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后来被看成“小说的起始”，志怪故事在当时却是作为非官方的稗史来读的。它们在形式上借用了正史的许多特征，例如使用托梦、兆象、预言等手法，但它们的叙事风格却能容纳更复杂的情节，也提供了通过心理描写来塑造人物的空间。在《搜神记》的四百六十四则记录里，有些像苏易和老虎的故事一样，只有寥寥数十字，但另一些却相对复杂，描绘了多重冲突、多种人物。而且，有些故事突出了人与兽之间的界限，不像在苏易的故事里，人和兽共处一个道德宇宙中。或许是为了控制人身上的动物本能，许多故事都用动物形象来启示人类道德。
和苏易的故事一样，许多志怪小说的主题都离不开“报”的概念。在干宝这本书的另一个故事《董昭之》里，主人公因为救了一只蚂蚁的命而获得好报。他梦见一位乌衣人（蚁王）带着一百多人来向自己致谢，并告诉他：“若有急难，当见告语。”十年后，董昭之蒙冤被投入大牢，他记起蚁王的话，于是在掌心放上几只蚂蚁，向它们求救。在第二个梦里，乌衣人嘱咐他逃到山中，等待大赦。醒来后，董昭之发现蚂蚁已经啃断镣铐，于是依计行事，果然很快遇赦。
虽然一些故事有清楚明了的寓意，在另外一些故事里，由于缺乏一个预定的价值体系，其道德含义就不容易把握了。某些主题和结构暗示，即使人类最高贵的情感也可能与天意产生悲剧性的冲突。《韩凭夫妇》（也出自《搜神记》）常被看作歌颂至纯爱情和至深忠诚的作品，但它也是一曲悲歌，慨叹平民在权贵面前的凄惨无助。虽然故事似乎表现了文字对抗不义行为的力量，但它也凸显了阐释的含混暧昧。宋康王抢夺韩凭之妻后，她给丈夫写了一封隐晦的信，这封信启示我们，文字的道德力量究竟会按怎样的轨迹运行，其实是不可预测的：
其雨淫淫，
河大水深，
日出当心。
当困惑的国王将截获的信交给身边的大臣时，苏贺解释说，“其雨淫淫”象征她的忧愁和思念，“河大水深”意味着这对夫妻无法见到彼此，“日出当心”表明她赴死的决心。虽然作品没有告诉我们韩凭是否收到了信，但他还是自杀了。此后，他的妻子暗地里腐蚀了自己的衣服，结果当她从高台跳下寻死时，国王的侍从没能拽住她。她在遗书里要求将骸骨葬在丈夫的坟里，国王大怒，故意将她葬在韩凭的坟对面。一夜之间便有大梓木从两座坟上长出，十天之内它们的树干就彼此相倾，根交于下，枝错于上。一对鸳鸯停在树上，交颈悲鸣。宋人为夫妻二人感到悲伤，把树称为“相思树”，将鸳鸯视为他们的精魂。
这个故事也突出了决心和意志的力量。韩凭妻耐心腐蚀自己的衣服显示了她的决心，她给国王的遗书声称死对她有利，表达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通过选择她所能选择的唯一抵抗方式，她或许多少唤起了国王的怜悯，至少他没让两人的坟相距太远。然而，这篇作品的谜团在于苏贺对她第一封信的破译。“其雨淫淫”的“淫”被他解作“连绵不绝”，但它也可指“淫乱”，如果这样，第一句就可能暗指国王对她的性欺凌。换一个角度想，既然“雨”和“日”都可滋养树，这封信也可能预示梓木相交的结局，这样它就成了在结构上将全篇统摄起来的一个预兆。
志人小说与自觉虚构
正如志怪小说记述据信发生过的事，志人笔记通常描绘的也是据信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后一类作品的道德内涵一般都更明晰，记录了数百则故事的《世说新语》就是证明，它所聚焦的乃是善行与恶习。
这本书编于公元430年左右，收录了许多颇富文人气息、幽默诙谐的轶事与对话。有些笔记非常简单，例如记述东晋简文帝因为不识田里的稻子深感羞愧，藏在宫中反思三日：“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其他一些片段经常拿两人作比较，来说明道德品质、性格缺陷、智力水平和性格类型。
《世说新语》因此成了“清谈”的重要来源。在这样的谈话中，文人们竭力摆脱政治俗务的羁绊，以高雅趣味的裁判者自居。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后世出现了许多“世说体”的文集，现代学者认为这类所谓的“志人”笔记小说是精英阶层追求自我标识的重要手段。
当更多的文人摒弃了主流的出仕价值观，转而追求审美的生活态度和与之相伴的快乐时，写作就成了他们服务于文学目的的一种私人行为，他们的散文体铭赞、墓志、传记就和诗歌一起成为抒发个人情感的普遍形式了。例如，诗人陶潜（365-427）在《五柳先生传》里戏仿了官方传记的写法，以揶揄的口气勾勒了一幅儒道合一的自画像：“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如果自觉创作小说部分地取决于一种作者观念，而这种观念只有当文人凝聚为一个阶层才能成型，那么让陶潜这样一位有着清晰文学身份意识的诗人来创作一篇最早的自觉的虚构小说，就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寓意深远的《桃花源记》最初是一首诗的序，讲述了一个渔人的经历，他缘溪而行，穿过山的一处小口，发现了一个乌托邦社会，这里完全不受渔人所处世界的政治纷争的困扰。渔人羡慕他们的惬意与慷慨，不顾他们保密的叮嘱，在返回途中作了标记，并向太守汇报。然而，他再也没能找到原路，这个故事也成了乐园消逝的一个隐喻。
中国社会最终认可文学是独立的体裁，文人是独立的阶层，与6世纪《文选》的编纂有很大关系。在序言中，编者萧统（501-531）将文学与历史和哲学区分开来，历史处理事实，哲学处理思想，而文学则是通过艺术化设计的形式和语言来处理人类的经验。《文选》确立了诗文的基本经典篇目，成为读书阶层广泛接受的终极选本。由于有了这个共同的背景文库，文人们无须像后世评注者那样解释典故。《文选》和605年创立的科举制一起，促进了文人阶层的形成。
虽然《文选》没选入“小说”，但到了宋朝早期，这种文学体裁已经空前繁荣，宋太宗专门下令，将从公元1世纪初以来的约七千篇小说汇编成书，人们甚至为印刷这部《太平广记》（977-978）准备了雕版。然而基于道德理由的反对意见阻止了它的出版，直到1566年才付印。（出书受阻或许表明了社会对小说力量的恐惧。）由于这本书是收录宋初以前许多小说的唯一资料，它的最终出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早期小说的研究。
传奇
尽管早期志怪小说不乏虚构成分，学者们还是普遍接受了胡应麟（1551-1602）的观点，将篇幅更长的“传奇”看成中国最早自觉创作的小说。这些自唐朝（618-907）以来创作的故事也描绘了奇异的事件，但它们的焦点是私人生活，而且经常点明了作者，并解释了记录该故事的动机。我们尚不清楚，对写作的这种关注是否意味着作者自觉承担了艺术创作的使命。因为虽然多数核心故事是用全知的无人称视角叙述的，许多故事却采用了由某位目击者向叙述者转述的框架，仿佛故事只是一段客观的记录。
这些叙述框架在故事本身和读者的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并且时常对核心故事的伦理内涵做出评判。对道德说教如此重视，或许揭示了作者对文人地位和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忧虑，因为在海纳百川的唐朝，佛家和其他流派的思想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如此一来，这些以文言文创作的故事就与摒弃骈文、回归汉朝和先秦的“古文”运动发生了共鸣。
然而，在这些故事里却能发现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和声音，因此最后的道德教训有可能只是给作品一个正统的伪装，以利于它的流传。无论如何，核心故事经常都着力刻画人物心理，从而超越了更为传统的外层伦理框架。表达异议的声音也出现在直接引用的对话里，或者是小说人物所写的诗歌、信件里，这些经常是人物最出彩的地方。
这些文言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文人，所以经常直言不讳地宣扬十年寒窗、应试做官的思想，但它们也体现出时人对个性情感的日益尊重，而这对主流伦理规范和等级秩序构成了挑战。给人印象最深的批判功名思想的作品是沈既济（约740-约800）的《枕中记》（781），它取材于《搜神记》的一则笔记。在沈既济的时代，官学体系的膨胀制造了一大批科举制度容纳不下的书生，故事开头就是一位书生（卢生）和一位老道士（吕翁）在邸舍相遇的情景。虽然两人交谈甚欢，卢生却感慨自己衣衫褴褛，生不逢时。当吕翁指出他“无苦无恙”时，卢生又哀叹自己没能建功立名，过上富足的生活。
于是吕翁送给他一个枕头，保证他能获得向往的荣耀与幸福。卢生从枕孔进入枕中 [11]，命运大变。他娶了名门之女，官运也一路亨通，还因主持开凿运河赢得国人的赞誉。然而，和许多显贵的命运一样，他两次遭谤外放，直至隐居不出。待到冤屈昭雪，他的官位甚至超过了先前，五个儿子也各有建树。在豪奢人生的终点，他一病不起，向皇帝上书请辞，这封信表达了故事作者对传统价值观的嘲讽。但是当卢生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仍和吕翁在一起，“主人蒸黍未熟”。卢生不禁问道，刚才的一生是否只是一场梦。道士答道：“人生之适，亦如是矣。”虽然起初很失望，卢生还是感谢吕翁：“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
和《枕中记》一样，这些传奇里最丰满的角色经常都是追求功名的书生。他们写得一手好文章，擅长绘画书法，最后金榜题名。如果有重要的女性角色，经常都是颇有才学的贵族女子 [12]或“狐精”。虽然她们能够助应试的书生一臂之力，但常被塑造成危险的红颜祸水形象。在许多故事中，女人都变成狐精或鬼魂，这种反复出现的情节或许表现了人们对爱情关系乃至一切激情的恐惧，也表达了一种流行观念，那就是男人需要通过节欲来保存自己的生命力。
虽然这些女性角色的忠贞与其他美德都堪称典范，她们的结局却几乎总是悲剧，仿佛是因为她们力量超凡，不值得人类关心。例如，在沈既济的《任氏传》（781）里，潦倒的郑六爱上了狐精任氏，虽然她越来越喜欢郑六的朋友韦崟，因为他更有内涵，但仍然信守对郑六的承诺。甚至当一位巫师警告她西行必遭灾祸时，她仍然跟从郑六西行，结果被一群恶犬袭击，她变回狐狸原形，最后丧身犬口。在小说结尾，叙述者称自己就是作者，故事是从韦崟那里听来的；他感叹任氏“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的美德，惋惜郑六是俗人，只喜欢她的容貌，不懂得欣赏她的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这样的道德评论经常出现在小说末尾，但它们很少能恢复在核心故事里遭到破坏的道德秩序。
尽管复仇的故事在早期史书里很常见，中国最早的一批侦探小说却出现在这些传奇里。李公佐（770-850）的《谢小娥传》就是一例，它讲述了主人公女扮男装为父亲和丈夫报仇的故事。冤魂托梦给谢小娥，但只告诉她两句隐语，故事的叙述者从中破译出了两位凶手的名字。谢小娥于是装扮为男子，混迹江湖，委身为仆，用两年时间搜集证据，最后将一位凶手斩首，另一位送交官府处决。虽然这种以梦为凭据杀死嫌疑犯的“民间正义”可能引发争议，但在小说末尾，叙述者兼作者却以“士大夫”的身份赞颂了她的美德，解释了自己创作的动机。
正义与忠诚的问题也出现在裴铏于9世纪晚期所写的《聂隐娘传》里，这是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之一。聂隐娘幼时被一游方尼姑偷去，经过五年训练，成为武艺高强的杀手，其武器是嵌在脑里面的一把匕首。然而，当她被派去行刺节度使刘悟时，却发现对方神机妙算，于是转而效忠于他。刘悟大度地接受了她的道歉，称“各亲其主，人之常事”。在16世纪中期的短篇小说集《剑侠传》中有许多救人危难、匡扶正义的侠客形象。但和女扮男装的谢小娥或者男性化的侠客聂隐娘不同，这些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仍然保持着女性气质。
《莺莺传》
《莺莺传》（804）或许是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故事，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描绘追逐功名的书生与美丽女子之间的爱情浮沉）这个类别的代表作品。这篇据称元稹（779-831）所撰的小说生动地呈现了儒家伦理义务与影响日渐扩大的情感崇拜之间的冲突。主人公张生在动用自己的关系保护了寓居普救寺的众人后，爱上了姿容艳异的莺莺。虽然莺莺因为张生急于引诱自己而先是戏弄、继而拒绝他，后来还是主动委身于他。她最初的矜持冷峻逐渐化为热烈的情欲，在张生赠给她《会真诗》后，两人每天都在西厢幽会，直至张生赴京赶考。虽然莺莺在欢爱之时一言不发，她写的情书却分外缠绵动人，表明她希望控制这段感情的方向。但是故事的结局却令人悲哀，张生抛弃了莺莺，借口是“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他借此发了一通议论，质疑天下所有美丽的女子：“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虽然对美丽女子的妖魔化早已是传统，虽然张生的朋友，包括故事的叙述者可能都支持他以伦理义务为先的观点，但将莺莺的情书纳入这则故事却突出了爱情的价值。和她的一片挚情相比，张生的理性论证显得僵硬麻木。在后世的诸多改编作品中，最受人欢迎的是13世纪的戏剧《西厢记》，篇幅是原作的六倍，主角也从莺莺变成了她的丫环红娘。
晚期文言短篇小说
直到20世纪初，多数诗歌、散文和小说仍然采用文言。当白话小说逐渐和文言小说分庭抗礼（自12世纪开始），用高雅文言叙述的作品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借助这种高度文学化的语言，作者凸显自己继承了诸如中庸、孝义等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这些文言小说经常以真实故事的面目示人，声称是从亲戚、文友、僧侣或百姓口中听来的。文人们也越来越喜欢搜集此类故事，作为特定哲学主张的论据。例如，历史学家洪迈（1123-1202）就花了六十年光阴编纂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口头轶闻记录《夷坚志》，该书的编目结构遵循了理学家的宇宙模型。[13]
代表文言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1766[14] ）却打破了这种整齐的结构，也模糊了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界限。蒲松龄虽然满腹才学，很早就通过了院试，但从未通过乡试，更不用提会试与殿试了，所以从未获得官职。或许是仕途的失意以及对黑暗现实的关切点燃了他的愤怒，让他无情嘲讽了权力的种种虚伪面目。
和苏易的故事一样，许多志怪小说的主题都离不开“报”的概念。在干宝这本书的另一个故事《董昭之》里，主人公因为救了一只蚂蚁的命而获得好报。他梦见一位乌衣人（蚁王）带着一百多人来向自己致谢，并告诉他：“若有急难，当见告语。”十年后，董昭之蒙冤被投入大牢，他记起蚁王的话，于是在掌心放上几只蚂蚁，向它们求救。在第二个梦里，乌衣人嘱咐他逃到山中，等待大赦。醒来后，董昭之发现蚂蚁已经啃断镣铐，于是依计行事，果然很快遇赦。
虽然一些故事有清楚明了的寓意，在另外一些故事里，由于缺乏一个预定的价值体系，其道德含义就不容易把握了。某些主题和结构暗示，即使人类最高贵的情感也可能与天意产生悲剧性的冲突。《韩凭夫妇》（也出自《搜神记》）常被看作歌颂至纯爱情和至深忠诚的作品，但它也是一曲悲歌，慨叹平民在权贵面前的凄惨无助。虽然故事似乎表现了文字对抗不义行为的力量，但它也凸显了阐释的含混暧昧。宋康王抢夺韩凭之妻后，她给丈夫写了一封隐晦的信，这封信启示我们，文字的道德力量究竟会按怎样的轨迹运行，其实是不可预测的：
其雨淫淫，
河大水深，
日出当心。
当困惑的国王将截获的信交给身边的大臣时，苏贺解释说，“其雨淫淫”象征她的忧愁和思念，“河大水深”意味着这对夫妻无法见到彼此，“日出当心”表明她赴死的决心。虽然作品没有告诉我们韩凭是否收到了信，但他还是自杀了。此后，他的妻子暗地里腐蚀了自己的衣服，结果当她从高台跳下寻死时，国王的侍从没能拽住她。她在遗书里要求将骸骨葬在丈夫的坟里，国王大怒，故意将她葬在韩凭的坟对面。一夜之间便有大梓木从两座坟上长出，十天之内它们的树干就彼此相倾，根交于下，枝错于上。一对鸳鸯停在树上，交颈悲鸣。宋人为夫妻二人感到悲伤，把树称为“相思树”，将鸳鸯视为他们的精魂。
这个故事也突出了决心和意志的力量。韩凭妻耐心腐蚀自己的衣服显示了她的决心，她给国王的遗书声称死对她有利，表达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通过选择她所能选择的唯一抵抗方式，她或许多少唤起了国王的怜悯，至少他没让两人的坟相距太远。然而，这篇作品的谜团在于苏贺对她第一封信的破译。“其雨淫淫”的“淫”被他解作“连绵不绝”，但它也可指“淫乱”，如果这样，第一句就可能暗指国王对她的性欺凌。换一个角度想，既然“雨”和“日”都可滋养树，这封信也可能预示梓木相交的结局，这样它就成了在结构上将全篇统摄起来的一个预兆。
志人小说与自觉虚构
正如志怪小说记述据信发生过的事，志人笔记通常描绘的也是据信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后一类作品的道德内涵一般都更明晰，记录了数百则故事的《世说新语》就是证明，它所聚焦的乃是善行与恶习。
这本书编于公元430年左右，收录了许多颇富文人气息、幽默诙谐的轶事与对话。有些笔记非常简单，例如记述东晋简文帝因为不识田里的稻子深感羞愧，藏在宫中反思三日：“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其他一些片段经常拿两人作比较，来说明道德品质、性格缺陷、智力水平和性格类型。
《世说新语》因此成了“清谈”的重要来源。在这样的谈话中，文人们竭力摆脱政治俗务的羁绊，以高雅趣味的裁判者自居。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后世出现了许多“世说体”的文集，现代学者认为这类所谓的“志人”笔记小说是精英阶层追求自我标识的重要手段。
当更多的文人摒弃了主流的出仕价值观，转而追求审美的生活态度和与之相伴的快乐时，写作就成了他们服务于文学目的的一种私人行为，他们的散文体铭赞、墓志、传记就和诗歌一起成为抒发个人情感的普遍形式了。例如，诗人陶潜（365-427）在《五柳先生传》里戏仿了官方传记的写法，以揶揄的口气勾勒了一幅儒道合一的自画像：“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如果自觉创作小说部分地取决于一种作者观念，而这种观念只有当文人凝聚为一个阶层才能成型，那么让陶潜这样一位有着清晰文学身份意识的诗人来创作一篇最早的自觉的虚构小说，就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寓意深远的《桃花源记》最初是一首诗的序，讲述了一个渔人的经历，他缘溪而行，穿过山的一处小口，发现了一个乌托邦社会，这里完全不受渔人所处世界的政治纷争的困扰。渔人羡慕他们的惬意与慷慨，不顾他们保密的叮嘱，在返回途中作了标记，并向太守汇报。然而，他再也没能找到原路，这个故事也成了乐园消逝的一个隐喻。
中国社会最终认可文学是独立的体裁，文人是独立的阶层，与6世纪《文选》的编纂有很大关系。在序言中，编者萧统（501-531）将文学与历史和哲学区分开来，历史处理事实，哲学处理思想，而文学则是通过艺术化设计的形式和语言来处理人类的经验。《文选》确立了诗文的基本经典篇目，成为读书阶层广泛接受的终极选本。由于有了这个共同的背景文库，文人们无须像后世评注者那样解释典故。《文选》和605年创立的科举制一起，促进了文人阶层的形成。
虽然《文选》没选入“小说”，但到了宋朝早期，这种文学体裁已经空前繁荣，宋太宗专门下令，将从公元1世纪初以来的约七千篇小说汇编成书，人们甚至为印刷这部《太平广记》（977-978）准备了雕版。然而基于道德理由的反对意见阻止了它的出版，直到1566年才付印。（出书受阻或许表明了社会对小说力量的恐惧。）由于这本书是收录宋初以前许多小说的唯一资料，它的最终出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早期小说的研究。
传奇
尽管早期志怪小说不乏虚构成分，学者们还是普遍接受了胡应麟（1551-1602）的观点，将篇幅更长的“传奇”看成中国最早自觉创作的小说。这些自唐朝（618-907）以来创作的故事也描绘了奇异的事件，但它们的焦点是私人生活，而且经常点明了作者，并解释了记录该故事的动机。我们尚不清楚，对写作的这种关注是否意味着作者自觉承担了艺术创作的使命。因为虽然多数核心故事是用全知的无人称视角叙述的，许多故事却采用了由某位目击者向叙述者转述的框架，仿佛故事只是一段客观的记录。
这些叙述框架在故事本身和读者的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并且时常对核心故事的伦理内涵做出评判。对道德说教如此重视，或许揭示了作者对文人地位和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忧虑，因为在海纳百川的唐朝，佛家和其他流派的思想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如此一来，这些以文言文创作的故事就与摒弃骈文、回归汉朝和先秦的“古文”运动发生了共鸣。
然而，在这些故事里却能发现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和声音，因此最后的道德教训有可能只是给作品一个正统的伪装，以利于它的流传。无论如何，核心故事经常都着力刻画人物心理，从而超越了更为传统的外层伦理框架。表达异议的声音也出现在直接引用的对话里，或者是小说人物所写的诗歌、信件里，这些经常是人物最出彩的地方。
这些文言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文人，所以经常直言不讳地宣扬十年寒窗、应试做官的思想，但它们也体现出时人对个性情感的日益尊重，而这对主流伦理规范和等级秩序构成了挑战。给人印象最深的批判功名思想的作品是沈既济（约740-约800）的《枕中记》（781），它取材于《搜神记》的一则笔记。在沈既济的时代，官学体系的膨胀制造了一大批科举制度容纳不下的书生，故事开头就是一位书生（卢生）和一位老道士（吕翁）在邸舍相遇的情景。虽然两人交谈甚欢，卢生却感慨自己衣衫褴褛，生不逢时。当吕翁指出他“无苦无恙”时，卢生又哀叹自己没能建功立名，过上富足的生活。
于是吕翁送给他一个枕头，保证他能获得向往的荣耀与幸福。卢生从枕孔进入枕中 [11]，命运大变。他娶了名门之女，官运也一路亨通，还因主持开凿运河赢得国人的赞誉。然而，和许多显贵的命运一样，他两次遭谤外放，直至隐居不出。待到冤屈昭雪，他的官位甚至超过了先前，五个儿子也各有建树。在豪奢人生的终点，他一病不起，向皇帝上书请辞，这封信表达了故事作者对传统价值观的嘲讽。但是当卢生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仍和吕翁在一起，“主人蒸黍未熟”。卢生不禁问道，刚才的一生是否只是一场梦。道士答道：“人生之适，亦如是矣。”虽然起初很失望，卢生还是感谢吕翁：“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
和《枕中记》一样，这些传奇里最丰满的角色经常都是追求功名的书生。他们写得一手好文章，擅长绘画书法，最后金榜题名。如果有重要的女性角色，经常都是颇有才学的贵族女子 [12]或“狐精”。虽然她们能够助应试的书生一臂之力，但常被塑造成危险的红颜祸水形象。在许多故事中，女人都变成狐精或鬼魂，这种反复出现的情节或许表现了人们对爱情关系乃至一切激情的恐惧，也表达了一种流行观念，那就是男人需要通过节欲来保存自己的生命力。
虽然这些女性角色的忠贞与其他美德都堪称典范，她们的结局却几乎总是悲剧，仿佛是因为她们力量超凡，不值得人类关心。例如，在沈既济的《任氏传》（781）里，潦倒的郑六爱上了狐精任氏，虽然她越来越喜欢郑六的朋友韦崟，因为他更有内涵，但仍然信守对郑六的承诺。甚至当一位巫师警告她西行必遭灾祸时，她仍然跟从郑六西行，结果被一群恶犬袭击，她变回狐狸原形，最后丧身犬口。在小说结尾，叙述者称自己就是作者，故事是从韦崟那里听来的；他感叹任氏“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的美德，惋惜郑六是俗人，只喜欢她的容貌，不懂得欣赏她的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这样的道德评论经常出现在小说末尾，但它们很少能恢复在核心故事里遭到破坏的道德秩序。
尽管复仇的故事在早期史书里很常见，中国最早的一批侦探小说却出现在这些传奇里。李公佐（770-850）的《谢小娥传》就是一例，它讲述了主人公女扮男装为父亲和丈夫报仇的故事。冤魂托梦给谢小娥，但只告诉她两句隐语，故事的叙述者从中破译出了两位凶手的名字。谢小娥于是装扮为男子，混迹江湖，委身为仆，用两年时间搜集证据，最后将一位凶手斩首，另一位送交官府处决。虽然这种以梦为凭据杀死嫌疑犯的“民间正义”可能引发争议，但在小说末尾，叙述者兼作者却以“士大夫”的身份赞颂了她的美德，解释了自己创作的动机。
正义与忠诚的问题也出现在裴铏于9世纪晚期所写的《聂隐娘传》里，这是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之一。聂隐娘幼时被一游方尼姑偷去，经过五年训练，成为武艺高强的杀手，其武器是嵌在脑里面的一把匕首。然而，当她被派去行刺节度使刘悟时，却发现对方神机妙算，于是转而效忠于他。刘悟大度地接受了她的道歉，称“各亲其主，人之常事”。在16世纪中期的短篇小说集《剑侠传》中有许多救人危难、匡扶正义的侠客形象。但和女扮男装的谢小娥或者男性化的侠客聂隐娘不同，这些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仍然保持着女性气质。
《莺莺传》
《莺莺传》（804）或许是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故事，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描绘追逐功名的书生与美丽女子之间的爱情浮沉）这个类别的代表作品。这篇据称元稹（779-831）所撰的小说生动地呈现了儒家伦理义务与影响日渐扩大的情感崇拜之间的冲突。主人公张生在动用自己的关系保护了寓居普救寺的众人后，爱上了姿容艳异的莺莺。虽然莺莺因为张生急于引诱自己而先是戏弄、继而拒绝他，后来还是主动委身于他。她最初的矜持冷峻逐渐化为热烈的情欲，在张生赠给她《会真诗》后，两人每天都在西厢幽会，直至张生赴京赶考。虽然莺莺在欢爱之时一言不发，她写的情书却分外缠绵动人，表明她希望控制这段感情的方向。但是故事的结局却令人悲哀，张生抛弃了莺莺，借口是“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他借此发了一通议论，质疑天下所有美丽的女子：“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虽然对美丽女子的妖魔化早已是传统，虽然张生的朋友，包括故事的叙述者可能都支持他以伦理义务为先的观点，但将莺莺的情书纳入这则故事却突出了爱情的价值。和她的一片挚情相比，张生的理性论证显得僵硬麻木。在后世的诸多改编作品中，最受人欢迎的是13世纪的戏剧《西厢记》，篇幅是原作的六倍，主角也从莺莺变成了她的丫环红娘。
晚期文言短篇小说
直到20世纪初，多数诗歌、散文和小说仍然采用文言。当白话小说逐渐和文言小说分庭抗礼（自12世纪开始），用高雅文言叙述的作品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借助这种高度文学化的语言，作者凸显自己继承了诸如中庸、孝义等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这些文言小说经常以真实故事的面目示人，声称是从亲戚、文友、僧侣或百姓口中听来的。文人们也越来越喜欢搜集此类故事，作为特定哲学主张的论据。例如，历史学家洪迈（1123-1202）就花了六十年光阴编纂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口头轶闻记录《夷坚志》，该书的编目结构遵循了理学家的宇宙模型。[13]
代表文言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1766[14] ）却打破了这种整齐的结构，也模糊了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界限。蒲松龄虽然满腹才学，很早就通过了院试，但从未通过乡试，更不用提会试与殿试了，所以从未获得官职。或许是仕途的失意以及对黑暗现实的关切点燃了他的愤怒，让他无情嘲讽了权力的种种虚伪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