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新青年》（1915-1926）等杂志抨击了父权家族制和其他儒家的“封建”传统，相信它们是民族衰败的根源。急于让中国适应未来的知识分子们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倡导个人自由、妇女解放、科学和更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学。这场运动有时被称为中国的“启蒙”。后来，北大学生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新潮》（1919-1922），并且抗议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占中国领土转给日本的计划，于是运动的政治色彩日浓。1919年5月4日开始的示威活动让民主和民族的理念深入人心，许多“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也转向左翼，并在1921年组建了中国共产党。
在外国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之际，培养现代公民的使命愈加紧迫，许多改革者相信，描写个人意识是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自我抒发成为小说、戏剧和诗歌的主流，但这种个人主义却深植于社会责任以及评论家夏志清后来所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情结”。
甚至信奉欧洲浪漫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作家也对中国的地位深感忧虑。在半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沉沦》（1921）里，郁达夫（1986-1945）笔下的主人公感觉受了“世人的虐待”，他将个人的绝望与中国的民族命运绑在一起：“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极力主张诗歌的音乐美、图画美和建筑美的诗人闻一多（1899-1946）在《死水》（1926）末尾，用了一个不祥的比喻来形容中国，当我们想到他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就更觉措辞的恐怖：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吴组缃（1908-1994）等左翼作家的作品里更是渗透了民族主义精神。在他的讽刺小说《官官的补品》（1932）里，年轻的自述者被家人宠坏，滋补身体用的是一个奶婆挤的奶，先前他受伤住院时还买过她丈夫的血。官官得意地感叹：“这世界真是个有趣的好世界，有了钱，原来什么东西都好买的。”虽然官官对于支撑自己懒汉生活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无所知，他还是引用了堂兄的尖锐时评：
地方上一天天败下去，并不是什么数。依我说，是把钱给外国人骗夺去了的缘故。……这些东西都是外国人想尽法子制了来骗中国人的钱的……你叫地方不穷吗？还说什么数？
台湾文学，尤其是反映日据时期（1895-1945）现实的，也探讨了民族身份的话题。吴浊流（1900-1976）在《先生妈》（1945）里讽刺了一位痴迷于追逐地位的医生钱新发，记录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身份的压制。钱新发给自己起了日本名，时常款待日本官员，几乎创造了一个“日本语家庭”。他的台湾妈妈却抵制他的做法，用菜刀砍断了自己的和服，还经常资助乞丐。家人都因她的固执疏远了她，但她的善心在临终前却得到了回报，乞丐买来了她最喜欢吃的油条。在她的日式葬礼上，唯一真心哀悼的就是乞丐。
虽然台湾在1945年光复，在共产党取得内战（1946-1949）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这个省又进入了政治上的分离状态。当国民党逃到台湾，共产党接管大陆之后，台湾岛上的知识分子开始以传统中国文化的守护者自命。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宣传攻势相呼应，台湾出现了怀旧小说。一部代表性的历史小说是姜贵（1908-1980）的《重阳》（1961），故事发生在1923到1927年（国共分裂之年）之间的上海和武汉。主人公洪桐叶虽然想有一番建树，但生活困窘。他在法国商人烈佛温的洋行里干活，烈佛温的家庭代表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两副面孔，他本人是贩卖毒品的军火商，妻子是热衷传道的基督徒。小说集中反映了革新派四处施暴的两面派手法。当桐叶以建设新社会的理想为借口，准备抛弃穷困潦倒、卧床不起的母亲时，妹妹反诘道：“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照顾，我们还有资格设想那许多人的事吗？”小说暗示，国民党的道德败坏和对帝国主义的纵容促成了共产党的胜利。
追寻人性
虽然高行健的《车站》表现出先锋戏剧的特点，它的现实主义细节却遵循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批判现实主义。“做母亲的”没法和丈夫孩子住一起，是因为她没有关系，不能把工作单位调到城里。“大爷”责备供销社的“马主任”用大前门香烟走后门。马主任开始还在炫耀自己的特权，不在乎错过一次吃饭喝酒的机会，但他越来越生汽车公司的气，非要进城不可了。
马主任：走！我得进城告他们汽车公司去！我要找他们经理，问问他们到底替谁开车，是他们自己方便，还是为乘客服务？这样折腾乘客，他们要负责任！我要去法院起诉，要他们赔偿乘客的年龄和健康的损失！
高行健用剧中人物代表典型的社会角色，这种手法让人想起传统戏曲中的常规角色。但是他的现实主义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关系更密切。易卜生的戏剧，尤其是《玩偶之家》（1879），对中国新出现的“话剧”体裁影响甚深。在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妇女解放的知识分子中间，易卜生的女主人公娜拉成了一个著名的话题。“娜拉走后怎样？”鲁迅（1881-1936）在1923年一篇同名的演说和文章中问道。
鲁迅常被视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锋，他的作品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在晚清，已经有“谴责小说”记述了社会的腐败和人性的冷酷，到了民国时期，作家们更以批判迷信、阶级不平等和奴役女性的制度为己任。革新派指控传统的文言文学是封建主义的反映，转而从帝制时期的白话文学和西方文学寻求营养，来发展现代的书面汉语。白话更接近口语，构成了标准书面语的基础，使得文学更容易为社会转型服务。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以幻觉式的现代主义手法对剥削制度发出了抗议。在一段文言的短序后，小说换成了白话，根据序言的解释，这后面的部分摘录自一部日记，作者最终心智恢复了正常，已不承认日记中的“洞见”了。然而，即使疯病的细节和种种错觉表明日记作者处于狂乱状态，但既然他意识到，古书其实在暗中鼓动大家“吃人”，他就把自己当作了群狼中间唯一的“真的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日记结尾是郑重其事的呼吁“救救孩子”，后面的省略号却让人怀疑，狂人是否真像序言所称“已早愈”。
《狂人日记》等小说包含了现代主义的元素，但“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作品都用直截了当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绘父权家族制、贫穷和其他不公正的现象所导致的苦难。许多作品都呼唤同情之心，例如鲁迅在《孔乙己》（1919）中对一位无业书生的刻画。主人公接受的旧式教育毫无用处，沦落底层，只能靠盗窃为生，屡屡被人嘲笑，最后因为偷东西被人打断了腿，只能爬着走。正如残疾的孔乙己代表了一个因为传统被时代抛弃而陷入瘫痪的阶层，这个故事的叙述者-那位毫无同情心的孩子-也代表了鲁迅最害怕的冷漠。在叶绍钧 [2]（1894-1988）的《遗腹子》（1926）里，一对夫妇 [3] 一心要得到儿子，却生了七个女儿，终于诞下一个男婴，却很快夭折。小说在为丈夫自杀的结局作铺垫时，斥责传统是他绝望的根源：“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窝了。”然而，这样的循环没有终结。三年之后，被彻底摧垮的寡妇仍在想象自己怀孕，已经“颇有些人来为大小姐二小姐说亲了”。
从许地山（1893-1941）《商人妇》（1921）里丈夫卖妻的故事，到萧红（1911-1942）《生死场》（1934）中让人丧尽尊严的贫苦乡村，20和30年代许多作品中的角色都无法凭决心和辛劳克服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障碍。在老舍（1899-1966）描绘北京穷人的《骆驼祥子》（1937）里，年轻的人力车夫虽然不甘沉沦，心地善良，还是无力对抗残酷的竞争和他忍受的种种考验：从堕落成小偷，到虎妞难产而死，到心爱的小福子自杀，再到故事的高潮-他出卖的罢工组织者阮明被公开处决。
抽象的人文主义理想固然有美好的许诺，但也可能变成威胁，这是左翼小说和戏剧经常表现的内容。在巴金（1904-2005）激情澎湃的《家》（1931）里，充满理想主义情绪的年轻作家觉慧奋力反抗封建家庭制度。然而，他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却冷落了深爱他的丫环鸣凤，结果鸣凤为了不给老恶棍冯乐山做妾，投水自尽，所以觉慧其实成了他所憎恶的等级制的帮凶。巴金的杰作《第四病室》（1946）描绘了一家战时医院的悲惨境况，其实是当时穷人普遍遭遇的一个缩影。在巴金的二十部长篇小说中，《寒夜》（1947）最具感染力，曾树生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职业的发展，抛弃了患肺结核的同居伴侣汪文宣。
台湾作家也在作品中表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主题，尤其是在台湾数十年的戒严时期（1949-1987）。当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促进了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传播，受到西方影响的现代派作家也关注起放逐、异化、代际冲突等主题。另外一些作家则反对台湾接受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用富有活力的“本土文学”来抗衡，黄春明（1939-）的《儿子的大玩偶》（1967）以扣人心弦的语言讲述了一位贫苦的父亲放下尊严，靠做小丑打广告来挣钱的故事。它和陈映真（1937-）的十五部有深刻道德寓意的作品都属于这个流派。
在陈映真的《六月里的玫瑰花》（1967）里，美国黑人士兵巴尼在台湾养病期间，爱上了酒吧女艾密，然而艾密却让巴尼想起了他在越南杀害的一个小女孩，还有她给白人做妓女的母亲。这段精神创伤又重新激活了他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母亲为了养家，让白人玩弄，父亲则泄愤殴打她。巴尼住进了精神病院，艾密每天都给他送去一朵玫瑰。在小说结尾，怀孕的艾密收到了美国军队的一封公函，读者或许以为巴尼将履行诺言和她结婚，但最后一段却击碎了艾密的幻想，公函没有带来擢升的喜讯，而是宣布了巴尼阵亡的消息。在多数台湾人都支持越南人所称的“美国战争”之时，陈映真的这部小说却表达了异见者的反对立场，或许它也是作者因为“颠覆活动”而被监禁（1968-1975）的一个罪证。
大陆当代最优秀的许多作品也继承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包括余华（1960-）的《活着》（1992）和《许三观卖血记》（1995）。
追寻进步
《呐喊》（1923）自序中曾提到“熟睡者”，鲁迅不知道是否应该唤醒他们。他把中国比作“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担心大喊反而会使醒来的人徒受折磨。然而朋友反驳说，醒来的人或许能够毁坏铁屋子，于是鲁迅的想法改变了：“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相信人所主导的进步，这种思想已经远离了传统的天道循环和天意的观念。革命者之所以努力改变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制度和命运不同，是能够改变的。鲁迅、茅盾（1896-1981）和其他作家决心让世人明白，不公和苦难的制造者是掌权的人，而不是天命。他们在1930年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
茅盾的名字（笔名，和“矛盾”谐音）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他的小说也见证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春蚕》（1932）里，诚实厚道的老通宝一家精心养蚕，结出许多茧，却因为他们的迷信禁忌而看不到这个市场的破产。在茅盾具有自然主义特色的《子夜》（1933）中，一位开丝厂的老板吴荪甫在一连串的挫折中认识到，民族资本是无法对抗外国的经济帝国主义的。因为描绘社会经济状况的残酷重压为民族革命提供了理由，左翼作家都支持这样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戏剧。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中得到了印证，当抗日战争（1937-1945）、国共内战和共产党的文化政策限制了其他资料的数量时，这部选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文学应当服从于进步政治，这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893-1976）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中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决心让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让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和大规模动员农民成为他执政三十年的主要支撑。他相信人民的集体意志能够改变中国的物质基础，认为思想改造是实现共产主义所需的“革命精神”的关键。为此目的，共产党统一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并通过1953年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来管理作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发动的“十七年”间，以集体化纲领为蓝本的小说几乎成了指导干部们的手册。1951年斯大林奖章获得者丁玲（1904-1986）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就反映了她在土改中的真实经历，作品形象生动，对土改中的激烈报复也有令人不安的描绘。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小说始终体现了进步的愿景，其中一些作品现在仍然很受欢迎，尤其是杨沫（1915-1995）的《青春之歌》（1958），它已经被译成二十种语言，售出五百多万本。这部成长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忧郁的知识分子到坚定革命者的转变过程。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她接受了社会主义：“从这里，她看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从这里，她看见了真理的光芒和她个人所应走的道路。”
为社会主义进步呐喊的作品把乐观当作一种义务。茹志鹃（1925-1998）的《春暖时节》描绘了一位年轻母亲静兰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代表了这类激情燃烧的作品。为了给妻子的单位设计一件关键的工具，已生隔膜的夫妇又变得团结起来，这个故事彰显了个人前途和集体前途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被称为“革命样板戏”的京剧和芭蕾舞剧更热烈地歌颂了自我牺牲的工人、士兵和农民，浩然（1932-2008）的多卷本小说《艳阳天》（1964-1965）和《金光大道》（1972-1974）等反映集体化的小说也是如此。这些作品忽略了毛泽东纲领的负面遗产，例如饥荒和大炼钢铁对环境的破坏，而突出了革命历史的憧憬，这与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日益上升的偶像地位是一致的。
在毛泽东逝世后，许多作家都支持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与毛泽东晚年加强农村力量的努力不同，共产党的改革派领袖邓小平（1904-1997）更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改革文学”探讨了现代化需要付出的个人代价，例如张洁（1937-）的心理小说《沉重的翅膀》（1981）讲述了尽忠职守的父母和力求实现个人价值的青年的故事。 [4]张洁也是最早重新拾起爱情题材的作家之一，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在有争议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里，作为叙述者的女儿对婚姻的思考构成了她阅读亡母日记的框架。母亲对一位有妇之夫的无果之爱引发了她对婚姻的五种定义：“商品交换”、社会义务、繁殖手段，但也可能是爱情关系和自由选择。小说在两方面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一是面对社会文化所强加的婚姻时，婚外恋是否合乎伦理；二是允许年轻人推迟结婚、寻找真爱是否标志着社会主义的进步。
在外国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之际，培养现代公民的使命愈加紧迫，许多改革者相信，描写个人意识是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自我抒发成为小说、戏剧和诗歌的主流，但这种个人主义却深植于社会责任以及评论家夏志清后来所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情结”。
甚至信奉欧洲浪漫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作家也对中国的地位深感忧虑。在半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沉沦》（1921）里，郁达夫（1986-1945）笔下的主人公感觉受了“世人的虐待”，他将个人的绝望与中国的民族命运绑在一起：“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极力主张诗歌的音乐美、图画美和建筑美的诗人闻一多（1899-1946）在《死水》（1926）末尾，用了一个不祥的比喻来形容中国，当我们想到他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就更觉措辞的恐怖：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吴组缃（1908-1994）等左翼作家的作品里更是渗透了民族主义精神。在他的讽刺小说《官官的补品》（1932）里，年轻的自述者被家人宠坏，滋补身体用的是一个奶婆挤的奶，先前他受伤住院时还买过她丈夫的血。官官得意地感叹：“这世界真是个有趣的好世界，有了钱，原来什么东西都好买的。”虽然官官对于支撑自己懒汉生活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无所知，他还是引用了堂兄的尖锐时评：
地方上一天天败下去，并不是什么数。依我说，是把钱给外国人骗夺去了的缘故。……这些东西都是外国人想尽法子制了来骗中国人的钱的……你叫地方不穷吗？还说什么数？
台湾文学，尤其是反映日据时期（1895-1945）现实的，也探讨了民族身份的话题。吴浊流（1900-1976）在《先生妈》（1945）里讽刺了一位痴迷于追逐地位的医生钱新发，记录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身份的压制。钱新发给自己起了日本名，时常款待日本官员，几乎创造了一个“日本语家庭”。他的台湾妈妈却抵制他的做法，用菜刀砍断了自己的和服，还经常资助乞丐。家人都因她的固执疏远了她，但她的善心在临终前却得到了回报，乞丐买来了她最喜欢吃的油条。在她的日式葬礼上，唯一真心哀悼的就是乞丐。
虽然台湾在1945年光复，在共产党取得内战（1946-1949）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这个省又进入了政治上的分离状态。当国民党逃到台湾，共产党接管大陆之后，台湾岛上的知识分子开始以传统中国文化的守护者自命。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宣传攻势相呼应，台湾出现了怀旧小说。一部代表性的历史小说是姜贵（1908-1980）的《重阳》（1961），故事发生在1923到1927年（国共分裂之年）之间的上海和武汉。主人公洪桐叶虽然想有一番建树，但生活困窘。他在法国商人烈佛温的洋行里干活，烈佛温的家庭代表了西方帝国主义的两副面孔，他本人是贩卖毒品的军火商，妻子是热衷传道的基督徒。小说集中反映了革新派四处施暴的两面派手法。当桐叶以建设新社会的理想为借口，准备抛弃穷困潦倒、卧床不起的母亲时，妹妹反诘道：“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照顾，我们还有资格设想那许多人的事吗？”小说暗示，国民党的道德败坏和对帝国主义的纵容促成了共产党的胜利。
追寻人性
虽然高行健的《车站》表现出先锋戏剧的特点，它的现实主义细节却遵循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批判现实主义。“做母亲的”没法和丈夫孩子住一起，是因为她没有关系，不能把工作单位调到城里。“大爷”责备供销社的“马主任”用大前门香烟走后门。马主任开始还在炫耀自己的特权，不在乎错过一次吃饭喝酒的机会，但他越来越生汽车公司的气，非要进城不可了。
马主任：走！我得进城告他们汽车公司去！我要找他们经理，问问他们到底替谁开车，是他们自己方便，还是为乘客服务？这样折腾乘客，他们要负责任！我要去法院起诉，要他们赔偿乘客的年龄和健康的损失！
高行健用剧中人物代表典型的社会角色，这种手法让人想起传统戏曲中的常规角色。但是他的现实主义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关系更密切。易卜生的戏剧，尤其是《玩偶之家》（1879），对中国新出现的“话剧”体裁影响甚深。在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妇女解放的知识分子中间，易卜生的女主人公娜拉成了一个著名的话题。“娜拉走后怎样？”鲁迅（1881-1936）在1923年一篇同名的演说和文章中问道。
鲁迅常被视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锋，他的作品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在晚清，已经有“谴责小说”记述了社会的腐败和人性的冷酷，到了民国时期，作家们更以批判迷信、阶级不平等和奴役女性的制度为己任。革新派指控传统的文言文学是封建主义的反映，转而从帝制时期的白话文学和西方文学寻求营养，来发展现代的书面汉语。白话更接近口语，构成了标准书面语的基础，使得文学更容易为社会转型服务。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以幻觉式的现代主义手法对剥削制度发出了抗议。在一段文言的短序后，小说换成了白话，根据序言的解释，这后面的部分摘录自一部日记，作者最终心智恢复了正常，已不承认日记中的“洞见”了。然而，即使疯病的细节和种种错觉表明日记作者处于狂乱状态，但既然他意识到，古书其实在暗中鼓动大家“吃人”，他就把自己当作了群狼中间唯一的“真的人”：“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日记结尾是郑重其事的呼吁“救救孩子”，后面的省略号却让人怀疑，狂人是否真像序言所称“已早愈”。
《狂人日记》等小说包含了现代主义的元素，但“新文化运动”的多数作品都用直截了当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绘父权家族制、贫穷和其他不公正的现象所导致的苦难。许多作品都呼唤同情之心，例如鲁迅在《孔乙己》（1919）中对一位无业书生的刻画。主人公接受的旧式教育毫无用处，沦落底层，只能靠盗窃为生，屡屡被人嘲笑，最后因为偷东西被人打断了腿，只能爬着走。正如残疾的孔乙己代表了一个因为传统被时代抛弃而陷入瘫痪的阶层，这个故事的叙述者-那位毫无同情心的孩子-也代表了鲁迅最害怕的冷漠。在叶绍钧 [2]（1894-1988）的《遗腹子》（1926）里，一对夫妇 [3] 一心要得到儿子，却生了七个女儿，终于诞下一个男婴，却很快夭折。小说在为丈夫自杀的结局作铺垫时，斥责传统是他绝望的根源：“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窝了。”然而，这样的循环没有终结。三年之后，被彻底摧垮的寡妇仍在想象自己怀孕，已经“颇有些人来为大小姐二小姐说亲了”。
从许地山（1893-1941）《商人妇》（1921）里丈夫卖妻的故事，到萧红（1911-1942）《生死场》（1934）中让人丧尽尊严的贫苦乡村，20和30年代许多作品中的角色都无法凭决心和辛劳克服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障碍。在老舍（1899-1966）描绘北京穷人的《骆驼祥子》（1937）里，年轻的人力车夫虽然不甘沉沦，心地善良，还是无力对抗残酷的竞争和他忍受的种种考验：从堕落成小偷，到虎妞难产而死，到心爱的小福子自杀，再到故事的高潮-他出卖的罢工组织者阮明被公开处决。
抽象的人文主义理想固然有美好的许诺，但也可能变成威胁，这是左翼小说和戏剧经常表现的内容。在巴金（1904-2005）激情澎湃的《家》（1931）里，充满理想主义情绪的年轻作家觉慧奋力反抗封建家庭制度。然而，他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却冷落了深爱他的丫环鸣凤，结果鸣凤为了不给老恶棍冯乐山做妾，投水自尽，所以觉慧其实成了他所憎恶的等级制的帮凶。巴金的杰作《第四病室》（1946）描绘了一家战时医院的悲惨境况，其实是当时穷人普遍遭遇的一个缩影。在巴金的二十部长篇小说中，《寒夜》（1947）最具感染力，曾树生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职业的发展，抛弃了患肺结核的同居伴侣汪文宣。
台湾作家也在作品中表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主题，尤其是在台湾数十年的戒严时期（1949-1987）。当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促进了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传播，受到西方影响的现代派作家也关注起放逐、异化、代际冲突等主题。另外一些作家则反对台湾接受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用富有活力的“本土文学”来抗衡，黄春明（1939-）的《儿子的大玩偶》（1967）以扣人心弦的语言讲述了一位贫苦的父亲放下尊严，靠做小丑打广告来挣钱的故事。它和陈映真（1937-）的十五部有深刻道德寓意的作品都属于这个流派。
在陈映真的《六月里的玫瑰花》（1967）里，美国黑人士兵巴尼在台湾养病期间，爱上了酒吧女艾密，然而艾密却让巴尼想起了他在越南杀害的一个小女孩，还有她给白人做妓女的母亲。这段精神创伤又重新激活了他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母亲为了养家，让白人玩弄，父亲则泄愤殴打她。巴尼住进了精神病院，艾密每天都给他送去一朵玫瑰。在小说结尾，怀孕的艾密收到了美国军队的一封公函，读者或许以为巴尼将履行诺言和她结婚，但最后一段却击碎了艾密的幻想，公函没有带来擢升的喜讯，而是宣布了巴尼阵亡的消息。在多数台湾人都支持越南人所称的“美国战争”之时，陈映真的这部小说却表达了异见者的反对立场，或许它也是作者因为“颠覆活动”而被监禁（1968-1975）的一个罪证。
大陆当代最优秀的许多作品也继承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包括余华（1960-）的《活着》（1992）和《许三观卖血记》（1995）。
追寻进步
《呐喊》（1923）自序中曾提到“熟睡者”，鲁迅不知道是否应该唤醒他们。他把中国比作“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担心大喊反而会使醒来的人徒受折磨。然而朋友反驳说，醒来的人或许能够毁坏铁屋子，于是鲁迅的想法改变了：“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相信人所主导的进步，这种思想已经远离了传统的天道循环和天意的观念。革命者之所以努力改变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制度和命运不同，是能够改变的。鲁迅、茅盾（1896-1981）和其他作家决心让世人明白，不公和苦难的制造者是掌权的人，而不是天命。他们在1930年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
茅盾的名字（笔名，和“矛盾”谐音）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他的小说也见证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春蚕》（1932）里，诚实厚道的老通宝一家精心养蚕，结出许多茧，却因为他们的迷信禁忌而看不到这个市场的破产。在茅盾具有自然主义特色的《子夜》（1933）中，一位开丝厂的老板吴荪甫在一连串的挫折中认识到，民族资本是无法对抗外国的经济帝国主义的。因为描绘社会经济状况的残酷重压为民族革命提供了理由，左翼作家都支持这样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戏剧。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中得到了印证，当抗日战争（1937-1945）、国共内战和共产党的文化政策限制了其他资料的数量时，这部选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文学应当服从于进步政治，这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893-1976）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中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决心让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让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和大规模动员农民成为他执政三十年的主要支撑。他相信人民的集体意志能够改变中国的物质基础，认为思想改造是实现共产主义所需的“革命精神”的关键。为此目的，共产党统一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并通过1953年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来管理作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发动的“十七年”间，以集体化纲领为蓝本的小说几乎成了指导干部们的手册。1951年斯大林奖章获得者丁玲（1904-1986）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就反映了她在土改中的真实经历，作品形象生动，对土改中的激烈报复也有令人不安的描绘。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小说始终体现了进步的愿景，其中一些作品现在仍然很受欢迎，尤其是杨沫（1915-1995）的《青春之歌》（1958），它已经被译成二十种语言，售出五百多万本。这部成长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忧郁的知识分子到坚定革命者的转变过程。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她接受了社会主义：“从这里，她看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从这里，她看见了真理的光芒和她个人所应走的道路。”
为社会主义进步呐喊的作品把乐观当作一种义务。茹志鹃（1925-1998）的《春暖时节》描绘了一位年轻母亲静兰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代表了这类激情燃烧的作品。为了给妻子的单位设计一件关键的工具，已生隔膜的夫妇又变得团结起来，这个故事彰显了个人前途和集体前途在利益上的一致性。被称为“革命样板戏”的京剧和芭蕾舞剧更热烈地歌颂了自我牺牲的工人、士兵和农民，浩然（1932-2008）的多卷本小说《艳阳天》（1964-1965）和《金光大道》（1972-1974）等反映集体化的小说也是如此。这些作品忽略了毛泽东纲领的负面遗产，例如饥荒和大炼钢铁对环境的破坏，而突出了革命历史的憧憬，这与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日益上升的偶像地位是一致的。
在毛泽东逝世后，许多作家都支持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与毛泽东晚年加强农村力量的努力不同，共产党的改革派领袖邓小平（1904-1997）更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改革文学”探讨了现代化需要付出的个人代价，例如张洁（1937-）的心理小说《沉重的翅膀》（1981）讲述了尽忠职守的父母和力求实现个人价值的青年的故事。 [4]张洁也是最早重新拾起爱情题材的作家之一，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在有争议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里，作为叙述者的女儿对婚姻的思考构成了她阅读亡母日记的框架。母亲对一位有妇之夫的无果之爱引发了她对婚姻的五种定义：“商品交换”、社会义务、繁殖手段，但也可能是爱情关系和自由选择。小说在两方面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一是面对社会文化所强加的婚姻时，婚外恋是否合乎伦理；二是允许年轻人推迟结婚、寻找真爱是否标志着社会主义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