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订的宪法（1982）将国家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发展之后，思想领域的气氛变得宽松，另外一些激烈的文化论争和文学实验也随即出现。虽然仍定位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实行鼓励私人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向外国文学、科技和资本敞开大门，并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崛起进程。文学追踪了这个让人晕眩、冲劲十足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新现实主义作品、先锋派作品，还是日渐增加的报告文学，都对崛起的消费主义、大规模的城市化、环境恶化以及中国危殆的“人文精神”深表担忧。
中国的发展也促使娱乐文化迅速繁荣起来，其中一些作品体现了中国对技术优势和文化“软实力”的追求。自从叶永烈（1940-）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售出三百多万册以来，中国已经成为科幻小说的领头羊，《科幻世界》是当今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许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支持进步的社会愿景。至少从陆天明（1943-）的《苍天在上》（1995）以来，反腐流行小说已成趋势，并塑造了人们对共产党改革的理解。互联网文学或许也让人们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更高的期望。
追寻记忆
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1976）之后的政治解冻期，勇敢的作家开始反思反右运动（1957）和“文革”的创伤。甚至在官方放松思想管制之前，卢新华（1954-）的《伤痕》（1978）和其他“伤痕文学”作品已经见证了长期被压抑的痛苦和悲悯。张洁《忏悔》（1979）中的主人公因为被开除党籍而失去了勇气，不许儿子参加一个群众悼念活动（其实是对“文革”的隐晦抗议）。当精神完全崩溃的儿子因病去世，他虽然恢复了党籍，仍没觉得安慰：“他甚至没有做到最起码的这件事：把对真理的信仰、对生活的信念、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传播给他那至亲至爱的儿子。”负罪感同样折磨着戴厚英（1938-1996）《人啊, 人！》（1980，英译本标题为“墙石”，Stones of the Wall）里的主人公。
在这部小说中，多重叙述视角和生动的闪回片段表现了记忆和历史理解的碎片化特性。但是当1957年被他出卖的同学今天反过来安慰他时，两段历史的和解打开了宽恕与新生活的大门。
接踵伤痕文学的其他见证文学样式包括“新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有显著区别）、“反思文学”和“大墙文学”［因从维熙（1933）的《大墙下的红玉兰》（1979）而得名］。从维熙笔下的主人公葛翎尽管在军队里忠心服役几十年，却因为日记本里有几行批评神化毛泽东的文字，就被草率地判处终身监禁劳改。然而和许多大墙文学作品一样，监狱生活对葛翎来说也是一种净化体验，苦难反而坚定了他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虽然他为了给敬爱的周总理编花环，爬上梯子去摘玉兰花，结果被农场政委枪杀，但小说结尾却有一个“亮尾巴”：一位老战友怀揣着染了葛翎鲜血的玉兰去北京告状了。张贤亮（1936-[5] ）的半自传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对劳改营生活的描绘更令人震惊，在这部作品里，阳痿成了政治镇压的标志性征候。
在毛泽东时代的文学管制下，现代主义作品销声匿迹了近四十年，此时也重新浮出水面，以隐晦的方式对抗民族的集体历史创伤。受到闻一多等20年代诗人的启发，年轻作家们借助“朦胧诗派”重启了象征主义传统 [6] ，而“寻根”小说则深入探究文化和传统的历史遗产，尽管这些遗产有时造成了灾难。这些作品和其他先锋作品一起，不仅向前看、向外看，也向后看、向内看，借以挑战官方的现代化宣传。在许多这类作品中，历史决定论的色彩很重，但它们描写的经常是堕落，而不是进步。
在卡夫卡和福克纳的现代主义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莫言（1955-）的《红高粱家族》（1987）讲述了五个彼此交叉（但也时常不一致）的故事。叙述者在这部写于1985年的作品中想象了自己的祖父母在1939年日本人野蛮侵占村子时的经历。和《红高粱》一样，苏童（1963-）的《我的帝王生涯》（1992）也以强烈意象和暴力渲染见长。这个故事发生在未指明的遥远过去，但切掉小妾舌头的行为或许会让读者联想起“文革”的“批斗会”，红卫兵也曾切掉受害者的舌头，不许他们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姜戎（1946-）的畅销小说《狼图腾》（2004）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对自然遭受破坏、少数民族濒临消失的忧虑，也促使读者关注内蒙古脆弱草原逐渐毁灭的可能。这部小说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文革”中他曾作为一千二百万城市知青的一员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讲述了一个“下放”青年的故事，他对游牧的蒙古民族日益尊重，也越发珍视狼所象征的生态平衡。
追寻记忆（包括探讨怀旧情绪的力量和危险）也是台湾小说的核心主题，尤其是在白先勇（1937-）优雅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1971）等现代主义作品中。在《永远的尹雪艳》（1965）中，白先勇描绘了上海籍外来客构成的上流社会，在看似令人羡慕的体面生活下面，可以瞥见道德堕落的凄凉场景。灯光、色彩、香气等愉悦感官的细节将美丽的女主人笼罩在神秘的氛围里，然而重回过去的幻想最终毁掉了她的恋慕者，也让她变得不近人情。自从解除戒严令（1987）以来，台湾作家也在面对政治创伤的可怕后遗症，陈映真的《赵南栋》（1987）就是一例。它对台湾“白色恐怖”的记述令人不寒而栗，小说里交织着两条线，一条是叶春美回忆一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把襁褓中的儿子（南栋）托付给她；另一条是三十年后，南栋的父亲试图理解已经成人的儿子为何与自己格格不入。 [7]
追寻快乐
在《车站》里，当“姑娘”抱怨说她不在城里，没法穿一种时髦的裙子时，“做母亲的”抚摸着她的头发安慰她：“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别等到了我这年纪。你还算年轻，会有小伙子看上你的，你们会相亲相爱，你会给他生孩子，他对你会更加恩爱……”这位“做母亲的”并没因为自己乏味的婚姻而变得愤激，有些令人惊讶，她对爱情的浪漫想象表达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憧憬，这在为集体作牺牲的狂热气氛中是被禁止的。然而，通过爱情、事业和物质享受来获得满足的渴求却是戏剧性地爆发出来的。
虽然学者们经常强调伦理的一面，中国文学其实很久以来也不乏娱乐享受的功用。与“雅”的历史、哲学和诗歌相对照，许多“俗”的小说和戏剧为大众提供了消遣和逃避现实的渠道，在1875年引进西方低成本的印刷技术后，这个市场迅速崛起。现代书面白话让阅读变得更轻松，读者群不断扩大，文学杂志纷纷涌现，最畅销的流行小说杂志《礼拜六》（1914-1916，1921-1923）发行量达到了五万份。感伤爱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讽刺小说和所谓的丑闻“黑幕”小说都被统称为“礼拜六小说”，从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盛极一时。
有人指责这些小说让读者忘记了民族救亡的大义，但它们还是很受欢迎。大众文学虽然也以当代为背景，通常却替读者过滤掉了同时代批判现实主义所涉及的话题。当左翼的现实主义作家强调经济决定论的时候，许多流行作品中的人物却能自己决定命运，这或许是它们的魅力所在。在张恨水（1895-1967）的《啼笑因缘》（1930）中，近乎超人的侠女关秀姑没得到什么世俗的报偿（她终生未婚），但她却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杀死了腐败的刘将军，解放了被他虐待的妻子，还把他的金银财宝分给穷人。
并非所有的严肃文学都遵循左翼批判现实主义的路线。“创造社”的作家推崇浪漫主义情感的表达，而沈从文（1902-1988）的小说也极具抒情性，他喜欢描绘的是自然景色、乡村风俗和其他尘世的快乐。他的田园小说《边城》（1934）借助自然景致讲述了一位老船夫和孙女翠翠相互爱护、相依为命的故事。在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家”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里，对快乐和感官经验的追逐也盖过了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这些作品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突出了性和自我意识，例如施蛰存（1905-2003）的《梅雨之夕》（1929）就描绘了一个职员对一位年轻女子的性幻想。
对感官满足的痴迷经常牵涉到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这些都是张爱玲（1920-1995）笔下那些落寞人物难以割舍的东西。她的众多杰作极具洞察力，大都以日据时期的上海和香港为背景。在她的《倾城之恋》（1943）里，年轻的白流苏在经历一次离婚后，竭力要通过新的婚姻获得经济上的保障，这让她的追求者范柳原怀疑起她的感情来，但在日本轰炸香港后，这对劫后余生的情侣却意外发现，现状已经令人满足。在《色，戒》（1979）里，做过学生的女演员王佳芝被派去勾引汉奸老易，却真的爱上了他，于是将刺杀他的密谋泄露给他，结果老易处死了她和其他参与者。
王安忆（1954-）经常被比作张爱玲，她在抒情中篇三部曲里大胆表现了性欲潜在的破坏力。在《荒山之恋》（1986）中，一位敏感的大提琴手和他倔强的情妇陷入了婚外恋，败露后双双自杀。《小城之恋》（1986）则深入骨髓地记述了一对舞蹈演员的性觉醒和伴随的羞耻感，以及两人充满侵犯意味的肉体之爱。《锦绣谷之恋》（1987）里，黯淡的婚姻让一位编辑对一位作家充满了可望不可即的憧憬。物质的快乐转瞬即逝，这是王安忆获奖小说《长恨歌》（1995）传达的讯息，主人公王琦瑶早年就是杂志上的名人，还差点儿成为1946年的“上海小姐”，这样的记忆让她难以承受后面四十年的政治动荡。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大幅削减了给出版社的拨款，于是许多出版社都转向了大众文学，包括以“流氓”自命的王朔（1958-）的痞子小说和棉棉（1970-）、卫慧（1973-）等“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在王朔的《玩儿的就是心跳》（1989）和卫慧的《上海宝贝》（1999）之间的十年，一些小说也探讨了性方面的反常行为。
香港的许多小说也表达了对隐秘快乐的迷恋，刘以鬯（1918-）等外来作家和本土作家都是如此。香港被英国统治了156年（1841-1997），享有较大的出版自由，但自我审查的习惯使得作家选择非政治的题材，聚焦于私人生活。在刘以鬯的短篇小说《对倒》（1972）里，年轻女子亚杏和中年外来客淳于白在一个电影院并排而坐，作品就在两人的沉思之间来回切换。淳于白回忆着他过去在上海的生活，回顾着他在香港二十年来目睹的变化；亚杏却被一张猥亵的照片勾起了春心，想象自己成了模特、歌星、影星。故事结尾，两人各自做着春梦，亚杏梦见了英俊的情人，淳于白则拾回了年轻时的雄风。
追寻“文化中国”
高行健的《车站》虽然对白充满批判性，结尾却带着亮色。“戴眼镜的”和“姑娘”之间似乎萌发了爱情，所有人都开始往前走。“愣小子”帮“做母亲的”扛着大包，“做母亲的”扶着“大爷”，甚至开始最不肯走的“马主任”，也喊大家等他。这个结尾肯定了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价值观，也暗示中国将加入一个日益现代化的世界。
不愿让地缘政治限制中国文学研究的人有时用“华语”这个词来概括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作家用中文创作的文学。对全球的中文读者来说，“华语”或许是个合适的标签。它也可能吸引追求中国文化价值的那些人，这些价值包括金庸（1924-，大概是健在的中文作家中读者最多的一位）武侠小说所美化的克制与崇古。然而，若要包含闽南语、其他方言或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学，“华语”就难以胜任了。
得益于一批热忱译者的努力（他们的工作都是出于爱好，很少有经济回报），许多有价值的中国作品都慢慢有了正式出版的译本。然而，由于用英文和法文创作的中国作家囊括了主要奖项，在大多数世界读者眼中，他们已经成了全球中国文学的代表。许多读者是从戴思杰（1954-）那里了解“文革”的，他于1984年移居法国，国际畅销小说《巴尔扎克和小裁缝》（2000）就以他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为蓝本。[8] 年轻的主人公罗明和马剑铃意外发现了一箱禁书-19世纪的法国小说，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表明，即使面对操纵和压制，文学也有改变心灵的力量。
美国人现在尤其喜欢买华裔作家的英文书，而不是中文书的译本。哈金（1956-）于1985年移民后仅仅五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英文诗集，风格简峻的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1999）为他赢得了声誉，书中的军医林孔按照军规，苦等十八年熬到离婚，却发现对当初的情人已失去激情。 [9] 比他更晚的李翊云（1972-）原本是到艾奥瓦州学习免疫学，却成了一位作家，她的短篇小说令人震撼，许多都反映爱情的幸福与局限。这些作品都汇集在《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2005）和《金童玉女》（Gold Boy, Emerald Girl，2010）两个集子里。她描写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的华人，目前她的年龄还不大，这意味着她的身份有可能从“中国人”变为“华裔”。然而文学是超越将人们放进不同盒子的名称的，文学文化的这种整合性力量也为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传统昭示着一个扣人心弦的未来。
注释
前言
[1]西方人一般把有文字记录的商朝视为中国历史的起点，这样算来中国历史只有三千多年。-除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第一章
[1]这里作者对史实的记忆或理解明显有误。公元208 年赤壁之战曹操战败，但最终废掉汉献帝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曹军战败促成汉 朝灭亡，逻辑上无法成立。
[2]英文原文的“pattern”指向“文”的词源义“纹”。
[3]原书在这里讨论了英语的两个词语dialect（属于特定地域或群体的语言变体）和topolect（属于特定地域的语言变体），认为用后者 来称谓中国的方言更合适，但这个讨论对中国读者没有多大意义。
[4]这里原书明显指西方盛行的摹仿论和柏拉图的理式论，原文“ideal forms”并非“理想化的形式”，而是特指柏拉图的理式（form）。
中国的发展也促使娱乐文化迅速繁荣起来，其中一些作品体现了中国对技术优势和文化“软实力”的追求。自从叶永烈（1940-）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售出三百多万册以来，中国已经成为科幻小说的领头羊，《科幻世界》是当今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许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支持进步的社会愿景。至少从陆天明（1943-）的《苍天在上》（1995）以来，反腐流行小说已成趋势，并塑造了人们对共产党改革的理解。互联网文学或许也让人们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更高的期望。
追寻记忆
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1976）之后的政治解冻期，勇敢的作家开始反思反右运动（1957）和“文革”的创伤。甚至在官方放松思想管制之前，卢新华（1954-）的《伤痕》（1978）和其他“伤痕文学”作品已经见证了长期被压抑的痛苦和悲悯。张洁《忏悔》（1979）中的主人公因为被开除党籍而失去了勇气，不许儿子参加一个群众悼念活动（其实是对“文革”的隐晦抗议）。当精神完全崩溃的儿子因病去世，他虽然恢复了党籍，仍没觉得安慰：“他甚至没有做到最起码的这件事：把对真理的信仰、对生活的信念、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传播给他那至亲至爱的儿子。”负罪感同样折磨着戴厚英（1938-1996）《人啊, 人！》（1980，英译本标题为“墙石”，Stones of the Wall）里的主人公。
在这部小说中，多重叙述视角和生动的闪回片段表现了记忆和历史理解的碎片化特性。但是当1957年被他出卖的同学今天反过来安慰他时，两段历史的和解打开了宽恕与新生活的大门。
接踵伤痕文学的其他见证文学样式包括“新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有显著区别）、“反思文学”和“大墙文学”［因从维熙（1933）的《大墙下的红玉兰》（1979）而得名］。从维熙笔下的主人公葛翎尽管在军队里忠心服役几十年，却因为日记本里有几行批评神化毛泽东的文字，就被草率地判处终身监禁劳改。然而和许多大墙文学作品一样，监狱生活对葛翎来说也是一种净化体验，苦难反而坚定了他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虽然他为了给敬爱的周总理编花环，爬上梯子去摘玉兰花，结果被农场政委枪杀，但小说结尾却有一个“亮尾巴”：一位老战友怀揣着染了葛翎鲜血的玉兰去北京告状了。张贤亮（1936-[5] ）的半自传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对劳改营生活的描绘更令人震惊，在这部作品里，阳痿成了政治镇压的标志性征候。
在毛泽东时代的文学管制下，现代主义作品销声匿迹了近四十年，此时也重新浮出水面，以隐晦的方式对抗民族的集体历史创伤。受到闻一多等20年代诗人的启发，年轻作家们借助“朦胧诗派”重启了象征主义传统 [6] ，而“寻根”小说则深入探究文化和传统的历史遗产，尽管这些遗产有时造成了灾难。这些作品和其他先锋作品一起，不仅向前看、向外看，也向后看、向内看，借以挑战官方的现代化宣传。在许多这类作品中，历史决定论的色彩很重，但它们描写的经常是堕落，而不是进步。
在卡夫卡和福克纳的现代主义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下，莫言（1955-）的《红高粱家族》（1987）讲述了五个彼此交叉（但也时常不一致）的故事。叙述者在这部写于1985年的作品中想象了自己的祖父母在1939年日本人野蛮侵占村子时的经历。和《红高粱》一样，苏童（1963-）的《我的帝王生涯》（1992）也以强烈意象和暴力渲染见长。这个故事发生在未指明的遥远过去，但切掉小妾舌头的行为或许会让读者联想起“文革”的“批斗会”，红卫兵也曾切掉受害者的舌头，不许他们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姜戎（1946-）的畅销小说《狼图腾》（2004）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对自然遭受破坏、少数民族濒临消失的忧虑，也促使读者关注内蒙古脆弱草原逐渐毁灭的可能。这部小说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文革”中他曾作为一千二百万城市知青的一员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讲述了一个“下放”青年的故事，他对游牧的蒙古民族日益尊重，也越发珍视狼所象征的生态平衡。
追寻记忆（包括探讨怀旧情绪的力量和危险）也是台湾小说的核心主题，尤其是在白先勇（1937-）优雅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1971）等现代主义作品中。在《永远的尹雪艳》（1965）中，白先勇描绘了上海籍外来客构成的上流社会，在看似令人羡慕的体面生活下面，可以瞥见道德堕落的凄凉场景。灯光、色彩、香气等愉悦感官的细节将美丽的女主人笼罩在神秘的氛围里，然而重回过去的幻想最终毁掉了她的恋慕者，也让她变得不近人情。自从解除戒严令（1987）以来，台湾作家也在面对政治创伤的可怕后遗症，陈映真的《赵南栋》（1987）就是一例。它对台湾“白色恐怖”的记述令人不寒而栗，小说里交织着两条线，一条是叶春美回忆一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把襁褓中的儿子（南栋）托付给她；另一条是三十年后，南栋的父亲试图理解已经成人的儿子为何与自己格格不入。 [7]
追寻快乐
在《车站》里，当“姑娘”抱怨说她不在城里，没法穿一种时髦的裙子时，“做母亲的”抚摸着她的头发安慰她：“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别等到了我这年纪。你还算年轻，会有小伙子看上你的，你们会相亲相爱，你会给他生孩子，他对你会更加恩爱……”这位“做母亲的”并没因为自己乏味的婚姻而变得愤激，有些令人惊讶，她对爱情的浪漫想象表达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憧憬，这在为集体作牺牲的狂热气氛中是被禁止的。然而，通过爱情、事业和物质享受来获得满足的渴求却是戏剧性地爆发出来的。
虽然学者们经常强调伦理的一面，中国文学其实很久以来也不乏娱乐享受的功用。与“雅”的历史、哲学和诗歌相对照，许多“俗”的小说和戏剧为大众提供了消遣和逃避现实的渠道，在1875年引进西方低成本的印刷技术后，这个市场迅速崛起。现代书面白话让阅读变得更轻松，读者群不断扩大，文学杂志纷纷涌现，最畅销的流行小说杂志《礼拜六》（1914-1916，1921-1923）发行量达到了五万份。感伤爱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讽刺小说和所谓的丑闻“黑幕”小说都被统称为“礼拜六小说”，从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盛极一时。
有人指责这些小说让读者忘记了民族救亡的大义，但它们还是很受欢迎。大众文学虽然也以当代为背景，通常却替读者过滤掉了同时代批判现实主义所涉及的话题。当左翼的现实主义作家强调经济决定论的时候，许多流行作品中的人物却能自己决定命运，这或许是它们的魅力所在。在张恨水（1895-1967）的《啼笑因缘》（1930）中，近乎超人的侠女关秀姑没得到什么世俗的报偿（她终生未婚），但她却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杀死了腐败的刘将军，解放了被他虐待的妻子，还把他的金银财宝分给穷人。
并非所有的严肃文学都遵循左翼批判现实主义的路线。“创造社”的作家推崇浪漫主义情感的表达，而沈从文（1902-1988）的小说也极具抒情性，他喜欢描绘的是自然景色、乡村风俗和其他尘世的快乐。他的田园小说《边城》（1934）借助自然景致讲述了一位老船夫和孙女翠翠相互爱护、相依为命的故事。在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家”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里，对快乐和感官经验的追逐也盖过了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这些作品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突出了性和自我意识，例如施蛰存（1905-2003）的《梅雨之夕》（1929）就描绘了一个职员对一位年轻女子的性幻想。
对感官满足的痴迷经常牵涉到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这些都是张爱玲（1920-1995）笔下那些落寞人物难以割舍的东西。她的众多杰作极具洞察力，大都以日据时期的上海和香港为背景。在她的《倾城之恋》（1943）里，年轻的白流苏在经历一次离婚后，竭力要通过新的婚姻获得经济上的保障，这让她的追求者范柳原怀疑起她的感情来，但在日本轰炸香港后，这对劫后余生的情侣却意外发现，现状已经令人满足。在《色，戒》（1979）里，做过学生的女演员王佳芝被派去勾引汉奸老易，却真的爱上了他，于是将刺杀他的密谋泄露给他，结果老易处死了她和其他参与者。
王安忆（1954-）经常被比作张爱玲，她在抒情中篇三部曲里大胆表现了性欲潜在的破坏力。在《荒山之恋》（1986）中，一位敏感的大提琴手和他倔强的情妇陷入了婚外恋，败露后双双自杀。《小城之恋》（1986）则深入骨髓地记述了一对舞蹈演员的性觉醒和伴随的羞耻感，以及两人充满侵犯意味的肉体之爱。《锦绣谷之恋》（1987）里，黯淡的婚姻让一位编辑对一位作家充满了可望不可即的憧憬。物质的快乐转瞬即逝，这是王安忆获奖小说《长恨歌》（1995）传达的讯息，主人公王琦瑶早年就是杂志上的名人，还差点儿成为1946年的“上海小姐”，这样的记忆让她难以承受后面四十年的政治动荡。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大幅削减了给出版社的拨款，于是许多出版社都转向了大众文学，包括以“流氓”自命的王朔（1958-）的痞子小说和棉棉（1970-）、卫慧（1973-）等“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在王朔的《玩儿的就是心跳》（1989）和卫慧的《上海宝贝》（1999）之间的十年，一些小说也探讨了性方面的反常行为。
香港的许多小说也表达了对隐秘快乐的迷恋，刘以鬯（1918-）等外来作家和本土作家都是如此。香港被英国统治了156年（1841-1997），享有较大的出版自由，但自我审查的习惯使得作家选择非政治的题材，聚焦于私人生活。在刘以鬯的短篇小说《对倒》（1972）里，年轻女子亚杏和中年外来客淳于白在一个电影院并排而坐，作品就在两人的沉思之间来回切换。淳于白回忆着他过去在上海的生活，回顾着他在香港二十年来目睹的变化；亚杏却被一张猥亵的照片勾起了春心，想象自己成了模特、歌星、影星。故事结尾，两人各自做着春梦，亚杏梦见了英俊的情人，淳于白则拾回了年轻时的雄风。
追寻“文化中国”
高行健的《车站》虽然对白充满批判性，结尾却带着亮色。“戴眼镜的”和“姑娘”之间似乎萌发了爱情，所有人都开始往前走。“愣小子”帮“做母亲的”扛着大包，“做母亲的”扶着“大爷”，甚至开始最不肯走的“马主任”，也喊大家等他。这个结尾肯定了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价值观，也暗示中国将加入一个日益现代化的世界。
不愿让地缘政治限制中国文学研究的人有时用“华语”这个词来概括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作家用中文创作的文学。对全球的中文读者来说，“华语”或许是个合适的标签。它也可能吸引追求中国文化价值的那些人，这些价值包括金庸（1924-，大概是健在的中文作家中读者最多的一位）武侠小说所美化的克制与崇古。然而，若要包含闽南语、其他方言或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学，“华语”就难以胜任了。
得益于一批热忱译者的努力（他们的工作都是出于爱好，很少有经济回报），许多有价值的中国作品都慢慢有了正式出版的译本。然而，由于用英文和法文创作的中国作家囊括了主要奖项，在大多数世界读者眼中，他们已经成了全球中国文学的代表。许多读者是从戴思杰（1954-）那里了解“文革”的，他于1984年移居法国，国际畅销小说《巴尔扎克和小裁缝》（2000）就以他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为蓝本。[8] 年轻的主人公罗明和马剑铃意外发现了一箱禁书-19世纪的法国小说，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表明，即使面对操纵和压制，文学也有改变心灵的力量。
美国人现在尤其喜欢买华裔作家的英文书，而不是中文书的译本。哈金（1956-）于1985年移民后仅仅五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英文诗集，风格简峻的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1999）为他赢得了声誉，书中的军医林孔按照军规，苦等十八年熬到离婚，却发现对当初的情人已失去激情。 [9] 比他更晚的李翊云（1972-）原本是到艾奥瓦州学习免疫学，却成了一位作家，她的短篇小说令人震撼，许多都反映爱情的幸福与局限。这些作品都汇集在《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2005）和《金童玉女》（Gold Boy, Emerald Girl，2010）两个集子里。她描写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的华人，目前她的年龄还不大，这意味着她的身份有可能从“中国人”变为“华裔”。然而文学是超越将人们放进不同盒子的名称的，文学文化的这种整合性力量也为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传统昭示着一个扣人心弦的未来。
注释
前言
[1]西方人一般把有文字记录的商朝视为中国历史的起点，这样算来中国历史只有三千多年。-除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第一章
[1]这里作者对史实的记忆或理解明显有误。公元208 年赤壁之战曹操战败，但最终废掉汉献帝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曹军战败促成汉 朝灭亡，逻辑上无法成立。
[2]英文原文的“pattern”指向“文”的词源义“纹”。
[3]原书在这里讨论了英语的两个词语dialect（属于特定地域或群体的语言变体）和topolect（属于特定地域的语言变体），认为用后者 来称谓中国的方言更合适，但这个讨论对中国读者没有多大意义。
[4]这里原书明显指西方盛行的摹仿论和柏拉图的理式论，原文“ideal forms”并非“理想化的形式”，而是特指柏拉图的理式（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