彩。”
成熟后的亨利身材高大，发色赤红，继承了世代征战于威尔士边界的祖先们的活力与能量。
他的魁梧身躯高出众人，周围的人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深藏的绝望感、潜在的力量与激情。
一位法国大使
他坦承，在宫廷居住数月后，他每次接近国王时都心生恐惧，担心会遭遇人身暴力。
尽管亨利对陌生人来说显得开朗、随和且值得信赖，带着一种直接吸引群众的粗犷幽默感，但即使是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也很少能够看穿他内心深处的隐秘与孤高，以至于他无法对任何人敞开心扉。
对于经常见到他的人来说，他几乎像是两个人：一个是狩猎、宴会和游行中的快乐君主，是孩子们的朋友，是各种运动的赞助人；另一个则是议事厅或议会中冷静、敏锐的观察者，他警觉地注视着一切，权衡各方意见，除非在重大事件的压力之下，否则他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长时间的狩猎远征中，当信使带着文件到来时，他会迅速离开追逐的同伴，召集“随侍顾问”来处理他常称作的“伦敦事务”。
他兼具躁动不安的能量与狂暴，同时也展现出非凡的耐心与勤奋。
深具宗教信仰，亨利经常聆听长达一到两个小时的布道，并撰写多篇高水平的神学论文。他习惯于在礼拜日听五次弥撒，在其他日子听三次，还亲自为神父侍奉弥撒，每逢周日从不缺少圣饼和圣水，并且总是在耶稣受难日进行悔罪。
他对神学争议的热情使教皇授予他“信仰捍卫者”的称号。
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每天处理大量文件、备忘录和计划，而无需秘书的帮助。
他会写诗，也会作曲。
他在公共事务上极为保密，却选择出身低微的人作为顾问：托马斯·沃尔西，一个贫穷且品行不端的伊普斯维奇屠夫的儿子，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市镇记录中，因为出售不合格的肉；托马斯·克伦威尔，一名小律师；托马斯·克兰默，一位默默无闻的神学讲师。
像他的父亲一样，他对世袭贵族心存疑虑，更倾向于信任那些朋友不多的人的谨慎建议。
在他统治早期，他就宣称：“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掌控我的权力。”
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固执加深，脾气也越来越坏。
他的愤怒令人恐惧。
他曾说过，这个国家没有哪个贵族的头颅能幸免，“只要他的意志被违背”。
在他的三十八年统治期间，确实有许多头颅落地。
这个巨人般的男人是顾问们的噩梦。
一旦他的计划在脑海中成形，就很少有人能够改变他的想法；抗拒只会让他更加顽固；一旦开始行动，除非受到约束，否则他总是会走得太远。
尽管他以宽容任何意见表达而自豪，无论多么直言不讳，但在他下定决心后继续反对通常是不明智的。
正如托马斯·莫尔爵士对沃尔西所说：“陛下认为，在咨询中没有什么比坚持自己的建议更有害的了，因为他已经给出过它。”
只有沃尔西和克伦威尔在倒台后披露了管理他的唯一秘诀：确保危险的想法不能到达他那里。
然而，这样的安排不可能完全彻底。
他的习惯是与各种阶层的人交谈——理发师、猎手、国王的‘厨子侍从’——尤其是与任何与海洋相关的人，无论是多么卑微，来探听意见，并骑马去狩猎，有时这些狩猎会持续数周。
他到处出现。
每年夏天他都会在全国各地巡游，与他的臣民保持密切联系，他非常了解他们。
在他父亲亨利七世去世六周后的1509年，他做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娶了他的哥哥亚瑟的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
虽然他并非显然富有想象力的人，但他有自己的梦想。
他或许期待着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的永恒争斗能够结束，而常常威胁中世纪英格兰的法苏联盟的持续危险能够永远被打破。
无论如何，亨利通过将自己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詹姆斯四世，于1502年迈出了联合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第一步，直到他去世后北方才恢复和平。
对于法国，他的政策同样非常成功。
他意识到，通过战争的威胁所能获得的利益比战争本身更多。
亨利召集议会同意对法国开战并征税，同时着手组建一支小型军队，这支军队于1492年渡过海峡前往加莱，并围攻布洛涅。
与此同时，他开始与法国国王谈判，由于法国国王无法同时面对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被迫向他妥协。
亨利两面获利。
如同爱德华四世一样，他不仅获得了法国支付的可观补贴，还收集了英格兰用于战争的税款。
欧洲最强大的新君主国是西班牙，最近由阿拉贡的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共同努力锻造而成，并在对抗摩尔人的战争中取得了成功。
他们的婚姻标志着国家的统一。
从1489年起，当亨利的长子亚瑟与他们的女儿、公主凯瑟琳订婚时，英格兰和西班牙稳步合作，从法国获取战利品——西班牙以领土形式，亨利则以每年现金贡赋的形式，早期的贡赋约占王室常规收入的五分之一。
作为政治家的亨利七世深受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新锐政治理念的影响。
他在国外流亡宫廷度过的充满悬赏追捕的青年时期教会了他很多。
他目睹了婚姻谈判、条约、雇佣职业武士为路易十一和勃艮第的查理作战、贸易监管以及法国民族君主制与地方贵族、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调节。
在权衡和讨论当代问题时，他用拉丁种族当时正在高度发展的实际政治精炼分析，磨砺了自己的威尔士精明。
他努力在英格兰建立一个由本土机构塑造的强大君主制。
如同他的同时代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一样，亨利几乎总是通过适应旧形式来工作，只是略微修改，而不是粗暴创新。
没有根本的宪法变革，行政管理再次牢固确立。
国王的枢密院得到了加强。
它被赋予国会授权，无需宣誓即可审问任何人，并仅凭书面证据即可谴责他们，这种方式与普通法的惯例不同。
星室法庭定期在威斯敏斯特召开，首席法官出席。
它最初是国王枢密院的一个司法委员会，处理需要特殊对待的案件，因为其中一方势力过大或罪行新颖或严重。
弱者和受压迫者对富人和强者的投诉，涉及私人武装侍从的招募案件，以及涉及陪审团腐败的案件，都成了其职责范围。
但国王枢密院的主要职能是治理而非审判。
成员的选择由君主决定。
即使当选，他们也不能依法出席；可以随时被罢免；同时他们可以阻止英格兰任何法院的任何行动，并将其转移到自己手中，逮捕任何人，折磨任何人。
一个小的内委会负责外交事务。
另一个管理财政，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穿过中世纪财政部的繁琐做法；财政大臣现在直接对国王负责。
而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国王本人，他是直接个人统治的化身，经常亲自授权或审计支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支出，也会用巨大的潦草签名，这些签名仍然可以在伦敦档案馆看到。
亨利七世可能是坐在英国王位上最擅长商业的君主。
他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才挑选者。
他的大多数大臣并非出身于世袭贵族；许多人是教士；几乎所有人都是出身低微。
理查德·福克斯，温彻斯特主教，首席大臣，也是国王之后英格兰最强大的人物，在遇见亨利之前曾是赫里福德的一名教师，后来两人成为流亡中的同伴。
埃德蒙·达德利是一名伦敦市的副治安官，在关于佛兰德羊毛贸易的监管中引起了国王的注意。
约翰·斯泰尔，发明了第一种外交密码，并被任命为西班牙大使，最初的职业是一名杂货商或布商。
理查德·恩普森是筛子制造商的儿子。
亨利最初还不足够强大，承受不起错误。
每天在他的所有空闲时间里，他都会记下关于政治事务的笔记，关于需要关注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人员”，谁该被任用、奖励、监禁、流放或处决。
和其他时代的王子一样，除了对行政管理的全身心投入外，他的主要兴趣是外交政策。
他维持了第一批永久驻外的英国使节。
他认为外交是一种不错的替代手段，代替了他的前任们的暴力行为，而早期、准确和定期的信息对于外交的运作至关重要。
甚至在国内组织了一个间谍系统，米兰大使给他的主人公爵路德维科的报告中描述了亨利的国外情报的卓越之处：“国王从自己的代表、其他国家的臣民以及商人那里获得了欧洲事务的准确信息。
如果阁下想给他送消息，应该要么特别详细地给出，要么在别人之前传达。”
再者，与其他君主一样，亨利也建造和改造。
他在威斯敏斯特的小教堂和他的里士满宫是他建筑品味的宏伟纪念碑。
虽然他个人节俭，但他维持着精心计算的排场；他穿着华丽的衣服，佩戴着精美的珠宝，戴着富丽堂皇的项链，在众人簇拥下打着华盖公开露面，由贵族侍候，他的宫廷大约七百人在塔楼里每日用餐，由小丑、吟游诗人、猎手和他著名的豹子取悦。
亨利七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自觉的创新者，背离古老的习俗，仍然是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
即使在玫瑰战争的最后几年，约克王朝的君主们仍在为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奠定基础。
在亨利七世的统治下，这些被抑制的希望变成了现实。
他在将中世纪制度转化为现代统治机构方面的技巧和智慧从未受到质疑。
他的成就确实是巨大且持久的。他在先辈们的废墟与灰烬中建立自己的权势。
他节俭而谨慎地积聚起在当时看来极为庞大的流动财富储备。
他训练了一支高效的仆从队伍。
他提升了王室的威望，同时未失去下议院的合作。
他将繁荣与君主制联系在一起。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君主中，无论是在成就还是声望上，他都不逊于法国的路易十一或西班牙的斐迪南。
人们常常忘记，几乎所有现存的亨利七世的画像都基于同一副死亡面具，这面具无疑在容貌上是准确的，但却赋予了他一种冷硬且严肃的外观，这与任何同时代的描述都不相符。
然而，这些画像似乎与我们所知的他的性格和经历相吻合。
不过，国家肖像画廊中的那幅画像却绘制于他去世前四年；在这里，他那敏锐而冷峻的灰色双眼从拱形背景中凝视着前方。
纤细且保养得宜的双手轻放在画框底部。
他的嘴唇紧闭，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有一种幻灭感、疲惫感、不懈的警惕感，最重要的是，有一种深深的悲伤与责任感。
这就是都铎王朝的建筑师，一个将带领英格兰走出中世纪的混乱，走向更强大的新时代的人。
第三章 亨利八世国王 从后来几个世纪的角度来看，年轻时的亨利八世成长的时代是一个旧秩序正在消亡的时代。
但这种变化在当时并未完全显现。
在那些生活其中的人看来，这一切似乎确实如此。
对统治者而言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是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
这一新现象既令人畏惧又令人困惑，并非遥不可及。
在海峡彼岸，法国新君主制从百年战争中得以大幅增强。
路易十一和他的儿子查理八世已不再是松散整合的一群封建公国的首领。
他们从英吉利海峡到地中海统治着一个团结且人口众多的法国。
最令人生畏的法国封臣——英国国王——最终被驱逐出这片土地，他的先辈曾是这里的强大领主，并声称与法兰西王室地位平等。
只有加莱仍属于征服者威廉和亨利·兰开斯特的继承人。
与此同时，法国王室旁支勃艮第家族，在其末代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于1477年去世后宣告终结。
路易十一设法将勃艮第公国据为己有。
其余勃艮第遗产通过玛丽与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婚姻传给了哈布斯堡家族。
从此，哈布斯堡家族掌控了勃艮第公爵以智谋与运气在荷兰和比利时获得的公国、郡县、领地和城市。
如今，哈布斯堡家族与瓦卢瓦家族在法国东北边境相互对峙。
这标志着一场长期斗争的开始。
然而，尽管
时势将证明法国王权的不稳定，瓦卢瓦王朝的国王们统治着一个可以被称为法兰西国家的整体。
而这个国家的首脑在与英格兰的长期斗争中得到了双倍的强化；他现在可以从非贵族阶层征税，无需再求助于三级会议，并且拥有一支常备军。
凭借他的收入，他可以雇佣瑞士步兵，打造并维护他的大型火炮阵地，还可以雇用法国那股炽热的骑士力量。
有一个中世纪的国家似乎无视这一聚合与集中的进程。
神圣罗马帝国显然正在分崩离析。
但在过去的两代人中，皇帝一直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而外交与运气弥补了武力的不足。
作为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永远都在展示实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但他娶了欧洲最富有的女继承人。
于是，奥地利家族开始奉行通过婚姻赢得重大胜利的原则。
在下一代，这条建议带来了更加辉煌的结果，因为马克西米利安之子、继承人菲利普与一个比他母亲更为显赫的女继承人结婚，即乔安娜公主，她是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继承人。
正是她的姐姐通过嫁给亚瑟王子，继而嫁给亨利八世国王，加速了都铎王朝的崛起。
在这个权力不断增长的世界中，英格兰国王的行动资源远少于他的邻国。
他的
臣民数量不超过三百万人。
他拥有的收入微薄，没有常备军，也没有仅对皇家意志负责的国家机器。然而，由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荷兰行省的临近，英格兰被迫在欧洲政治中扮演角色。他的国王陷入战争与谈判之中，联盟的转变以及权力平衡的变化，这些是他未曾经历过的，他也只能间接影响这些事务。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陆地上的战斗由“伟大统帅”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率领的无敌西班牙步兵决定，或者偶尔由瑞士步兵和法国国王加斯东·德·富瓦那可怕的骑兵或其他将领决定，旧的政治策略、经过检验的战争与胜利的药方，这些曾经让英国国王受益良久的东西，在此时已无济于事。
因此，一个世纪以来，英格兰的统治者不得不谨慎行事，如果任何大陆政治的变动使英格兰独自面对法国或西班牙，他们都将面临灾难，并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弱点。
直到长兄亚瑟王子去世，亨利原本是被打算送入教会的。因此，他的父亲在他的教育环境中注重学术氛围。他投入大量时间用于严肃的学习——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神学、音乐，同时也注重身体锻炼，擅长比武，热衷于网球和狩猎雄鹿。
他的举止直率，给其中一位
聪慧过人的时代女性，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作为尼德兰摄政王，她年轻时便以其可靠的话语而闻名。
由于父亲的谨慎储蓄，在他即位时，拥有的现款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君主都多。
使节们对他评价甚高。
“陛下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君主；高于常人，小腿极为纤细优美；肤色白皙明亮，头发呈赤褐色，按照法国时尚梳得笔直且短；脸庞圆润美丽，胜过任何一位娇美的女子；他的喉咙略显长且粗……
他会说法语、英语、拉丁语，还会一点意大利语；弹奏鲁特琴与羽管键琴技艺精湛，能够即兴演唱乐谱；拉弓的力量超过英国任何一人，比武技艺超群。”
“他酷爱狩猎，每次游乐都会让八九匹马提前在预定路线沿途待命，直至精疲力竭。
他极爱网球，看他打球是世上最美的景象之一，他那白皙的皮肤透过最细腻的布料衬衫散发出光彩。”
成熟后的亨利身材高大，发色赤红，继承了世代征战于威尔士边界的祖先们的活力与能量。
他的魁梧身躯高出众人，周围的人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深藏的绝望感、潜在的力量与激情。
一位法国大使
他坦承，在宫廷居住数月后，他每次接近国王时都心生恐惧，担心会遭遇人身暴力。
尽管亨利对陌生人来说显得开朗、随和且值得信赖，带着一种直接吸引群众的粗犷幽默感，但即使是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也很少能够看穿他内心深处的隐秘与孤高，以至于他无法对任何人敞开心扉。
对于经常见到他的人来说，他几乎像是两个人：一个是狩猎、宴会和游行中的快乐君主，是孩子们的朋友，是各种运动的赞助人；另一个则是议事厅或议会中冷静、敏锐的观察者，他警觉地注视着一切，权衡各方意见，除非在重大事件的压力之下，否则他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长时间的狩猎远征中，当信使带着文件到来时，他会迅速离开追逐的同伴，召集“随侍顾问”来处理他常称作的“伦敦事务”。
他兼具躁动不安的能量与狂暴，同时也展现出非凡的耐心与勤奋。
深具宗教信仰，亨利经常聆听长达一到两个小时的布道，并撰写多篇高水平的神学论文。他习惯于在礼拜日听五次弥撒，在其他日子听三次，还亲自为神父侍奉弥撒，每逢周日从不缺少圣饼和圣水，并且总是在耶稣受难日进行悔罪。
他对神学争议的热情使教皇授予他“信仰捍卫者”的称号。
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每天处理大量文件、备忘录和计划，而无需秘书的帮助。
他会写诗，也会作曲。
他在公共事务上极为保密，却选择出身低微的人作为顾问：托马斯·沃尔西，一个贫穷且品行不端的伊普斯维奇屠夫的儿子，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市镇记录中，因为出售不合格的肉；托马斯·克伦威尔，一名小律师；托马斯·克兰默，一位默默无闻的神学讲师。
像他的父亲一样，他对世袭贵族心存疑虑，更倾向于信任那些朋友不多的人的谨慎建议。
在他统治早期，他就宣称：“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掌控我的权力。”
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固执加深，脾气也越来越坏。
他的愤怒令人恐惧。
他曾说过，这个国家没有哪个贵族的头颅能幸免，“只要他的意志被违背”。
在他的三十八年统治期间，确实有许多头颅落地。
这个巨人般的男人是顾问们的噩梦。
一旦他的计划在脑海中成形，就很少有人能够改变他的想法；抗拒只会让他更加顽固；一旦开始行动，除非受到约束，否则他总是会走得太远。
尽管他以宽容任何意见表达而自豪，无论多么直言不讳，但在他下定决心后继续反对通常是不明智的。
正如托马斯·莫尔爵士对沃尔西所说：“陛下认为，在咨询中没有什么比坚持自己的建议更有害的了，因为他已经给出过它。”
只有沃尔西和克伦威尔在倒台后披露了管理他的唯一秘诀：确保危险的想法不能到达他那里。
然而，这样的安排不可能完全彻底。
他的习惯是与各种阶层的人交谈——理发师、猎手、国王的‘厨子侍从’——尤其是与任何与海洋相关的人，无论是多么卑微，来探听意见，并骑马去狩猎，有时这些狩猎会持续数周。
他到处出现。
每年夏天他都会在全国各地巡游，与他的臣民保持密切联系，他非常了解他们。
在他父亲亨利七世去世六周后的1509年，他做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娶了他的哥哥亚瑟的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