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西蒙斯总算从低落中振作了起来，更加坚定决心要建立一个由算法驱动的高科技交易系统，或者说分步骤执行的计算机程序，来替代人类的主观判断。直到此时，西蒙斯和鲍姆还仅仅依赖粗糙的模型并辅之以个人的直觉来做交易，这是造成危机的根源。西蒙斯和之前加入公司的技术专家霍华德·摩根（Howard Morgan）商量，他有一个新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复杂的、完全由预先设定的算法驱动的自动交易系统。“我不想每时每刻都被市场折磨，我想要在我睡觉的时候都能帮我赚钱的模型，”西蒙斯说，“一个完全屏蔽了人类干预的系统。”
西蒙斯认识到，当时创建这种全自动交易系统的技术还不成熟，但他想用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来小试牛刀。他觉得计算机基于海量的历史数据应该能够挖掘出有持续性的、不断重复的某种价格规律。西蒙斯从世界银行等地方买了一大堆的书，还从各个商品交易所买了许多磁盘，这些资料记录了商品、债券和外汇过去几十年的价格数据，甚至包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些数据。这本来是一堆没人在乎的破烂货，但是西蒙斯觉得可以从中挖到宝贝。
赫尔兰德的高达1.5米、蓝白相间的PDP11/60电脑无法读取西蒙斯收集的这些数据，因为磁盘的数据格式太老了。所以赫尔兰德偷偷地把这些磁盘带到了附近的格鲁曼飞行器工程公司（Grumman Aerospace）总部，他的朋友斯坦供职于此。午夜时分，当警戒略有松懈时，斯坦打开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帮助赫尔兰德把那些数据转换成普通计算机可以读取的格式。他们边等边享用着咖啡。
为了获取更多数据，西蒙斯特地雇了一个人频繁地造访位于曼哈顿的美联储办公室，记录当时尚未电子化的利率历史走势等数据。西蒙斯还找来了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时候的秘书卡罗尔·艾尔博金（Carole Alberghine），任命她为办公室经理，负责记录各币种当期的收盘数据。每天早晨，艾尔博金会通读一遍《华尔街日报》，然后借助公司图书室的沙发和椅子，把价格数据更新到贴得满屋子都是的价格图表之中。这种操作一直维持到艾尔博金从椅子上摔下来才作罢，西蒙斯只得雇用一个更年轻的女孩儿来更新数据。
西蒙斯雇了包括他嫂子在内的几个人来负责把价格数据输入到赫尔兰德创建的数据库中，这个数据库可以跟踪价格，也可以用来测试基于数学算法或基于直觉的各种投资策略的效果。他们采用的很多策略都属于短期动量交易策略(19)，但他们也会关注不同商品价格之间的相关性。比如，某种货币已经连跌了3天，第四天继续跌的概率有多大？金价领先于银价吗？小麦价格是黄金和其他商品价格的先行指标吗？西蒙斯甚至研究过自然现象对行情的影响。在寻找相关性方面，赫尔兰德等人经常无功而返，但西蒙斯要求他们不要停止搜寻的脚步。“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规律！”西蒙斯坚持道。最后，他们终于开发完成了一个可以覆盖各种商品、债券和外汇交易的系统。虽然公司仅有的一台电脑算力不够，无法运算所有的数据，但他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可靠的相关性。
由于这个系统的覆盖范围包括了生猪价格数据，所以西蒙斯戏称它为他的“小猪篮子”（Piggy Basket）。这个系统主要是运用线性代数的原理分析大量的数据，然后给出投资建议。它通常会给出一行数字，比如“0.5、0.3、0.2”，这代表系统建议外汇投资组合应该是50%的日元、30%的德国马克和20%的瑞士法郎。等到“小猪篮子”提出大约40条不同的期货交易建议之后，公司的交易员会按照系统给出的比例来执行这些买入和卖出指令。这个系统只是提供投资建议，还不能够直接进行自动交易，但这已经是西蒙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能做的最大限度的事情了。
几个月之后，“小猪篮子”已经能够指导100万美元左右规模的交易，并且获利颇丰。组合一般只持仓一天，然后就卖掉。受到初期成果的鼓舞，西蒙斯又从Limroy基金里面拨出几百万美元给“小猪篮子”来运营，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系统突然强烈看好土豆价格，并把三分之二的现金都配置到了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土豆期货合约上，相应的标的物是数百万千克的缅因州土豆。一天，西蒙斯接到了来自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电话。交易委员会很不高兴，因为Monemetrics持有的这些合约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土豆供应。西蒙斯暗笑，交易委员会的确有权质问他，但他们需要了解的是，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囤积这么多土豆，事实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系统要买入这么多土豆。当然，交易委员会并不需要明白这些。“他们认为我们要垄断全球的土豆市场！”挂上电话后，西蒙斯嬉笑着跟赫尔兰德说。
交易委员会可没那么欣赏西蒙斯的幽默感，它强平了Monemetrics公司的持仓，还给他们开了几百万美元的罚单。很快，西蒙斯和鲍姆就对他们的系统丧失了信心。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小猪篮子”做出的各种交易决策，也知道它的盈亏情况，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系统要做出这些决策。西蒙斯和鲍姆觉得，也许计算机交易系统根本就行不通。
到了1980年，赫尔兰德决定退出，重返校园。过早地离开大学给了赫尔兰德很大的压力，而且他也很惭愧不能帮助西蒙斯进一步完善他的计算机交易系统。赫尔兰德对西蒙斯和鲍姆在算法中使用的数学逻辑感到陌生，他很孤独，也很抑郁。“我只是觉得在加州我更有可能遇到真正合得来的人，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赫尔兰德说。他最后获得了学位，并且成为亚马逊和微软的机器学习专家。
更名
赫尔兰德走了，“小猪篮子”出问题了，西蒙斯和鲍姆也不再采用数学模型来指导投资了，而是转向更为传统的方法。他们开始根据各种事件和市场动向来寻找可能被低估的机会，把3000万美元的头寸分布在不同的交易品种之中。
西蒙斯想，如果他能比对手更早地获悉欧洲的新闻，那么这也许会给他带来优势。所以他雇了一个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书的来自巴黎的学生来帮他翻译晦涩的法语金融新闻，以期能领先对手一步。西蒙斯还经常咨询一位名叫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20)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格林斯潘是后来的美联储主席。西蒙斯曾在办公室安装了一部红色的电话机，只要有突发的金融新闻，电话铃声就会想起，他和鲍姆就能立即抢在市场反应之前下单。如果电话铃声响了，但是他们恰好不在，新的办公室经理佩妮·艾尔博金（Penny Alberghine）就会冲出去找他们，无论他们在餐馆、在商店，还是在男厕所，艾尔博金都会用力地拍门来提醒他们：“出来！快回去！”艾尔博金甚至会尖叫道：“小麦价格跌了3个点！”
西蒙斯无处不在的幽默感常常让他的团队感到很放松。他经常会拿艾尔博金浓重的纽约口音开玩笑，而艾尔博金则会取笑他的波士顿口音。有一次，西蒙斯发现公司银行账户里的存款享受了很高的利率，他高兴坏了。“投资者竟然能享受这么高的利率！”他喊道。
玛丽莲每周会带着儿子尼古拉斯来看西蒙斯几次，而芭芭拉有时也会来探望他的前夫。其他员工的家人有时候也会来办公室闲逛。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在图书室享用下午茶，西蒙斯和鲍姆他们会讨论最近的新闻，争论经济的走向。西蒙斯也会请同事们到他的游艇上玩，他的游艇叫作“吉姆爵士号”，通常停靠在附近的杰斐逊港。
大多数日子里，西蒙斯都会穿着高尔夫球服和牛仔裤，坐在办公室里，紧张地盯着电脑屏幕，看各种新闻，预测大盘的走势，并和绝大多数投资者一样买入卖出。当陷入沉思的时候，他会手拿一支香烟，不停地咬着嘴唇。而鲍姆会坐在旁边一间较小的办公室里打理着他自己的账户，他喜欢穿破旧的毛衣、起皱的裤子和廉价的鞋子。因为视力日渐衰退，鲍姆会尽量凑近电脑屏幕，试图规避西蒙斯抽烟时升腾的烟雾。
他们的传统交易方法运行得还不错，所以当隔壁的小店倒闭的时候，西蒙斯把它盘了下来，并把中间的隔断墙打通了。办公室变大了，队伍也壮大了。有一位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几名专家加盟了，他们提供专业的投资建议，同时打理着自己的账户，以期提高全公司的业绩表现。与此同时，西蒙斯又有了新的兴趣：支持那些冉冉升起的新兴技术公司。其中就包括做电子词典的富兰克林电子出版公司（Franklin Electronic Publishers），正是这家公司开发了第一台手提电脑。
1982年，西蒙斯把公司的名字更改为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反映出他对那些新兴科技公司的兴趣。除了交易者这个身份之外，西蒙斯还越来越视自己为一个风险投资家。他每周会在纽约市的办公室里待很长时间，一方面是与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互动，另一方面是处理他投资的高科技公司的相关事务。
西蒙斯还会花大把时间照顾他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需要特殊的照料。保罗是西蒙斯和芭芭拉的第二个孩子，生来就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叫作先天性外胚层发育不全（Ectodermal Dysplasia）。保罗的皮肤、头发和汗腺都发育不良，他比同龄人矮，牙齿也很稀疏而且畸形。为了减少由此产生的自卑感，保罗会刻意要求父母给他买新潮的衣服，以期能融入同学圈。保罗的情况给了西蒙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经常会驾车带保罗去新泽西的特伦顿，找一位牙科医生给保罗做牙齿整形。后来，纽约的一位医生给保罗做了一整套的牙齿植入，此举略微修复了保罗的自尊心。
对于西蒙斯经常在纽约的办公室工作并且花很多精力去照顾家人这件事，鲍姆并不介意，因为他不太需要别人的帮助。鲍姆通过交易各类外汇赚了很多钱，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开发一个体系化的量化交易系统。构建方程组费时费力，盈利虽然稳定但不够可观。相反，通过分析新闻和地缘政治做事件性投资，不但刺激而且来钱很快。“我为什么还要开发这些模型？”鲍姆问他的女儿斯特菲，“比起寻找数学论据，我们现在的赚钱方式要容易得多。”西蒙斯很尊重鲍姆，很少对鲍姆的交易指手画脚，而且鲍姆正在风头上。公司的计算机算力也很有限，不可能反映所有自动交易系统的真实情况。
鲍姆喜欢仔细研究与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数据，然后关上办公室的门，躺在他那张绿色沙发上，长时间思考市场下一步可能的走势。“他会忘记时间的，”佩妮·艾尔博金说，“他甚至有点儿神志不清。”
当鲍姆终于“出关”的时候，他通常会下单。他天性乐观，喜欢买入持有，并静待上涨，他不在乎要等待多长时间。“有的时候稳住仓位需要勇气。”鲍姆告诉朋友说。他很自豪在他人坚持不住的时候，自己坚持住了。“当我没有明确想法的时候，我不会轻举妄动。”鲍姆在写信给家人的时候这样解释他的策略。“爸爸的理论就是低位买入，然后长期持有。”斯特菲说。
鲍姆通过采用这种策略成功地应对了市场的波动，1979年7月到1982年3月期间盈利达到4 300万美元，西蒙斯当初给他的账户中的资金几乎翻倍了。此后一年中，鲍姆越来越看好市场，甚至连公司的年度旅游都不愿意参加，而是待在办公室盯盘和下单。中午时分，鲍姆往往会很勉强地加入同事们吃午餐的行列，西蒙斯问他为什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我建仓才建了一半，”鲍姆说，“就不得不来吃饭了。”
鲍姆确实应该待在办公室，因为他在那一年美国股市的历史性低谷果断地抄了底。随着股市上涨，鲍姆赚得盆满钵满，还和朱莉娅在长岛湾买了一栋拥有6个卧室的房子。朱莉娅依然开着那辆老凯迪拉克，但她不再为钱的问题而担忧了。尽管获利颇丰，但是交易还是给鲍姆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他曾经是一个乐观而随性的人，但是现在变得严肃而紧张，经常与同事通电话聊到深夜，争论应该如何应对最新发生的事件。“他像变了一个人。”斯特菲回忆道。
解约，鲍姆退场
鲍姆对投资的嗜好日盛，最终和西蒙斯之间产生了裂痕。紧张关系发端于1979年的秋天，当时他们在金价250美元的时候各自买了一些黄金期货合约。那年年底，紧张的国际形势使金价和银价不断上涨。那时候去拜访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人，经常能看到原本安静而内敛的鲍姆兴高采烈地谈论金价的走高，而西蒙斯则坐在一旁微笑。
时至1980年1月，金银价格依然在快速上涨。经过疯狂的两周时间，金价创下了每克约25美元的历史新高，此时西蒙斯选择了清仓，锁定了每克数十美元的收益。像往常一样，鲍姆依然不愿意卖出。一天，西蒙斯听一位朋友谈起，他的珠宝商妻子最近翻了他的衣橱，想把金袖扣和领带夹都拿出去卖了。
“你们是要破产了吗？”西蒙斯问道。“没有，她只是想去排队把它们卖了。”朋友回答道。西蒙斯又问：“现在卖黄金需要排队？”那位朋友解释道，现在乡下的居民正在排队卖珠宝，想趁金价在高位时赚上一笔。西蒙斯震惊了，他认为如果黄金的供给迅速增加，金价会崩盘的。回到办公室，西蒙斯要求鲍姆立即抛出手中的黄金。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鲍姆，马上卖出黄金。”
“不行，金价还在走高。”
“快点卖出，鲍姆！”
但鲍姆就是固执己见，西蒙斯很生气。鲍姆已经有超过1 000万美元的浮盈了，金价也已经超过每克28美元，但他确信还能赚得更多。“西蒙斯对我指手画脚，”鲍姆后来跟家人说，“但是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或苗头让我卖出，所以我什么都没做。”
最后，1980年1月18日那天，西蒙斯不能忍了，他强行让鲍姆听电话。他对鲍姆说：“告诉交易员你要卖出，鲍姆！”
“好吧，好吧！”鲍姆嘟囔道。结果，几个月之内金价涨到了每克30美元，鲍姆一直在抱怨西蒙斯让他错失了很多赚钱机会。然后，泡沫破裂，金价几个月之内就跌到了每克18美元以下。
其后不久，鲍姆又发掘了一个在E. F. Hutton经纪公司(21)工作的哥伦比亚人，他声称自己非常擅长投资咖啡期货。这个哥伦比亚人很看好咖啡期货，于是西蒙斯和鲍姆建立了全市场最大的多头仓位。刚刚建完，咖啡价格就跌了10%，他们的浮亏达到了数百万美元。于是西蒙斯迅速清仓了，但鲍姆依然不愿意卖出。最终，鲍姆亏损严重，甚至都没有勇气自己去清仓卖出，只能求助于西蒙斯。鲍姆后来总是说这是他“职业生涯最愚蠢的一幕”。鲍姆的盲目乐观开始让西蒙斯感到不爽了。“他只有能力做到‘低买’，没办法做到‘高卖’。”西蒙斯后来说。7
西蒙斯认识到，当时创建这种全自动交易系统的技术还不成熟，但他想用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来小试牛刀。他觉得计算机基于海量的历史数据应该能够挖掘出有持续性的、不断重复的某种价格规律。西蒙斯从世界银行等地方买了一大堆的书，还从各个商品交易所买了许多磁盘，这些资料记录了商品、债券和外汇过去几十年的价格数据，甚至包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些数据。这本来是一堆没人在乎的破烂货，但是西蒙斯觉得可以从中挖到宝贝。
赫尔兰德的高达1.5米、蓝白相间的PDP11/60电脑无法读取西蒙斯收集的这些数据，因为磁盘的数据格式太老了。所以赫尔兰德偷偷地把这些磁盘带到了附近的格鲁曼飞行器工程公司（Grumman Aerospace）总部，他的朋友斯坦供职于此。午夜时分，当警戒略有松懈时，斯坦打开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帮助赫尔兰德把那些数据转换成普通计算机可以读取的格式。他们边等边享用着咖啡。
为了获取更多数据，西蒙斯特地雇了一个人频繁地造访位于曼哈顿的美联储办公室，记录当时尚未电子化的利率历史走势等数据。西蒙斯还找来了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时候的秘书卡罗尔·艾尔博金（Carole Alberghine），任命她为办公室经理，负责记录各币种当期的收盘数据。每天早晨，艾尔博金会通读一遍《华尔街日报》，然后借助公司图书室的沙发和椅子，把价格数据更新到贴得满屋子都是的价格图表之中。这种操作一直维持到艾尔博金从椅子上摔下来才作罢，西蒙斯只得雇用一个更年轻的女孩儿来更新数据。
西蒙斯雇了包括他嫂子在内的几个人来负责把价格数据输入到赫尔兰德创建的数据库中，这个数据库可以跟踪价格，也可以用来测试基于数学算法或基于直觉的各种投资策略的效果。他们采用的很多策略都属于短期动量交易策略(19)，但他们也会关注不同商品价格之间的相关性。比如，某种货币已经连跌了3天，第四天继续跌的概率有多大？金价领先于银价吗？小麦价格是黄金和其他商品价格的先行指标吗？西蒙斯甚至研究过自然现象对行情的影响。在寻找相关性方面，赫尔兰德等人经常无功而返，但西蒙斯要求他们不要停止搜寻的脚步。“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规律！”西蒙斯坚持道。最后，他们终于开发完成了一个可以覆盖各种商品、债券和外汇交易的系统。虽然公司仅有的一台电脑算力不够，无法运算所有的数据，但他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可靠的相关性。
由于这个系统的覆盖范围包括了生猪价格数据，所以西蒙斯戏称它为他的“小猪篮子”（Piggy Basket）。这个系统主要是运用线性代数的原理分析大量的数据，然后给出投资建议。它通常会给出一行数字，比如“0.5、0.3、0.2”，这代表系统建议外汇投资组合应该是50%的日元、30%的德国马克和20%的瑞士法郎。等到“小猪篮子”提出大约40条不同的期货交易建议之后，公司的交易员会按照系统给出的比例来执行这些买入和卖出指令。这个系统只是提供投资建议，还不能够直接进行自动交易，但这已经是西蒙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能做的最大限度的事情了。
几个月之后，“小猪篮子”已经能够指导100万美元左右规模的交易，并且获利颇丰。组合一般只持仓一天，然后就卖掉。受到初期成果的鼓舞，西蒙斯又从Limroy基金里面拨出几百万美元给“小猪篮子”来运营，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系统突然强烈看好土豆价格，并把三分之二的现金都配置到了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土豆期货合约上，相应的标的物是数百万千克的缅因州土豆。一天，西蒙斯接到了来自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电话。交易委员会很不高兴，因为Monemetrics持有的这些合约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土豆供应。西蒙斯暗笑，交易委员会的确有权质问他，但他们需要了解的是，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囤积这么多土豆，事实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系统要买入这么多土豆。当然，交易委员会并不需要明白这些。“他们认为我们要垄断全球的土豆市场！”挂上电话后，西蒙斯嬉笑着跟赫尔兰德说。
交易委员会可没那么欣赏西蒙斯的幽默感，它强平了Monemetrics公司的持仓，还给他们开了几百万美元的罚单。很快，西蒙斯和鲍姆就对他们的系统丧失了信心。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小猪篮子”做出的各种交易决策，也知道它的盈亏情况，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系统要做出这些决策。西蒙斯和鲍姆觉得，也许计算机交易系统根本就行不通。
到了1980年，赫尔兰德决定退出，重返校园。过早地离开大学给了赫尔兰德很大的压力，而且他也很惭愧不能帮助西蒙斯进一步完善他的计算机交易系统。赫尔兰德对西蒙斯和鲍姆在算法中使用的数学逻辑感到陌生，他很孤独，也很抑郁。“我只是觉得在加州我更有可能遇到真正合得来的人，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赫尔兰德说。他最后获得了学位，并且成为亚马逊和微软的机器学习专家。
更名
赫尔兰德走了，“小猪篮子”出问题了，西蒙斯和鲍姆也不再采用数学模型来指导投资了，而是转向更为传统的方法。他们开始根据各种事件和市场动向来寻找可能被低估的机会，把3000万美元的头寸分布在不同的交易品种之中。
西蒙斯想，如果他能比对手更早地获悉欧洲的新闻，那么这也许会给他带来优势。所以他雇了一个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书的来自巴黎的学生来帮他翻译晦涩的法语金融新闻，以期能领先对手一步。西蒙斯还经常咨询一位名叫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20)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格林斯潘是后来的美联储主席。西蒙斯曾在办公室安装了一部红色的电话机，只要有突发的金融新闻，电话铃声就会想起，他和鲍姆就能立即抢在市场反应之前下单。如果电话铃声响了，但是他们恰好不在，新的办公室经理佩妮·艾尔博金（Penny Alberghine）就会冲出去找他们，无论他们在餐馆、在商店，还是在男厕所，艾尔博金都会用力地拍门来提醒他们：“出来！快回去！”艾尔博金甚至会尖叫道：“小麦价格跌了3个点！”
西蒙斯无处不在的幽默感常常让他的团队感到很放松。他经常会拿艾尔博金浓重的纽约口音开玩笑，而艾尔博金则会取笑他的波士顿口音。有一次，西蒙斯发现公司银行账户里的存款享受了很高的利率，他高兴坏了。“投资者竟然能享受这么高的利率！”他喊道。
玛丽莲每周会带着儿子尼古拉斯来看西蒙斯几次，而芭芭拉有时也会来探望他的前夫。其他员工的家人有时候也会来办公室闲逛。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在图书室享用下午茶，西蒙斯和鲍姆他们会讨论最近的新闻，争论经济的走向。西蒙斯也会请同事们到他的游艇上玩，他的游艇叫作“吉姆爵士号”，通常停靠在附近的杰斐逊港。
大多数日子里，西蒙斯都会穿着高尔夫球服和牛仔裤，坐在办公室里，紧张地盯着电脑屏幕，看各种新闻，预测大盘的走势，并和绝大多数投资者一样买入卖出。当陷入沉思的时候，他会手拿一支香烟，不停地咬着嘴唇。而鲍姆会坐在旁边一间较小的办公室里打理着他自己的账户，他喜欢穿破旧的毛衣、起皱的裤子和廉价的鞋子。因为视力日渐衰退，鲍姆会尽量凑近电脑屏幕，试图规避西蒙斯抽烟时升腾的烟雾。
他们的传统交易方法运行得还不错，所以当隔壁的小店倒闭的时候，西蒙斯把它盘了下来，并把中间的隔断墙打通了。办公室变大了，队伍也壮大了。有一位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几名专家加盟了，他们提供专业的投资建议，同时打理着自己的账户，以期提高全公司的业绩表现。与此同时，西蒙斯又有了新的兴趣：支持那些冉冉升起的新兴技术公司。其中就包括做电子词典的富兰克林电子出版公司（Franklin Electronic Publishers），正是这家公司开发了第一台手提电脑。
1982年，西蒙斯把公司的名字更改为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反映出他对那些新兴科技公司的兴趣。除了交易者这个身份之外，西蒙斯还越来越视自己为一个风险投资家。他每周会在纽约市的办公室里待很长时间，一方面是与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互动，另一方面是处理他投资的高科技公司的相关事务。
西蒙斯还会花大把时间照顾他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需要特殊的照料。保罗是西蒙斯和芭芭拉的第二个孩子，生来就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叫作先天性外胚层发育不全（Ectodermal Dysplasia）。保罗的皮肤、头发和汗腺都发育不良，他比同龄人矮，牙齿也很稀疏而且畸形。为了减少由此产生的自卑感，保罗会刻意要求父母给他买新潮的衣服，以期能融入同学圈。保罗的情况给了西蒙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经常会驾车带保罗去新泽西的特伦顿，找一位牙科医生给保罗做牙齿整形。后来，纽约的一位医生给保罗做了一整套的牙齿植入，此举略微修复了保罗的自尊心。
对于西蒙斯经常在纽约的办公室工作并且花很多精力去照顾家人这件事，鲍姆并不介意，因为他不太需要别人的帮助。鲍姆通过交易各类外汇赚了很多钱，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开发一个体系化的量化交易系统。构建方程组费时费力，盈利虽然稳定但不够可观。相反，通过分析新闻和地缘政治做事件性投资，不但刺激而且来钱很快。“我为什么还要开发这些模型？”鲍姆问他的女儿斯特菲，“比起寻找数学论据，我们现在的赚钱方式要容易得多。”西蒙斯很尊重鲍姆，很少对鲍姆的交易指手画脚，而且鲍姆正在风头上。公司的计算机算力也很有限，不可能反映所有自动交易系统的真实情况。
鲍姆喜欢仔细研究与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数据，然后关上办公室的门，躺在他那张绿色沙发上，长时间思考市场下一步可能的走势。“他会忘记时间的，”佩妮·艾尔博金说，“他甚至有点儿神志不清。”
当鲍姆终于“出关”的时候，他通常会下单。他天性乐观，喜欢买入持有，并静待上涨，他不在乎要等待多长时间。“有的时候稳住仓位需要勇气。”鲍姆告诉朋友说。他很自豪在他人坚持不住的时候，自己坚持住了。“当我没有明确想法的时候，我不会轻举妄动。”鲍姆在写信给家人的时候这样解释他的策略。“爸爸的理论就是低位买入，然后长期持有。”斯特菲说。
鲍姆通过采用这种策略成功地应对了市场的波动，1979年7月到1982年3月期间盈利达到4 300万美元，西蒙斯当初给他的账户中的资金几乎翻倍了。此后一年中，鲍姆越来越看好市场，甚至连公司的年度旅游都不愿意参加，而是待在办公室盯盘和下单。中午时分，鲍姆往往会很勉强地加入同事们吃午餐的行列，西蒙斯问他为什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我建仓才建了一半，”鲍姆说，“就不得不来吃饭了。”
鲍姆确实应该待在办公室，因为他在那一年美国股市的历史性低谷果断地抄了底。随着股市上涨，鲍姆赚得盆满钵满，还和朱莉娅在长岛湾买了一栋拥有6个卧室的房子。朱莉娅依然开着那辆老凯迪拉克，但她不再为钱的问题而担忧了。尽管获利颇丰，但是交易还是给鲍姆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他曾经是一个乐观而随性的人，但是现在变得严肃而紧张，经常与同事通电话聊到深夜，争论应该如何应对最新发生的事件。“他像变了一个人。”斯特菲回忆道。
解约，鲍姆退场
鲍姆对投资的嗜好日盛，最终和西蒙斯之间产生了裂痕。紧张关系发端于1979年的秋天，当时他们在金价250美元的时候各自买了一些黄金期货合约。那年年底，紧张的国际形势使金价和银价不断上涨。那时候去拜访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人，经常能看到原本安静而内敛的鲍姆兴高采烈地谈论金价的走高，而西蒙斯则坐在一旁微笑。
时至1980年1月，金银价格依然在快速上涨。经过疯狂的两周时间，金价创下了每克约25美元的历史新高，此时西蒙斯选择了清仓，锁定了每克数十美元的收益。像往常一样，鲍姆依然不愿意卖出。一天，西蒙斯听一位朋友谈起，他的珠宝商妻子最近翻了他的衣橱，想把金袖扣和领带夹都拿出去卖了。
“你们是要破产了吗？”西蒙斯问道。“没有，她只是想去排队把它们卖了。”朋友回答道。西蒙斯又问：“现在卖黄金需要排队？”那位朋友解释道，现在乡下的居民正在排队卖珠宝，想趁金价在高位时赚上一笔。西蒙斯震惊了，他认为如果黄金的供给迅速增加，金价会崩盘的。回到办公室，西蒙斯要求鲍姆立即抛出手中的黄金。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鲍姆，马上卖出黄金。”
“不行，金价还在走高。”
“快点卖出，鲍姆！”
但鲍姆就是固执己见，西蒙斯很生气。鲍姆已经有超过1 000万美元的浮盈了，金价也已经超过每克28美元，但他确信还能赚得更多。“西蒙斯对我指手画脚，”鲍姆后来跟家人说，“但是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或苗头让我卖出，所以我什么都没做。”
最后，1980年1月18日那天，西蒙斯不能忍了，他强行让鲍姆听电话。他对鲍姆说：“告诉交易员你要卖出，鲍姆！”
“好吧，好吧！”鲍姆嘟囔道。结果，几个月之内金价涨到了每克30美元，鲍姆一直在抱怨西蒙斯让他错失了很多赚钱机会。然后，泡沫破裂，金价几个月之内就跌到了每克18美元以下。
其后不久，鲍姆又发掘了一个在E. F. Hutton经纪公司(21)工作的哥伦比亚人，他声称自己非常擅长投资咖啡期货。这个哥伦比亚人很看好咖啡期货，于是西蒙斯和鲍姆建立了全市场最大的多头仓位。刚刚建完，咖啡价格就跌了10%，他们的浮亏达到了数百万美元。于是西蒙斯迅速清仓了，但鲍姆依然不愿意卖出。最终，鲍姆亏损严重，甚至都没有勇气自己去清仓卖出，只能求助于西蒙斯。鲍姆后来总是说这是他“职业生涯最愚蠢的一幕”。鲍姆的盲目乐观开始让西蒙斯感到不爽了。“他只有能力做到‘低买’，没办法做到‘高卖’。”西蒙斯后来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