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并不能保证这种在一般情况下都很有用的做法总是能奏效，更不用说总是能快速奏效了。寻找水果从枝上脱落的缘由会很快引导人去摇晃果树。但是，探究为什么会下雨，或者为什么不下雨，就会把我们带入不同的层次，尤其是当我们寻求答案的真实动机是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影响降雨的时候。往往，我们能影响事件的发生。当事情（比如狩猎行动）的发展出错时，不管是由于我们自己所做不够导致，还是与之相反由非人力能控制的因素所致，培养探究问题的习惯很可能都有好处。不过这种习惯虽然有用，也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干旱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败所致——那么，这是哪方面的失败？我们做错了什么？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在我们幼儿时期是很有用的：自己不会做的事有父母亲帮忙，当然必须是在我们听话、父母亲心情好的时候。是否存在某种生命体决定降雨与否？我们难道不应该努力站在这些生命体正确的一边？
探究事情发生的缘由也是人类开始探索自然、相信超自然体的存在时要做的。随着我们祖先智力水平的提高，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也在增加。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面临着众多选择和神秘之事——生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以往他们只是顺其自然地生活，从不质疑。幸好一切都是逐渐发生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的祖先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冲击。有些人更多地从生物学而非智力的角度进行思考，可能会说这就是为什么人成其为人的原因。
试着把哲学看作人类努力摆脱上述危机的声音。试着认为哲学能保护你免受一些常见的错误理解的影响。其中一个误解认为哲学是一种范围很小的研究行为，只在大学进行，或者只在某些时代或某些文化中进行（这种观点则不那么荒谬）。另一种误解与第一个相关，认为哲学是一种智力游戏，不能回应深层次的需求。这种看法的积极意义是它会使你认为在哲学发展史中很可能包含一些有趣的片段。事实上，哲学发展史中的确出现过一些有趣的片段。如果我们将前面那个关于事实情况的观点牢记在心，这一点当然会让我们更加兴奋。蹒跚行走的智人是否能够通过思考就回到直立行走的时代？不管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甚至能肯定自己知道直立行走始于何时吗？不管你喜欢与否，这就是我们深陷其中的、不知前方是何处的历险。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哲学包含的范围是不是太广了？哲学当然并不包括前面对它的描述中所暗含的一切。首先，如果我们犯错误，那么这种错误在广义的层面上带来的危害比狭义层面上的要小。其次，“哲学”一词涵盖的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就有很大差别，更不用说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期间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完全一致。近来关于哲学有些奇怪的事发生。一方面，哲学的范围变得太广，以至于趋向无意义。几乎每个商业机构都自称拥有自己的哲学——实际上就是通常所指的企业政策。另一方面，哲学的范围又变得过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对某个领域的研究开始站稳脚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拥有统一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知识体系，它很快就会从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哲学体系中脱离出来，开始自行其道，比如物理、化学、天文学和心理学。因此，那些认为自己是哲学家的人所思考的问题开始减少，而且哲学也往往只能被用来研究那些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才合适的问题，展开那些我们无从着手的探究活动。
不同学科的繁荣发展，学科数量的大幅增加，这些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另一个因素，即大学里的学科划分更加细致，从而使人们易于认为哲学的研究范围变得更窄了。大学里的哲学系大部分都很小，因此精通的领域也很窄，往往集中于当时流行（有时也是局部）的学术范式——它们必须精通这些范式，因为是它们提出了这些范式。此外，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本科生的课时很短，因此只能有所选择，结果是总体上流于肤浅。因此，对于一种自然而然的设想——哲学即是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课程，虽然我肯定不会说它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说法过于狭隘，会引起误导，应该避免。
本书定名为对哲学的简短引论[3]。但是，正如我想现在已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我无法真正将你引入哲学之门，因为你已经身处其中。我也无法真正将你引入哲学的王国，因为哲学实在是浩瀚无边，就像我无法“向你展示整个伦敦”一样。我可以向你展示伦敦的一小部分，也许提到几个主要的旅游景点，然后就告诉你其他一些导游信息，让你带着地图自己去探索发现。这也正是我在本书中关于哲学打算做的事。
本章开头，我曾提到三个哲学问题，尽管可能称它们为三种类型或层次的问题更合适。第二章至第四章将通过几部古典哲学著作分别举例说明这三种类型的问题。第一部作品中使用的思维方式大家非常熟悉，而第三部讨论的问题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都要陌生得多；从熟悉到陌生，这三章同时也阐述（尽管并不充分）了这本简介的另一个主题：哲学领域可能会遇到的新内容。另外，我前面谈到了很难避免哲学性过强，似乎都有些唠叨了。如果的确很难避免，我们就可以期待不管我们看什么，都能或多或少发现某种类型的哲学思想。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给出的第一个例子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第二个例子来自18世纪的苏格兰，而第三个例子则来自古印度，由佚名佛教徒大概在公元前100年与公元100年间某段无法确定的时期写成。
这三部作品应该都很容易找到，尤其是前两本（参见参考书目）。不读这三部作品也能很好地理解本书，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是在读本书之外，同时亲身阅读这三部作品。你将会喜欢其写作风格。大部分哲学作品都写得很好，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在欣赏其中的观点和辩论的同时，也要欣赏作品的风格。不过主要原因还在于：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样做会让你融入其中。要记住，哲学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已经是一个哲学家，你自身正常的智力本来就拥有工作许可——你并不需要经过任何深奥的训练来得到许可进行思考。因此，在阅读过程中不要害怕，要进行质疑并总结出暂时的结论。不过要注意，是暂时的结论！不管你做什么，千万不要沉迷于那句最懒惰、最洋洋自得的俗语：“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观点。”获取权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相反，要牢记乔治·贝克莱（1685——1753）那句挖苦的话：“很少有人思考，但是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个悲哀；因为，思考是快乐的一部分。
最后，请大家慢慢阅读。这本书很短，但所谈的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我想尽办法在书中塞进了大量的内容。
【注释】
[1] 为方便读者查阅，此处已将原文标注的英文页码替换为相应的中译文页码。以下类似情形不再一一说明。——编注
[2]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机械唯物论者。著述包括哲学三部曲 《论物体》（1655）、《论人》（1658）、《论公民》（1642），《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以及代表作《利维坦》（1651）等。——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由译者添加。
[3] 这里指英文原书名的字面意思。——编注
第二章
我应该做什么？柏拉图的《格黎东篇》
柏拉图（约前427——前347）并非古希腊文明史中第一位重要哲学家，但是他是第一位有大量完整作品传世的古希腊哲学家。印度哲学典籍《吠陀经》和大部分《奥义书》的出现都早于柏拉图的作品，但是它们的作者是谁，它们是如何写成的，这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佛陀生活的年代早于柏拉图，但是究竟早多久学术界尚无定论；幸存的有关佛陀生平和思想的最早记述都是在佛陀死后几百年才出现的。中国的孔子也先于柏拉图（生于柏拉图之前一个世纪的中期）。同样，据我们所知，孔子也并无著述。那本著名的《论语》也是编于孔子死后。
柏拉图的所有作品都以对话形式出现，其中大部分妙语连珠，风格口语化。当然有时主人公也会作长篇大论。这些作品中有二十几种经确认为柏拉图所写，还有更多的一些不能确定。在已被确认的作品中，有两种的篇幅要比其他的长得多，更适合被看作是由一系列对话组成。（这两本书分别是《理想国》和《法律篇》。两书谈论的中心话题都是对理想的政治体制的追求。）柏拉图可读的书很多，而且大部分都很容易买到，译后版本价格也比较便宜。至于这些作品的难度就各不一样了。有些作品与我们下文即将细述的一本差不多，而另一些如《智者篇》这样的，即使是那些博览群书的人看了也会时不时大伤脑筋，心中茫然。
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几乎所有对话中都出现了苏格拉底，虽然苏格拉底并不总是谈话的中心人物。在名为《格黎东篇》[1]的对话中，苏格拉底不仅参与了讨论，而且讨论的是关于当他发现自己遭遇困境时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苏格拉底其人以及他如何遭遇对话开始时说到的困境，即身陷雅典监狱，等待即将到来的处决。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卒于公元前399年。毫无疑问他魅力无穷，生活方式则有些古怪。给人的印象是只要有人愿意加入，他便整日与人进行辩论，不取报酬，因为他安于因此而带来的贫穷。他的辩论伙伴包括许多比较富有、因此也比较空闲的雅典年轻人，其中就有柏拉图。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仰慕促进了前者哲学事业的发展，并激发他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同样名垂千古。
我们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并非全部根据柏拉图的作品，但是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是的，因此要明确区分两人的观点并非易事。不用怀疑，柏拉图有时努力将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刻画，有时则将苏格拉底这个人物形象作为一种语言手段来表述自己的哲学观点，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总是有清晰的界线。学者们如今似乎大体上达成共识，认为苏格拉底真正关注的是关于公正和美德的伦理问题（“我应该怎样生活”有时被称为“苏格拉底问题”），并且苏格拉底经常探究他的雅典同胞们是否真正理解这其中涉及的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否如同他们自己声称的那样深。他自己对这些问题也并不总是完全理解的——不过每当这时，苏格拉底便不会声称自己理解。
这样做似乎很容易为自己树敌。因此上述关于苏格拉底种种活动的描述与后面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冲突：三个雅典公民以毒害雅典年轻人为由起诉苏格拉底。如果把公众对苏格拉底的敌意比作一座冰山，那么这三个雅典公民就是冰山的顶端。苏格拉底被以微弱多数判为有罪[2]，并被处以死刑。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柏拉图就记录了苏格拉底在审判过程中所作的演说（尽管题目直译应该是“苏格拉底的道歉”，但苏格拉底的言辞丝毫没有抱歉之意），为自己申辩时、法官裁决后以及最终宣判后各一篇。
苏格拉底并非是在审判后被立即执行死刑的。审判进行时一个祭祀庆典正好开始，只有当城邦国家派往得洛斯岛的一艘船返回雅典后，庆典才能结束。这个庆典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在船未返回之前不得执行死刑。因此在这段时间，苏格拉底必须待在监狱。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朋友们刚好有足够的时间定期来探望他，结识狱卒，并酝酿一个行动计划。随着船返航时间的临近，把行动计划告诉苏格拉底的任务就落在了格黎东身上：他们打算贿赂狱卒，这样苏格拉底就可以逃离雅典到别处去，比如去特答利亚[3]。格黎东在那儿有朋友，将会接待苏格拉底，并为他提供庇护。
图2 并非所有人都像柏拉图一样为苏格拉底所折服。在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云》中，苏格拉底是以一个整天躺在篮子里摇晃（以便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研究天体现象）、自视甚高的怪人形象出现的。
在《格黎东篇》中柏拉图记录了格黎东与苏格拉底的辩论以及苏格拉底的回应。尽管这则对话写于二千四百年前，但出人意料的是它读起来并不那么令人吃惊。你也许不同意苏格拉底的全部观点——比如许多读者会认为苏格拉底夸大了国家对个人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他提出的所有观点，对任何一个曾经面对艰难抉择的人来说都不陌生。柏拉图谈到爱，我们就知道他谈论的角度与我们不同；读柏拉图的宇宙论，我们就如同回到了完全不同于今的时代；但是对话中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做什么”这个具体伦理问题的讨论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在第一章，我提到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是个哲学家，因此有的哲学离我们很近。下文我就举一个源自古希腊的例子。
开始前先说句题外话。不管你使用哪个版本、哪种语言的译本，柏拉图作品的每个部分都有专门的标注方法[4]。这种标注方法最早源自1578年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版本中使用的分页方法，被称为斯特凡努斯标注法（斯特凡努斯是其编辑亨利·埃蒂安纳的拉丁名字）。现代印刷的任何版本中也都使用这种标注法，或是标在空白处，或是标在每页上方。本章我就将一直使用这种标注法。
第一页前后（43a——44b）说明了事情发生的背景。格黎东说他已打通看守这方面的关节。苏格拉底回答说到他这个年纪就不应该因为自己要死而抱怨太多。然后格黎东的劝说便开始了。他首先如一般人都会做的那样，告诉苏格拉底朋友们非常珍惜他，然后暗示苏格拉底应该会在意回报朋友们的深情：朋友们的名誉将会岌岌可危，因为如果他坚持待在监狱并被处死，人们会认为朋友们不愿花钱买回他的自由，让他逃亡。
随后格黎东又急急忙忙提出大量迥异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没有充分展开。《格黎东篇》的语言组织得并不严谨，反而更像平常的聊天）。苏格拉底回答说一个人不应该关心“众人”怎么想，应该在意的是那些洞晓事实的理智之人是怎么想的。“像你说的那样，我们承受不起，”格黎东说，“众口铄金啊！”“相反，”苏格拉底说，“就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一点而言，多数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力可言。”很明显，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人是睿智的还是愚蠢的（44d）。
我怀疑许多读者读到这个观点会吃惊。苏格拉底所谓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应该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吗？我们应该一直记着这个问题，时刻注意后面的对话中任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部分。不过格黎东却忽略了这个问题，又回到先前的话题，重新谈起苏格拉底的做法会给朋友们带来的后果。苏格拉底是不是认为如果自己逃跑了，他的朋友就会有被报复的危险？是的，苏格拉底好像是这么认为（在53a/b中，苏格拉底又强调了可能会给朋友带来危险的问题）。这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格黎东论点的说服力：如果做某事与不做某事一样，给朋友带来的后果很可能都不好，那么再利用如果不做某事就会给朋友带来不好的后果来说服苏格拉底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探究事情发生的缘由也是人类开始探索自然、相信超自然体的存在时要做的。随着我们祖先智力水平的提高，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也在增加。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面临着众多选择和神秘之事——生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以往他们只是顺其自然地生活，从不质疑。幸好一切都是逐渐发生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的祖先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冲击。有些人更多地从生物学而非智力的角度进行思考，可能会说这就是为什么人成其为人的原因。
试着把哲学看作人类努力摆脱上述危机的声音。试着认为哲学能保护你免受一些常见的错误理解的影响。其中一个误解认为哲学是一种范围很小的研究行为，只在大学进行，或者只在某些时代或某些文化中进行（这种观点则不那么荒谬）。另一种误解与第一个相关，认为哲学是一种智力游戏，不能回应深层次的需求。这种看法的积极意义是它会使你认为在哲学发展史中很可能包含一些有趣的片段。事实上，哲学发展史中的确出现过一些有趣的片段。如果我们将前面那个关于事实情况的观点牢记在心，这一点当然会让我们更加兴奋。蹒跚行走的智人是否能够通过思考就回到直立行走的时代？不管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甚至能肯定自己知道直立行走始于何时吗？不管你喜欢与否，这就是我们深陷其中的、不知前方是何处的历险。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哲学包含的范围是不是太广了？哲学当然并不包括前面对它的描述中所暗含的一切。首先，如果我们犯错误，那么这种错误在广义的层面上带来的危害比狭义层面上的要小。其次，“哲学”一词涵盖的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就有很大差别，更不用说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期间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完全一致。近来关于哲学有些奇怪的事发生。一方面，哲学的范围变得太广，以至于趋向无意义。几乎每个商业机构都自称拥有自己的哲学——实际上就是通常所指的企业政策。另一方面，哲学的范围又变得过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对某个领域的研究开始站稳脚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拥有统一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知识体系，它很快就会从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哲学体系中脱离出来，开始自行其道，比如物理、化学、天文学和心理学。因此，那些认为自己是哲学家的人所思考的问题开始减少，而且哲学也往往只能被用来研究那些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才合适的问题，展开那些我们无从着手的探究活动。
不同学科的繁荣发展，学科数量的大幅增加，这些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另一个因素，即大学里的学科划分更加细致，从而使人们易于认为哲学的研究范围变得更窄了。大学里的哲学系大部分都很小，因此精通的领域也很窄，往往集中于当时流行（有时也是局部）的学术范式——它们必须精通这些范式，因为是它们提出了这些范式。此外，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本科生的课时很短，因此只能有所选择，结果是总体上流于肤浅。因此，对于一种自然而然的设想——哲学即是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课程，虽然我肯定不会说它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说法过于狭隘，会引起误导，应该避免。
本书定名为对哲学的简短引论[3]。但是，正如我想现在已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我无法真正将你引入哲学之门，因为你已经身处其中。我也无法真正将你引入哲学的王国，因为哲学实在是浩瀚无边，就像我无法“向你展示整个伦敦”一样。我可以向你展示伦敦的一小部分，也许提到几个主要的旅游景点，然后就告诉你其他一些导游信息，让你带着地图自己去探索发现。这也正是我在本书中关于哲学打算做的事。
本章开头，我曾提到三个哲学问题，尽管可能称它们为三种类型或层次的问题更合适。第二章至第四章将通过几部古典哲学著作分别举例说明这三种类型的问题。第一部作品中使用的思维方式大家非常熟悉，而第三部讨论的问题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都要陌生得多；从熟悉到陌生，这三章同时也阐述（尽管并不充分）了这本简介的另一个主题：哲学领域可能会遇到的新内容。另外，我前面谈到了很难避免哲学性过强，似乎都有些唠叨了。如果的确很难避免，我们就可以期待不管我们看什么，都能或多或少发现某种类型的哲学思想。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给出的第一个例子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第二个例子来自18世纪的苏格兰，而第三个例子则来自古印度，由佚名佛教徒大概在公元前100年与公元100年间某段无法确定的时期写成。
这三部作品应该都很容易找到，尤其是前两本（参见参考书目）。不读这三部作品也能很好地理解本书，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是在读本书之外，同时亲身阅读这三部作品。你将会喜欢其写作风格。大部分哲学作品都写得很好，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在欣赏其中的观点和辩论的同时，也要欣赏作品的风格。不过主要原因还在于：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样做会让你融入其中。要记住，哲学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已经是一个哲学家，你自身正常的智力本来就拥有工作许可——你并不需要经过任何深奥的训练来得到许可进行思考。因此，在阅读过程中不要害怕，要进行质疑并总结出暂时的结论。不过要注意，是暂时的结论！不管你做什么，千万不要沉迷于那句最懒惰、最洋洋自得的俗语：“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观点。”获取权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相反，要牢记乔治·贝克莱（1685——1753）那句挖苦的话：“很少有人思考，但是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个悲哀；因为，思考是快乐的一部分。
最后，请大家慢慢阅读。这本书很短，但所谈的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我想尽办法在书中塞进了大量的内容。
【注释】
[1] 为方便读者查阅，此处已将原文标注的英文页码替换为相应的中译文页码。以下类似情形不再一一说明。——编注
[2]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机械唯物论者。著述包括哲学三部曲 《论物体》（1655）、《论人》（1658）、《论公民》（1642），《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以及代表作《利维坦》（1651）等。——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由译者添加。
[3] 这里指英文原书名的字面意思。——编注
第二章
我应该做什么？柏拉图的《格黎东篇》
柏拉图（约前427——前347）并非古希腊文明史中第一位重要哲学家，但是他是第一位有大量完整作品传世的古希腊哲学家。印度哲学典籍《吠陀经》和大部分《奥义书》的出现都早于柏拉图的作品，但是它们的作者是谁，它们是如何写成的，这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佛陀生活的年代早于柏拉图，但是究竟早多久学术界尚无定论；幸存的有关佛陀生平和思想的最早记述都是在佛陀死后几百年才出现的。中国的孔子也先于柏拉图（生于柏拉图之前一个世纪的中期）。同样，据我们所知，孔子也并无著述。那本著名的《论语》也是编于孔子死后。
柏拉图的所有作品都以对话形式出现，其中大部分妙语连珠，风格口语化。当然有时主人公也会作长篇大论。这些作品中有二十几种经确认为柏拉图所写，还有更多的一些不能确定。在已被确认的作品中，有两种的篇幅要比其他的长得多，更适合被看作是由一系列对话组成。（这两本书分别是《理想国》和《法律篇》。两书谈论的中心话题都是对理想的政治体制的追求。）柏拉图可读的书很多，而且大部分都很容易买到，译后版本价格也比较便宜。至于这些作品的难度就各不一样了。有些作品与我们下文即将细述的一本差不多，而另一些如《智者篇》这样的，即使是那些博览群书的人看了也会时不时大伤脑筋，心中茫然。
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几乎所有对话中都出现了苏格拉底，虽然苏格拉底并不总是谈话的中心人物。在名为《格黎东篇》[1]的对话中，苏格拉底不仅参与了讨论，而且讨论的是关于当他发现自己遭遇困境时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苏格拉底其人以及他如何遭遇对话开始时说到的困境，即身陷雅典监狱，等待即将到来的处决。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卒于公元前399年。毫无疑问他魅力无穷，生活方式则有些古怪。给人的印象是只要有人愿意加入，他便整日与人进行辩论，不取报酬，因为他安于因此而带来的贫穷。他的辩论伙伴包括许多比较富有、因此也比较空闲的雅典年轻人，其中就有柏拉图。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仰慕促进了前者哲学事业的发展，并激发他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同样名垂千古。
我们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并非全部根据柏拉图的作品，但是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是的，因此要明确区分两人的观点并非易事。不用怀疑，柏拉图有时努力将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刻画，有时则将苏格拉底这个人物形象作为一种语言手段来表述自己的哲学观点，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总是有清晰的界线。学者们如今似乎大体上达成共识，认为苏格拉底真正关注的是关于公正和美德的伦理问题（“我应该怎样生活”有时被称为“苏格拉底问题”），并且苏格拉底经常探究他的雅典同胞们是否真正理解这其中涉及的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否如同他们自己声称的那样深。他自己对这些问题也并不总是完全理解的——不过每当这时，苏格拉底便不会声称自己理解。
这样做似乎很容易为自己树敌。因此上述关于苏格拉底种种活动的描述与后面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冲突：三个雅典公民以毒害雅典年轻人为由起诉苏格拉底。如果把公众对苏格拉底的敌意比作一座冰山，那么这三个雅典公民就是冰山的顶端。苏格拉底被以微弱多数判为有罪[2]，并被处以死刑。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柏拉图就记录了苏格拉底在审判过程中所作的演说（尽管题目直译应该是“苏格拉底的道歉”，但苏格拉底的言辞丝毫没有抱歉之意），为自己申辩时、法官裁决后以及最终宣判后各一篇。
苏格拉底并非是在审判后被立即执行死刑的。审判进行时一个祭祀庆典正好开始，只有当城邦国家派往得洛斯岛的一艘船返回雅典后，庆典才能结束。这个庆典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在船未返回之前不得执行死刑。因此在这段时间，苏格拉底必须待在监狱。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朋友们刚好有足够的时间定期来探望他，结识狱卒，并酝酿一个行动计划。随着船返航时间的临近，把行动计划告诉苏格拉底的任务就落在了格黎东身上：他们打算贿赂狱卒，这样苏格拉底就可以逃离雅典到别处去，比如去特答利亚[3]。格黎东在那儿有朋友，将会接待苏格拉底，并为他提供庇护。
图2 并非所有人都像柏拉图一样为苏格拉底所折服。在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云》中，苏格拉底是以一个整天躺在篮子里摇晃（以便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研究天体现象）、自视甚高的怪人形象出现的。
在《格黎东篇》中柏拉图记录了格黎东与苏格拉底的辩论以及苏格拉底的回应。尽管这则对话写于二千四百年前，但出人意料的是它读起来并不那么令人吃惊。你也许不同意苏格拉底的全部观点——比如许多读者会认为苏格拉底夸大了国家对个人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他提出的所有观点，对任何一个曾经面对艰难抉择的人来说都不陌生。柏拉图谈到爱，我们就知道他谈论的角度与我们不同；读柏拉图的宇宙论，我们就如同回到了完全不同于今的时代；但是对话中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做什么”这个具体伦理问题的讨论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在第一章，我提到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是个哲学家，因此有的哲学离我们很近。下文我就举一个源自古希腊的例子。
开始前先说句题外话。不管你使用哪个版本、哪种语言的译本，柏拉图作品的每个部分都有专门的标注方法[4]。这种标注方法最早源自1578年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版本中使用的分页方法，被称为斯特凡努斯标注法（斯特凡努斯是其编辑亨利·埃蒂安纳的拉丁名字）。现代印刷的任何版本中也都使用这种标注法，或是标在空白处，或是标在每页上方。本章我就将一直使用这种标注法。
第一页前后（43a——44b）说明了事情发生的背景。格黎东说他已打通看守这方面的关节。苏格拉底回答说到他这个年纪就不应该因为自己要死而抱怨太多。然后格黎东的劝说便开始了。他首先如一般人都会做的那样，告诉苏格拉底朋友们非常珍惜他，然后暗示苏格拉底应该会在意回报朋友们的深情：朋友们的名誉将会岌岌可危，因为如果他坚持待在监狱并被处死，人们会认为朋友们不愿花钱买回他的自由，让他逃亡。
随后格黎东又急急忙忙提出大量迥异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没有充分展开。《格黎东篇》的语言组织得并不严谨，反而更像平常的聊天）。苏格拉底回答说一个人不应该关心“众人”怎么想，应该在意的是那些洞晓事实的理智之人是怎么想的。“像你说的那样，我们承受不起，”格黎东说，“众口铄金啊！”“相反，”苏格拉底说，“就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一点而言，多数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力可言。”很明显，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人是睿智的还是愚蠢的（44d）。
我怀疑许多读者读到这个观点会吃惊。苏格拉底所谓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应该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吗？我们应该一直记着这个问题，时刻注意后面的对话中任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部分。不过格黎东却忽略了这个问题，又回到先前的话题，重新谈起苏格拉底的做法会给朋友们带来的后果。苏格拉底是不是认为如果自己逃跑了，他的朋友就会有被报复的危险？是的，苏格拉底好像是这么认为（在53a/b中，苏格拉底又强调了可能会给朋友带来危险的问题）。这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格黎东论点的说服力：如果做某事与不做某事一样，给朋友带来的后果很可能都不好，那么再利用如果不做某事就会给朋友带来不好的后果来说服苏格拉底就没有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