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法官必须选择后果；他/她必须确定衡量罪行的标准，并确保所选标准得到执行。
我们总是对那些并非我们造成的经历负责。
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里有一种方法可以区分这两个概念。
过错是过去式。
责任是现在式。
过错源于已经做出的选择。
责任源于你当前正在做的选择，每分每秒都在进行。
你正在选择阅读这篇文章。
你正在选择思考这些概念。
你正在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些概念。
可能是我的错让你觉得我的想法很烂，但你必须为得出自己的结论负责。
我选择写这句话不是你的错，但你仍然要为选择阅读它（或者不读）负责。
把别人对你的处境负责和那个人实际上对你的情况负责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
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对你的处境负责。
许多人可能要为你的不幸负责，但没有人对你的不幸负责，除了你自己。
这是因为你总是可以选择如何看待事物，如何应对事物，如何评价事物。
你总是可以选择用来衡量自己经历的标准。
我的第一个女朋友以一种非常壮观的方式甩了我。
她和她的老师在一起偷情。
这太棒了。
这里的“太棒了”，我是指那种像被人连续打了253次肚子的感觉。
更糟糕的是，当我质问她时，她立刻就离开了我，投入了他的怀抱。
三年的感情，就这么一去不复返。
在那之后的好几个月里，我都感到非常痛苦。
这是可以预料的。
但我同时也对她造成了我的痛苦感到愤怒。
相信我，这并没有让我好过多少。
反而让痛苦变得更糟。
你看，我无法控制她。
无论我给她打了多少电话，或者对她大喊大叫，或者恳求她回到我身边，或者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前，或者其他一些怪异且不理性的前男友行为，我都无法控制她的情感或行为。
最终，虽然她应该为我的感受负责，但她从未真正对我的感受负责。
是我。
在流了足够多的眼泪和喝了足够的酒之后，我的想法开始转变，我开始明白，尽管她对我做了可怕的事情，而且可以为此责备她，但现在我必须自己负责让自己重新快乐起来。
她永远不会突然出现帮我解决问题。
我必须自己解决。
当我采取这种态度时，发生了一些事情。
首先，我开始改善自己。
我开始锻炼身体，花更多时间与朋友相处（我之前一直在忽略他们）。
我开始有意识地结识新朋友。
我去了一趟大型留学旅行，还做了一些志愿工作。
慢慢地，我开始感觉好一些。
我仍然对前女友所做的事感到怨恨。
但至少我现在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了。
通过这样做，我选择了更好的价值观——旨在照顾好自己，学会对自己感觉更好，而不是试图让她修复她造成的破坏。
（顺便说一下，这种“把她当作我情绪的责任”的做法可能是她离开我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几章我会详细说明。
）
然后，大约一年后，有趣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当我回顾我们的关系时，我开始注意到以前从未注意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应该负责的，我可以采取措施解决。
我意识到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背叛和他们在一起的人，除非他们有什么地方不开心。
我不是说这能为我前女友的行为开脱——完全不是。
但认识到我的错误帮助我意识到，我可能并不是我认为的无辜受害者。
我也有责任，导致这段糟糕的关系持续了那么久。
毕竟，约会双方往往有着相似的价值观。
如果我和一个有着糟糕价值观的人约会那么久，这说明了什么关于我和我的价值观？
我通过惨痛的经历学会了这一点：如果你的伴侣自私且伤害他人，很可能你也一样，只是你没有意识到罢了。
回过头来看，我能看清前女友性格上的警告信号，这些信号在我和她在一起时我选择忽视或置之不理。
这是我的错。
我能回想起我对她来说也并不是模范男友。
事实上，我经常对她冷漠且傲慢；有时候我又把她视为理所当然，忽视她并伤害她。
这些也是我的错。
我的错误是否能为她的错误辩解？当然不能。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承担起了不再犯同样错误、不再忽视相同信号的责任，以确保我不会再遭受同样的后果。
我承担起了努力让未来与女性的关系变得更好的责任。
我要高兴地报告，我已经做到了。
再也不会有欺骗我的女朋友离开我，再也不会有253次腹痛了。
我为自己的问题承担责任并加以改进。
我为那段不健康的关系中的角色承担责任，并在后来的关系中加以改进。
你知道吗？虽然前女友离开我是我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之一，但它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经历之一。
我将其归功于激发了显著的个人成长。
我从那个单一的问题中学到了比几十个成功加起来还要多的东西。
我们都喜欢为成功和幸福承担责任。
见鬼，我们常常争着谁该为成功和幸福负责。
但为我们的问题是更重要的，因为真正的学习就来自这里。
真正的现实生活提升也来自这里。
仅仅责怪他人只会伤害自己。
应对悲剧
但如果是极其糟糕的事件呢？很多人可以接受为工作相关的问题负责，也许还能意识到看太多电视而不是陪孩子或提高生产力是个问题。
但当涉及到可怕的悲剧时，他们会拉动责任列车的紧急刹车，当列车停下时就跳车。
有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感觉太痛苦了，不敢承认。
但仔细想想：事件的强度并不会改变基本的事实。
如果你被抢劫了，显然这不是你的错。
没有人会选择经历这种事情。
但就像门口的婴儿一样，你立即就被推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情境。
你会反击吗？你会惊慌失措吗？你会呆住不动吗？你会报警吗？你会试图忘记它，假装它从未发生过吗？这些都是你需要负责的选择和反应。
你没有选择被抢劫，但管理这次经历带来的情绪和心理（以及法律）后果仍然是你的责任。
2008年，塔利班占领了巴基斯坦东北部偏远的斯瓦特山谷。
他们迅速实施了穆斯林极端主义议程。
禁止电视。
禁止电影。没有男性陪同，女性不得出门。
不准女孩上学。
到2009年，一位名叫马拉拉·尤萨夫扎伊的巴基斯坦11岁女孩开始公开反对学校禁令。
她继续在当地学校上课，冒着自己和父亲的生命危险；她还参加附近城市的会议。
她在网络上写道：“塔利班怎么敢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2012年，14岁的她在放学回家途中被射中脸部。
一名戴着面具、手持步枪的塔利班士兵登上巴士问道：“谁是马拉拉？告诉我，否则我会打死这里所有人。” 马拉拉主动承认了身份（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选择），那名男子当着其他乘客的面朝她的头部开枪。
马拉拉陷入昏迷，几乎丧命。
塔利班公开表示，如果她奇迹般地活下来，他们将杀害她和她的父亲。
如今，马拉拉依然活着。
她仍然在反对穆斯林国家对女性的暴力和压迫，现在已成为畅销书作家。
2014年，她因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似乎被人射中脸部反而给了她更大的听众和勇气。
她很容易就可以选择躺下，说“我无能为力”，或者“我没有选择”。讽刺的是，那仍然是她的选择。
但她选择了相反的做法。
几年前，我在博客上写到了这一章节的一些想法，有人留言。
他说我很肤浅，毫无生活问题或人类责任的真实理解。
他提到他的儿子不久前在车祸中去世。
他指责我不了解真正的痛苦，并说我是个混蛋，因为我建议他应该为儿子之死感到的痛苦负责。
显然，这个男人遭受的痛苦远超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需要面对的。
他并没有选择让自己的儿子死去，也不是他的错导致儿子死亡。
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要对自己的情绪、信念和行为负责。
他对儿子死亡的反应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我们可以选择这些痛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即使他声称自己别无选择，只是想让儿子回来，这也是一种选择——一种他可以用这种痛苦做出的选择。
当然，我没有告诉他这些。
我当时忙着震惊，心想也许我真的完全搞错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就是我工作的风险。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问题。
也是我必须负责解决的问题。
起初，我感到非常糟糕。
但几分钟后，我开始生气。
我告诉自己，他的反对意见与我实际所说的内容关系不大。
好吧，难道就因为我没有一个死去的孩子，我就没有经历过可怕的痛苦吗？
但后来我确实应用了自己的建议。
我选择了我的问题。
我可以生这个人的气，和他争论，试图用我自己的痛苦来“胜过”他，但这只会让我们俩看起来愚蠢和麻木。
或者我可以选择更好的问题，练习耐心，更好地理解读者，并从那以后每次写关于痛苦和创伤的文章时都记住这个人。
这就是我尝试做的事情。
我只是简单地回复说我对他的损失感到抱歉，然后结束了对话。
还能说什么呢？
遗传学与我们手中的牌
2013年，BBC召集了六位患有强迫症（OCD）的青少年，跟踪他们在接受密集治疗的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必要的想法和重复性行为。
有伊莫金，一名17岁的女孩，她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每走过一个表面都要敲一下；如果她没有这样做，就会被可怕的家庭死亡念头淹没。
还有乔希，他需要用身体的两边做每件事——用右手和左手握手，用两只手吃东西，双脚跨过门口等等。
如果他不“平衡”两边的行为，就会遭受严重的恐慌发作。
还有杰克，典型的洁癖患者，他拒绝不戴手套就离开家门，喝水前先煮沸水，拒绝吃未经自己清洗和准备的食物。
强迫症是一种可怕的神经病学和遗传性疾病，无法治愈。
最好的情况是能够控制它。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控制这种疾病归根结底是管理一个人的价值观。
这个项目的精神科医生首先要告诉孩子们，他们必须接受自己强迫欲望的不完美。
这意味着，例如，当伊莫金被可怕的家庭死亡念头淹没时，她必须接受她的家人可能会真的死去，而且她对此无能为力；简而言之，她被告知她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她的错。
乔希被迫接受长期来看，“平衡”所有行为以使其对称实际上正在摧毁他的生活，而不是偶尔的恐慌发作。
而杰克则被提醒，无论他做什么，细菌总是存在并且总是在感染他。
目标是让孩子们认识到他们的价值观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他们的价值观甚至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疾病的——通过满足这些不合理的价值观，他们实际上正在损害自己在生活中正常运作的能力。
下一步是鼓励孩子们选择一个比OCD更重要的价值，并专注于那个。
对于乔希来说，是不必一直向朋友和家人隐瞒他的病症的可能性，是拥有正常、功能正常的社交生活的前景。
对于伊莫金来说，是重新掌控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再次快乐起来的想法。
而对于杰克来说，是能够在不经历创伤发作的情况下长时间离开家门的能力。
带着这些新的价值观摆在脑海中，青少年开始了密集的脱敏训练，迫使他们实践这些新价值观。
恐慌发作随之而来；眼泪流下；杰克击打一系列无生命的物体，然后立即洗手。
但在纪录片结束时，取得了重大进展。
伊莫金不再需要敲击她遇到的每一个表面。
她说：“我的脑海深处仍然有怪物，而且可能永远都会有，但现在它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了。”
乔希能够连续25到30分钟不对身体两侧的行为进行“平衡”。
而杰克，可能是进步最大的人，实际上能够在不先清洗的情况下外出就餐并饮用瓶装饮料和玻璃杯中的液体。
杰克很好地总结了他学到的东西：“这不是我选择的生活；这不是我选择的可怕、可怕的状态。
但我可以选择如何与它共处；我必须选择如何与它共处。”
许多人对待天生的劣势，无论是强迫症还是身材矮小或其他截然不同的事情，就好像他们失去了某些极其宝贵的东西一样。
他们觉得对此无能为力，因此回避对自己处境的责任。
他们会认为：“我没有选择我的糟糕基因，所以如果事情出了问题，那不是我的错。”
确实，这不是他们的错。
但仍然是他们的责任。
在大学时，我曾经幻想成为一名职业扑克玩家。
我赢了很多钱，也很有趣，但在几乎一年的认真比赛后，我退出了。
熬夜盯着电脑屏幕、一天赢得几千美元然后第二天输掉大部分的这种生活方式不适合我，也不是最健康或情感最稳定的职业方式。
但我的扑克时光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深远影响。扑克的魅力就在于，尽管运气总是起作用，但运气并不能决定游戏的长期结果。
一个人可能拿到烂牌，却击败了拿到好牌的人。
当然，拿到好牌的人赢得那局的概率更高，但最终的赢家是由——没错，你猜对了——每位玩家在整个游戏中做出的选择所决定的。
我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牌。
有些人拿到的牌比别人好。
虽然很容易纠结于我们的牌不好，觉得自己被坑了，但真正的较量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牌，我们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以及我们选择接受什么样的后果。
那些在给定情况下始终做出最佳选择的人，无论是在扑克还是生活中，最终都会脱颖而出。
这不一定是最开始拿到好牌的人。
有些人因为神经学或遗传缺陷而遭受心理和情感上的痛苦。
但这改变不了什么。
当然，他们继承了一副烂牌，不应为此负责。
就像个子矮的男人想找个约会对象并不是他的错一样。
或者被人抢劫也不是被抢者的错。
但这是他们的责任。
不管他们选择寻求精神治疗、进行心理咨询，还是什么都不做，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自己手中。
有些人经历了糟糕的童年。
有些人被虐待、被侵犯、被剥削，身体上、情感上、经济上都受到伤害。
他们的问题和障碍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仍然必须——永远必须——克服这些问题，尽其所能地做出最好的选择。
让我们诚实地说吧。
如果你把所有患有某种精神病、与抑郁或自杀念头作斗争、经历过忽视或虐待、遭遇过悲剧或失去至亲、幸存于严重健康问题、事故或创伤的人都加起来——如果你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放在一个房间里，那么你可能得召集所有人，因为没有人能在生活中毫发无伤地走出来。
当然，有些人比其他人面临更严重的困难。
有些人确实被残酷地迫害。
但不管这多么让我们感到不安，它最终不会改变我们个人处境的责任方程式。
受害潮流：责任/过错谬误让人们把解决自身问题的责任推卸给他人。
通过指责来减轻责任的能力给了人们一种短暂的满足感和道德优越感。
不幸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将责任推给其他群体或个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
事实上，这种公开指责/羞辱的游戏已经变得流行；在某些圈子里，甚至被视为“酷”。
在网上公开分享“不公之事”得到的关注和情感宣泄远超大多数其他事件，让那些能够不断感受到受害感的人获得更多关注和同情。
“受害潮流”在左右两派、富人和穷人中都很流行。
事实上，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所有人口统计群体同时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
我们总是对那些并非我们造成的经历负责。
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里有一种方法可以区分这两个概念。
过错是过去式。
责任是现在式。
过错源于已经做出的选择。
责任源于你当前正在做的选择，每分每秒都在进行。
你正在选择阅读这篇文章。
你正在选择思考这些概念。
你正在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些概念。
可能是我的错让你觉得我的想法很烂，但你必须为得出自己的结论负责。
我选择写这句话不是你的错，但你仍然要为选择阅读它（或者不读）负责。
把别人对你的处境负责和那个人实际上对你的情况负责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
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对你的处境负责。
许多人可能要为你的不幸负责，但没有人对你的不幸负责，除了你自己。
这是因为你总是可以选择如何看待事物，如何应对事物，如何评价事物。
你总是可以选择用来衡量自己经历的标准。
我的第一个女朋友以一种非常壮观的方式甩了我。
她和她的老师在一起偷情。
这太棒了。
这里的“太棒了”，我是指那种像被人连续打了253次肚子的感觉。
更糟糕的是，当我质问她时，她立刻就离开了我，投入了他的怀抱。
三年的感情，就这么一去不复返。
在那之后的好几个月里，我都感到非常痛苦。
这是可以预料的。
但我同时也对她造成了我的痛苦感到愤怒。
相信我，这并没有让我好过多少。
反而让痛苦变得更糟。
你看，我无法控制她。
无论我给她打了多少电话，或者对她大喊大叫，或者恳求她回到我身边，或者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前，或者其他一些怪异且不理性的前男友行为，我都无法控制她的情感或行为。
最终，虽然她应该为我的感受负责，但她从未真正对我的感受负责。
是我。
在流了足够多的眼泪和喝了足够的酒之后，我的想法开始转变，我开始明白，尽管她对我做了可怕的事情，而且可以为此责备她，但现在我必须自己负责让自己重新快乐起来。
她永远不会突然出现帮我解决问题。
我必须自己解决。
当我采取这种态度时，发生了一些事情。
首先，我开始改善自己。
我开始锻炼身体，花更多时间与朋友相处（我之前一直在忽略他们）。
我开始有意识地结识新朋友。
我去了一趟大型留学旅行，还做了一些志愿工作。
慢慢地，我开始感觉好一些。
我仍然对前女友所做的事感到怨恨。
但至少我现在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了。
通过这样做，我选择了更好的价值观——旨在照顾好自己，学会对自己感觉更好，而不是试图让她修复她造成的破坏。
（顺便说一下，这种“把她当作我情绪的责任”的做法可能是她离开我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几章我会详细说明。
）
然后，大约一年后，有趣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当我回顾我们的关系时，我开始注意到以前从未注意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应该负责的，我可以采取措施解决。
我意识到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背叛和他们在一起的人，除非他们有什么地方不开心。
我不是说这能为我前女友的行为开脱——完全不是。
但认识到我的错误帮助我意识到，我可能并不是我认为的无辜受害者。
我也有责任，导致这段糟糕的关系持续了那么久。
毕竟，约会双方往往有着相似的价值观。
如果我和一个有着糟糕价值观的人约会那么久，这说明了什么关于我和我的价值观？
我通过惨痛的经历学会了这一点：如果你的伴侣自私且伤害他人，很可能你也一样，只是你没有意识到罢了。
回过头来看，我能看清前女友性格上的警告信号，这些信号在我和她在一起时我选择忽视或置之不理。
这是我的错。
我能回想起我对她来说也并不是模范男友。
事实上，我经常对她冷漠且傲慢；有时候我又把她视为理所当然，忽视她并伤害她。
这些也是我的错。
我的错误是否能为她的错误辩解？当然不能。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承担起了不再犯同样错误、不再忽视相同信号的责任，以确保我不会再遭受同样的后果。
我承担起了努力让未来与女性的关系变得更好的责任。
我要高兴地报告，我已经做到了。
再也不会有欺骗我的女朋友离开我，再也不会有253次腹痛了。
我为自己的问题承担责任并加以改进。
我为那段不健康的关系中的角色承担责任，并在后来的关系中加以改进。
你知道吗？虽然前女友离开我是我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之一，但它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经历之一。
我将其归功于激发了显著的个人成长。
我从那个单一的问题中学到了比几十个成功加起来还要多的东西。
我们都喜欢为成功和幸福承担责任。
见鬼，我们常常争着谁该为成功和幸福负责。
但为我们的问题是更重要的，因为真正的学习就来自这里。
真正的现实生活提升也来自这里。
仅仅责怪他人只会伤害自己。
应对悲剧
但如果是极其糟糕的事件呢？很多人可以接受为工作相关的问题负责，也许还能意识到看太多电视而不是陪孩子或提高生产力是个问题。
但当涉及到可怕的悲剧时，他们会拉动责任列车的紧急刹车，当列车停下时就跳车。
有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感觉太痛苦了，不敢承认。
但仔细想想：事件的强度并不会改变基本的事实。
如果你被抢劫了，显然这不是你的错。
没有人会选择经历这种事情。
但就像门口的婴儿一样，你立即就被推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情境。
你会反击吗？你会惊慌失措吗？你会呆住不动吗？你会报警吗？你会试图忘记它，假装它从未发生过吗？这些都是你需要负责的选择和反应。
你没有选择被抢劫，但管理这次经历带来的情绪和心理（以及法律）后果仍然是你的责任。
2008年，塔利班占领了巴基斯坦东北部偏远的斯瓦特山谷。
他们迅速实施了穆斯林极端主义议程。
禁止电视。
禁止电影。没有男性陪同，女性不得出门。
不准女孩上学。
到2009年，一位名叫马拉拉·尤萨夫扎伊的巴基斯坦11岁女孩开始公开反对学校禁令。
她继续在当地学校上课，冒着自己和父亲的生命危险；她还参加附近城市的会议。
她在网络上写道：“塔利班怎么敢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2012年，14岁的她在放学回家途中被射中脸部。
一名戴着面具、手持步枪的塔利班士兵登上巴士问道：“谁是马拉拉？告诉我，否则我会打死这里所有人。” 马拉拉主动承认了身份（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选择），那名男子当着其他乘客的面朝她的头部开枪。
马拉拉陷入昏迷，几乎丧命。
塔利班公开表示，如果她奇迹般地活下来，他们将杀害她和她的父亲。
如今，马拉拉依然活着。
她仍然在反对穆斯林国家对女性的暴力和压迫，现在已成为畅销书作家。
2014年，她因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似乎被人射中脸部反而给了她更大的听众和勇气。
她很容易就可以选择躺下，说“我无能为力”，或者“我没有选择”。讽刺的是，那仍然是她的选择。
但她选择了相反的做法。
几年前，我在博客上写到了这一章节的一些想法，有人留言。
他说我很肤浅，毫无生活问题或人类责任的真实理解。
他提到他的儿子不久前在车祸中去世。
他指责我不了解真正的痛苦，并说我是个混蛋，因为我建议他应该为儿子之死感到的痛苦负责。
显然，这个男人遭受的痛苦远超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需要面对的。
他并没有选择让自己的儿子死去，也不是他的错导致儿子死亡。
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要对自己的情绪、信念和行为负责。
他对儿子死亡的反应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我们可以选择这些痛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即使他声称自己别无选择，只是想让儿子回来，这也是一种选择——一种他可以用这种痛苦做出的选择。
当然，我没有告诉他这些。
我当时忙着震惊，心想也许我真的完全搞错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就是我工作的风险。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问题。
也是我必须负责解决的问题。
起初，我感到非常糟糕。
但几分钟后，我开始生气。
我告诉自己，他的反对意见与我实际所说的内容关系不大。
好吧，难道就因为我没有一个死去的孩子，我就没有经历过可怕的痛苦吗？
但后来我确实应用了自己的建议。
我选择了我的问题。
我可以生这个人的气，和他争论，试图用我自己的痛苦来“胜过”他，但这只会让我们俩看起来愚蠢和麻木。
或者我可以选择更好的问题，练习耐心，更好地理解读者，并从那以后每次写关于痛苦和创伤的文章时都记住这个人。
这就是我尝试做的事情。
我只是简单地回复说我对他的损失感到抱歉，然后结束了对话。
还能说什么呢？
遗传学与我们手中的牌
2013年，BBC召集了六位患有强迫症（OCD）的青少年，跟踪他们在接受密集治疗的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必要的想法和重复性行为。
有伊莫金，一名17岁的女孩，她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每走过一个表面都要敲一下；如果她没有这样做，就会被可怕的家庭死亡念头淹没。
还有乔希，他需要用身体的两边做每件事——用右手和左手握手，用两只手吃东西，双脚跨过门口等等。
如果他不“平衡”两边的行为，就会遭受严重的恐慌发作。
还有杰克，典型的洁癖患者，他拒绝不戴手套就离开家门，喝水前先煮沸水，拒绝吃未经自己清洗和准备的食物。
强迫症是一种可怕的神经病学和遗传性疾病，无法治愈。
最好的情况是能够控制它。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控制这种疾病归根结底是管理一个人的价值观。
这个项目的精神科医生首先要告诉孩子们，他们必须接受自己强迫欲望的不完美。
这意味着，例如，当伊莫金被可怕的家庭死亡念头淹没时，她必须接受她的家人可能会真的死去，而且她对此无能为力；简而言之，她被告知她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她的错。
乔希被迫接受长期来看，“平衡”所有行为以使其对称实际上正在摧毁他的生活，而不是偶尔的恐慌发作。
而杰克则被提醒，无论他做什么，细菌总是存在并且总是在感染他。
目标是让孩子们认识到他们的价值观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他们的价值观甚至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疾病的——通过满足这些不合理的价值观，他们实际上正在损害自己在生活中正常运作的能力。
下一步是鼓励孩子们选择一个比OCD更重要的价值，并专注于那个。
对于乔希来说，是不必一直向朋友和家人隐瞒他的病症的可能性，是拥有正常、功能正常的社交生活的前景。
对于伊莫金来说，是重新掌控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再次快乐起来的想法。
而对于杰克来说，是能够在不经历创伤发作的情况下长时间离开家门的能力。
带着这些新的价值观摆在脑海中，青少年开始了密集的脱敏训练，迫使他们实践这些新价值观。
恐慌发作随之而来；眼泪流下；杰克击打一系列无生命的物体，然后立即洗手。
但在纪录片结束时，取得了重大进展。
伊莫金不再需要敲击她遇到的每一个表面。
她说：“我的脑海深处仍然有怪物，而且可能永远都会有，但现在它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了。”
乔希能够连续25到30分钟不对身体两侧的行为进行“平衡”。
而杰克，可能是进步最大的人，实际上能够在不先清洗的情况下外出就餐并饮用瓶装饮料和玻璃杯中的液体。
杰克很好地总结了他学到的东西：“这不是我选择的生活；这不是我选择的可怕、可怕的状态。
但我可以选择如何与它共处；我必须选择如何与它共处。”
许多人对待天生的劣势，无论是强迫症还是身材矮小或其他截然不同的事情，就好像他们失去了某些极其宝贵的东西一样。
他们觉得对此无能为力，因此回避对自己处境的责任。
他们会认为：“我没有选择我的糟糕基因，所以如果事情出了问题，那不是我的错。”
确实，这不是他们的错。
但仍然是他们的责任。
在大学时，我曾经幻想成为一名职业扑克玩家。
我赢了很多钱，也很有趣，但在几乎一年的认真比赛后，我退出了。
熬夜盯着电脑屏幕、一天赢得几千美元然后第二天输掉大部分的这种生活方式不适合我，也不是最健康或情感最稳定的职业方式。
但我的扑克时光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深远影响。扑克的魅力就在于，尽管运气总是起作用，但运气并不能决定游戏的长期结果。
一个人可能拿到烂牌，却击败了拿到好牌的人。
当然，拿到好牌的人赢得那局的概率更高，但最终的赢家是由——没错，你猜对了——每位玩家在整个游戏中做出的选择所决定的。
我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牌。
有些人拿到的牌比别人好。
虽然很容易纠结于我们的牌不好，觉得自己被坑了，但真正的较量在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牌，我们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以及我们选择接受什么样的后果。
那些在给定情况下始终做出最佳选择的人，无论是在扑克还是生活中，最终都会脱颖而出。
这不一定是最开始拿到好牌的人。
有些人因为神经学或遗传缺陷而遭受心理和情感上的痛苦。
但这改变不了什么。
当然，他们继承了一副烂牌，不应为此负责。
就像个子矮的男人想找个约会对象并不是他的错一样。
或者被人抢劫也不是被抢者的错。
但这是他们的责任。
不管他们选择寻求精神治疗、进行心理咨询，还是什么都不做，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自己手中。
有些人经历了糟糕的童年。
有些人被虐待、被侵犯、被剥削，身体上、情感上、经济上都受到伤害。
他们的问题和障碍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仍然必须——永远必须——克服这些问题，尽其所能地做出最好的选择。
让我们诚实地说吧。
如果你把所有患有某种精神病、与抑郁或自杀念头作斗争、经历过忽视或虐待、遭遇过悲剧或失去至亲、幸存于严重健康问题、事故或创伤的人都加起来——如果你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放在一个房间里，那么你可能得召集所有人，因为没有人能在生活中毫发无伤地走出来。
当然，有些人比其他人面临更严重的困难。
有些人确实被残酷地迫害。
但不管这多么让我们感到不安，它最终不会改变我们个人处境的责任方程式。
受害潮流：责任/过错谬误让人们把解决自身问题的责任推卸给他人。
通过指责来减轻责任的能力给了人们一种短暂的满足感和道德优越感。
不幸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将责任推给其他群体或个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
事实上，这种公开指责/羞辱的游戏已经变得流行；在某些圈子里，甚至被视为“酷”。
在网上公开分享“不公之事”得到的关注和情感宣泄远超大多数其他事件，让那些能够不断感受到受害感的人获得更多关注和同情。
“受害潮流”在左右两派、富人和穷人中都很流行。
事实上，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所有人口统计群体同时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