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陆军部没有为此种情况制定任何计划。
他们全神贯注于与法军左翼的完整合作，无论其位于何处。
要么这样，要么什么都没有。
关于英国远征军应集中到多远的地方，又进行了一次讨论。
一些高级权威人士注意到英国军队的动员比法国晚了三天，因此主张将其集中在亚眠周围，在战斗的第一波冲击之后介入。
但最终，约翰·弗伦奇爵士和向前推进的派别占了上风，人们感到我们必须以法军总参谋部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帮助法国。
当我下次在战争宣言后去内阁时，我发现我的同伴们已经换了新的。
在过去的七年里，莫利勋爵总是坐在首相左边，而我总是坐在莫利勋爵旁边。
我的这位老邻居用学者式的措辞在我笔记本上写下了许多睿智而诙谐的忠告，他的礼貌优雅使繁琐的工作之路增添了不少光彩。
在决意的星期日，他对我说：“如果非得这样做，我就不是能胜任的人。我会妨碍像你们这样肩负重任的人。”现在他已经离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基奇纳勋爵。
在我的左边也有一个新面孔——新任农业部长卢卡斯勋爵。
自从南非战争时期认识他以来，我就很欣赏他，当时他失去了腿：认识他是一种快乐。
他开朗、愉快、反应灵敏的性格，他机智、讽刺但从不失去骑士风度的言辞，他迷人的外表，他那令人难以抗拒的笑容，使他备受朋友的喜爱，他有很多朋友，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位年轻的部长继承了显赫的财产，生活幸福，似乎已经征服了命运。
这两位人都注定要成为敌人的牺牲品，年轻的部长在高空与对手搏斗，年长的元帅则在冰冷的海水中窒息。
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在刚刚宣布的战争中，这个平凡的英国内阁本身也将遭到重大损失，我认为他们会感到一种自豪感和解脱感，因为他们将把同胞、朋友、儿子送入危险之中。
在8月5日的战争会议上，基奇纳勋爵还没有成为陆军大臣，但我知道他的任命即将来临。
当时的首相同时也是陆军大臣，不可能承担起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持续不断的跨部门工作的负担。
因此，他邀请基奇纳勋爵承担陆军部的部长职责，这位元帅虽然绝非主动寻求这一职位，但也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我和基奇纳勋爵的关系仅限于此。
我们第一次会面是在奥姆杜曼战场上，当时我是21骑兵军团的一名中尉，被派回去向总司令口头汇报进犯的德维什军队的情况。
他在年轻时对我极为不满，试图阻止我参加苏丹战役，得知我成功到达那里时，他非常愤怒。
这是一种一见钟情的厌恶。
至于我，我在两卷厚厚的书中处理了他的性格和战役，始终怀着忠实的批判态度。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十二年后，当时我们正式介绍彼此并在1910年的军事演习中短暂交谈。
在1912年的马耳他会议上，我对他有所了解，从此以后，当我们偶尔相遇时，我们会讨论帝国防御问题。
在这些场合，我发现他比我早期的印象或听到的所有关于他的事情更加和蔼可亲。
在战争前一周，我们共进了两三次午餐和晚餐，我们尽可能预见了所有可能性并进行了讨论。
我很高兴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那些初期的日子里，我们密切而友好地合作。
他经常就工作的政治方面咨询我，并越来越多地在军事事务上给予我信任。
海军部和陆军部的事务交织在一起，因此在最初的十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私人接触。
我不会忘记，1915年5月我离开海军部时，我的同事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来向我举行仪式性访问的是那个肩负重担的巨人，他的不赞成曾是我年轻时最令人不安的经历之一。
众所周知，英国军队在动员时由一支高度组织化的远征军组成，包括六个正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
此外，还有两个正规步兵师，第7师和第8师，需要从帝国各地的驻地收集，或者从国内远征军多余的部队中组建；还决定从印度派遣两个师，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本地人。
在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后面，无疑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十四支领土师和十三个骑兵团，他们必须承担保卫英国的责任。
这些部队训练不足，装备轻便，但由目光长远、聪明智慧的人组成，他们没有等到危险时刻才将国家的命运视为己任。
在六个月内，或者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在更短的时间内，这样的部队就可以发挥作用。
基奇纳勋爵现在在加入我们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站了出来，用军人的话语宣布了一系列鼓舞人心且富有预见性的真理。
每个人都预计这场战争会很短；但战争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展，我们现在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样的冲突不能仅凭海洋或海权来结束。
它只能通过大陆上的伟大战役来结束。
在这场战役中，大英帝国必须根据其规模和力量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们必须准备将数百万大军投入战场，并维持他们几年时间。
除此之外，我们无法履行对盟友或世界的义务。
这些话在内阁中得到了默许；我相信，如果基奇纳勋爵提出实行全民征兵制，他的要求将会被接受。
然而，他提议满足于招募志愿者，并首先组建六个新正规师。
最好是在志愿军的基础上以地方军的框架进行重组，每个框架都可以逐步复制或四倍化。
但这位新的陆军大臣对英国的地方制度缺乏了解，也不信任。
对他来说，“地方军”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障碍。
在1870年的战争中，他曾目睹过一次发生在卢瓦尔河畔的战斗，可能是勒芒之战，在这次战斗中，交托给法国地方部队防守的关键位置丢失了，导致整个军队的失败。
他多次向我提到这件事，并且我知道这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徒劳地解释法国和英国地方部队的组成是多么不同——前者是即将退役的老兵，而后者是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具有强烈的军事倾向。
他们是地方军，这就结束了。
这在一开始就加剧了他本已艰巨的任务的困难。
他开始着手创建六个、然后十二个、最终二十四支“基奇纳陆军”师，同时成千上万的新兵涌入。
这项庞大的即兴工作能够完成，无疑堪称时代的奇迹之一。
反对强制服役的论点虽然无疑很有说服力，但很快就被两件事情所强化：大量志愿者的涌入和完全缺乏武器装备。
除了正规军所持有的少量储备外，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军事力量规模小，导致战备物资工厂同样规模小。
没有多余的步枪，也没有额外的火炮；而弹药的供应也开始迅速消耗殆尽。
即使采取最好的措施，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辟出新的、哪怕是适度规模的供应来源。
现在人们才第一次了解到，制造步枪比制造火炮需要更长的时间；而步枪正是最迫切的需求。
我们只有棍棒可以发给那些渴望参战的人们。
我搜遍舰队和海军部仓库，又拼凑出3万支步枪，这实际上意味着战场上多了3万人。
在海上，只有海军陆战队会有步枪；杰克（指普通水手）在最后关头仍然要依赖他的弯刀。
当基奇纳勋爵开始组建他的第一批六个新陆军师，而在大批新兵涌入之前，我向他提供了皇家海军陆战队，他欣然接受了。
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就预见到了海军在动员后会有数千人在岸上待命，而我们所能派出的任何战舰都无法容纳他们。
因此，我在1913年向帝国国防委员会提议组建三个旅，其中一个由海军陆战队组成，另外两个由皇家海军志愿预备队和皇家舰队预备队的成员组成。
这些旅计划在战争初期用于协助国内防御。
因此，这些框架很容易从现有资源中形成。
海军陆战队旅实际上已经基本存在，显然这三个旅在任何新部队训练出来之前就已准备好投入战斗。
渴望在海上服役的海军志愿兵尽管心怀不满，但还是以无限忠诚接受了这个新任务。
唉，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证明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很少有人能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
至于他们的事迹，即使在这些拥挤的时代的历史中也不会被遗忘。
轮到我规定德国大使及其八天后的奥地利同事离开的时间安排。
因此，8月5日早晨，我派海军秘书胡德海军上将在制服下前往德国大使馆，询问我们可以如何促进利希诺夫斯基王子的愿望和便利。
当德国暴民侮辱甚至袭击即将离任的法国和英国大使时，我们则小心翼翼地努力确保对我们负责的人士遵守每一条礼仪和礼貌。
利希诺夫斯基王子在他的仪式性待遇记录中给出了自己的记述，这似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致门斯多夫伯爵，奥地利大使，我写道：— 1914年8月13日。
我的海军秘书胡德海军上将带来了这封信，他受命协助您安排海上旅行的舒适和便利。
如果您在此时有任何我可以为您效劳之处，请不要犹豫命令我。
尽管事件的可怕进程冲毁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古老友谊，但多年来的个人交往所滋生的尊重和敬意不会从您的英国朋友心中消失。
奥地利大使请求提供一艘船直接送他去的里雅斯特，并希望对长期居住在伦敦的许多不幸的奥地利平民表示关怀，他们现在不得不逃离祖国。
因此，我安排了200多人登上大使的船。
我确信，采取这些措施符合英国尊严的要求。
海军部与舰队的关系，以及第一海军大臣与战争时期其海军同僚的关系需要解释。
主要军队的控制权分为陆军部和总司令部，但在海军部，这些职能不可避免地结合得更为紧密。
海军司令官与实际作战舰队生活在一起，随时准备在几个小时内亲自带领舰队进入全面战斗，因此他比他的军事同行更接近事件。
他所能容纳在旗舰上的参谋人员数量，以及他所能处理的业务量，都必然受到物理条件的限制。
一切都必须随时准备进入极端危险的状态，司令官、参谋部、办公室、组织可能瞬间消失。
司令官的第一要务是保持身心状态良好，以便在与敌人接触时亲自指挥庞大舰队。
警惕地保护舰队免受危险，对其进行战斗训练，组织舰队，提高效率，并亲自指挥个别行动，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但这就够了。
海军部尽可能的职责是保护他免受进一步的责任或焦虑，围绕他提供安全保障和援助，并独自承担战争的其他部分。
海军部本身也直接与事件相关。
它不仅对海军和加强和发展舰队的所有准备工作行使行政管理控制；它不仅在每个战区确定我们的海军力量的战略部署；而且通过无线塔或电缆，它向许多实际上与敌人接触的船只发出常常具有关键性的信息。
这是唯一可以从最高角度观察海军形势的地方。
它是接收所有信息的情报中心，是唯一能够消化信息并将其传送到所需地方的地方。
当情报显示敌人的活动可能时，海军部会调动舰队、分舰队和鱼雷艇出港。它规定了在任何行动中应该使用的最低兵力，同时让最高指挥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增加兵力。
除了实际战斗或特定作战的战术指挥外——在这方面海军部从不干涉——它决定着所有由海军战争引发的重要问题。
身披几个世纪海军传统的庄严权威，并拥有最充分的知识，海军部的委员会毫无争议地行使权力。
由于这些条件自然且不可避免地出现，并且在未来若有战争，无论如何都会以某种形式重现，因此深入探究这个组织的集体责任并揭示机器实际运作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这归结为第一海务大臣和第一海军大臣与总参谋长之间的亲密伙伴关系，此时总参谋长还不是委员会的成员，站在他们身旁。
通过赋予他职务的特许状和枢密院命令，第一海务大臣对国王和议会负责海军部的所有事务。
由此，他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责任委托给一位杰出的海军军官。
但他不能以此方式在理论上或事实上解脱自己。
他对发生的一切负有严格的责任；每一次灾难他都必须承担责任。
胜利的荣誉属于赢得它们的指挥官；失败或失误的负担必须由海军部承担，国家的谴责首先落在它的负责人身上。
那么，一个因政治或议会原因被任命的缺乏权威专业知识的平民部长如何履行他的职责呢？显然，这取决于第一海务大臣和第一海军大臣的性格、气质和能力。
他们必须自行解决，如果他们无法就迅速接踵而至的重大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君主将在首相的建议下选择另一组合。
我以如下方式理解我的职责：我接受了取得成功结果的全部责任，并以这种精神密切监督所做的一切或提议的一切。
此外，我声称并行使对整个领域的无限建议和主动权，仅受第一海务大臣对所有操作命令的批准和同意的限制。
对错与否，这就是我所做的，我希望以此为基础接受评判。
实际上，困难比想象中的要少。
确实，在漫长的危机和紧张局势时期，机器运转得非常顺利。
第二、第三和第四海务大臣在战争爆发时退回到过去伟大海军战争中“供应委员会”所占据的位置。
他们是人员、船只和物资的提供者。
他们很少参与战略决策，或者只偶尔参与。
第一海务大臣有责任及时告知第二海务大臣正在进行的事情，以便后者能在片刻之间临时接替他。
然而，在实践中，路易斯王子和费舍尔勋爵都更紧密地与总参谋长合作，这两人总是以完全一致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
当时，海军部的宪法权威根据长期习俗由董事会的两位成员与海军部秘书共同行使。
因此，在冲突开始时，海军部战时小组由第一海务大臣、第一海军大臣、总参谋长和秘书组成。
当第一海务大臣希望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会加上第二海务大臣和一些特殊顾问，后面再详细说明。
我们每天开会，有时一天开两次，审查整体局势，并就每一个重要事项作出统一决定。
执行任务交给总参谋长。
秘书记录、记录，并除战时参谋下达的命令外，采取相应的后续行动。
除了我们的定期会议，第一海务大臣和我经常在任何时候进行咨询。
在我们商定的政策范围内，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以书面授权给总参谋长随时需要的电报和决定。
此外，在大量案例中，看到应该做什么并确信第一海务大臣会同意，我本人按照我们的政策起草电报和决定，总参谋长在发送前亲自将其呈递给第一海务大臣征求意见。
除了这些紧急行政事务外，海军部文件的正常流动向上从第一海务大臣或其他海务大臣递交给我就细节作出决定；我进一步通过备忘录和意见书发起讨论和行动，覆盖整个海军业务领域。
这些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必须根据其总体结果来判断；但将它们与我们现在知道在德国海军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进行比较是很有启发性的。
战争爆发时，身为海军国务秘书的提尔皮茨本人，虽然也是海军上将，却发现自己完全脱离了舰队的战略和准战术控制，以至于他声称，“他不知道海军战争计划。”
他局限于纯粹的行政事务，因此被当作皇帝大本营的附属品带走了。
海军参谋部最初由冯·波尔领导，独享皇帝的信任，并从至高无上的皇帝那里获得指示。
因此，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地位极为不幸。
海军参谋部尽可能地把他挡在皇帝之外，并说服皇帝拒绝他的努力。
皇帝肩负着国家的全部重任，不时向参谋部发出指示并发表简短的意见，这些指示和意见之后以不可抗拒的权威生效。
他们全神贯注于与法军左翼的完整合作，无论其位于何处。
要么这样，要么什么都没有。
关于英国远征军应集中到多远的地方，又进行了一次讨论。
一些高级权威人士注意到英国军队的动员比法国晚了三天，因此主张将其集中在亚眠周围，在战斗的第一波冲击之后介入。
但最终，约翰·弗伦奇爵士和向前推进的派别占了上风，人们感到我们必须以法军总参谋部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帮助法国。
当我下次在战争宣言后去内阁时，我发现我的同伴们已经换了新的。
在过去的七年里，莫利勋爵总是坐在首相左边，而我总是坐在莫利勋爵旁边。
我的这位老邻居用学者式的措辞在我笔记本上写下了许多睿智而诙谐的忠告，他的礼貌优雅使繁琐的工作之路增添了不少光彩。
在决意的星期日，他对我说：“如果非得这样做，我就不是能胜任的人。我会妨碍像你们这样肩负重任的人。”现在他已经离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基奇纳勋爵。
在我的左边也有一个新面孔——新任农业部长卢卡斯勋爵。
自从南非战争时期认识他以来，我就很欣赏他，当时他失去了腿：认识他是一种快乐。
他开朗、愉快、反应灵敏的性格，他机智、讽刺但从不失去骑士风度的言辞，他迷人的外表，他那令人难以抗拒的笑容，使他备受朋友的喜爱，他有很多朋友，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位年轻的部长继承了显赫的财产，生活幸福，似乎已经征服了命运。
这两位人都注定要成为敌人的牺牲品，年轻的部长在高空与对手搏斗，年长的元帅则在冰冷的海水中窒息。
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在刚刚宣布的战争中，这个平凡的英国内阁本身也将遭到重大损失，我认为他们会感到一种自豪感和解脱感，因为他们将把同胞、朋友、儿子送入危险之中。
在8月5日的战争会议上，基奇纳勋爵还没有成为陆军大臣，但我知道他的任命即将来临。
当时的首相同时也是陆军大臣，不可能承担起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持续不断的跨部门工作的负担。
因此，他邀请基奇纳勋爵承担陆军部的部长职责，这位元帅虽然绝非主动寻求这一职位，但也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我和基奇纳勋爵的关系仅限于此。
我们第一次会面是在奥姆杜曼战场上，当时我是21骑兵军团的一名中尉，被派回去向总司令口头汇报进犯的德维什军队的情况。
他在年轻时对我极为不满，试图阻止我参加苏丹战役，得知我成功到达那里时，他非常愤怒。
这是一种一见钟情的厌恶。
至于我，我在两卷厚厚的书中处理了他的性格和战役，始终怀着忠实的批判态度。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十二年后，当时我们正式介绍彼此并在1910年的军事演习中短暂交谈。
在1912年的马耳他会议上，我对他有所了解，从此以后，当我们偶尔相遇时，我们会讨论帝国防御问题。
在这些场合，我发现他比我早期的印象或听到的所有关于他的事情更加和蔼可亲。
在战争前一周，我们共进了两三次午餐和晚餐，我们尽可能预见了所有可能性并进行了讨论。
我很高兴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那些初期的日子里，我们密切而友好地合作。
他经常就工作的政治方面咨询我，并越来越多地在军事事务上给予我信任。
海军部和陆军部的事务交织在一起，因此在最初的十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私人接触。
我不会忘记，1915年5月我离开海军部时，我的同事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来向我举行仪式性访问的是那个肩负重担的巨人，他的不赞成曾是我年轻时最令人不安的经历之一。
众所周知，英国军队在动员时由一支高度组织化的远征军组成，包括六个正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
此外，还有两个正规步兵师，第7师和第8师，需要从帝国各地的驻地收集，或者从国内远征军多余的部队中组建；还决定从印度派遣两个师，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本地人。
在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后面，无疑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十四支领土师和十三个骑兵团，他们必须承担保卫英国的责任。
这些部队训练不足，装备轻便，但由目光长远、聪明智慧的人组成，他们没有等到危险时刻才将国家的命运视为己任。
在六个月内，或者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在更短的时间内，这样的部队就可以发挥作用。
基奇纳勋爵现在在加入我们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站了出来，用军人的话语宣布了一系列鼓舞人心且富有预见性的真理。
每个人都预计这场战争会很短；但战争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展，我们现在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样的冲突不能仅凭海洋或海权来结束。
它只能通过大陆上的伟大战役来结束。
在这场战役中，大英帝国必须根据其规模和力量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们必须准备将数百万大军投入战场，并维持他们几年时间。
除此之外，我们无法履行对盟友或世界的义务。
这些话在内阁中得到了默许；我相信，如果基奇纳勋爵提出实行全民征兵制，他的要求将会被接受。
然而，他提议满足于招募志愿者，并首先组建六个新正规师。
最好是在志愿军的基础上以地方军的框架进行重组，每个框架都可以逐步复制或四倍化。
但这位新的陆军大臣对英国的地方制度缺乏了解，也不信任。
对他来说，“地方军”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障碍。
在1870年的战争中，他曾目睹过一次发生在卢瓦尔河畔的战斗，可能是勒芒之战，在这次战斗中，交托给法国地方部队防守的关键位置丢失了，导致整个军队的失败。
他多次向我提到这件事，并且我知道这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徒劳地解释法国和英国地方部队的组成是多么不同——前者是即将退役的老兵，而后者是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具有强烈的军事倾向。
他们是地方军，这就结束了。
这在一开始就加剧了他本已艰巨的任务的困难。
他开始着手创建六个、然后十二个、最终二十四支“基奇纳陆军”师，同时成千上万的新兵涌入。
这项庞大的即兴工作能够完成，无疑堪称时代的奇迹之一。
反对强制服役的论点虽然无疑很有说服力，但很快就被两件事情所强化：大量志愿者的涌入和完全缺乏武器装备。
除了正规军所持有的少量储备外，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军事力量规模小，导致战备物资工厂同样规模小。
没有多余的步枪，也没有额外的火炮；而弹药的供应也开始迅速消耗殆尽。
即使采取最好的措施，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辟出新的、哪怕是适度规模的供应来源。
现在人们才第一次了解到，制造步枪比制造火炮需要更长的时间；而步枪正是最迫切的需求。
我们只有棍棒可以发给那些渴望参战的人们。
我搜遍舰队和海军部仓库，又拼凑出3万支步枪，这实际上意味着战场上多了3万人。
在海上，只有海军陆战队会有步枪；杰克（指普通水手）在最后关头仍然要依赖他的弯刀。
当基奇纳勋爵开始组建他的第一批六个新陆军师，而在大批新兵涌入之前，我向他提供了皇家海军陆战队，他欣然接受了。
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就预见到了海军在动员后会有数千人在岸上待命，而我们所能派出的任何战舰都无法容纳他们。
因此，我在1913年向帝国国防委员会提议组建三个旅，其中一个由海军陆战队组成，另外两个由皇家海军志愿预备队和皇家舰队预备队的成员组成。
这些旅计划在战争初期用于协助国内防御。
因此，这些框架很容易从现有资源中形成。
海军陆战队旅实际上已经基本存在，显然这三个旅在任何新部队训练出来之前就已准备好投入战斗。
渴望在海上服役的海军志愿兵尽管心怀不满，但还是以无限忠诚接受了这个新任务。
唉，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证明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很少有人能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
至于他们的事迹，即使在这些拥挤的时代的历史中也不会被遗忘。
轮到我规定德国大使及其八天后的奥地利同事离开的时间安排。
因此，8月5日早晨，我派海军秘书胡德海军上将在制服下前往德国大使馆，询问我们可以如何促进利希诺夫斯基王子的愿望和便利。
当德国暴民侮辱甚至袭击即将离任的法国和英国大使时，我们则小心翼翼地努力确保对我们负责的人士遵守每一条礼仪和礼貌。
利希诺夫斯基王子在他的仪式性待遇记录中给出了自己的记述，这似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致门斯多夫伯爵，奥地利大使，我写道：— 1914年8月13日。
我的海军秘书胡德海军上将带来了这封信，他受命协助您安排海上旅行的舒适和便利。
如果您在此时有任何我可以为您效劳之处，请不要犹豫命令我。
尽管事件的可怕进程冲毁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古老友谊，但多年来的个人交往所滋生的尊重和敬意不会从您的英国朋友心中消失。
奥地利大使请求提供一艘船直接送他去的里雅斯特，并希望对长期居住在伦敦的许多不幸的奥地利平民表示关怀，他们现在不得不逃离祖国。
因此，我安排了200多人登上大使的船。
我确信，采取这些措施符合英国尊严的要求。
海军部与舰队的关系，以及第一海军大臣与战争时期其海军同僚的关系需要解释。
主要军队的控制权分为陆军部和总司令部，但在海军部，这些职能不可避免地结合得更为紧密。
海军司令官与实际作战舰队生活在一起，随时准备在几个小时内亲自带领舰队进入全面战斗，因此他比他的军事同行更接近事件。
他所能容纳在旗舰上的参谋人员数量，以及他所能处理的业务量，都必然受到物理条件的限制。
一切都必须随时准备进入极端危险的状态，司令官、参谋部、办公室、组织可能瞬间消失。
司令官的第一要务是保持身心状态良好，以便在与敌人接触时亲自指挥庞大舰队。
警惕地保护舰队免受危险，对其进行战斗训练，组织舰队，提高效率，并亲自指挥个别行动，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但这就够了。
海军部尽可能的职责是保护他免受进一步的责任或焦虑，围绕他提供安全保障和援助，并独自承担战争的其他部分。
海军部本身也直接与事件相关。
它不仅对海军和加强和发展舰队的所有准备工作行使行政管理控制；它不仅在每个战区确定我们的海军力量的战略部署；而且通过无线塔或电缆，它向许多实际上与敌人接触的船只发出常常具有关键性的信息。
这是唯一可以从最高角度观察海军形势的地方。
它是接收所有信息的情报中心，是唯一能够消化信息并将其传送到所需地方的地方。
当情报显示敌人的活动可能时，海军部会调动舰队、分舰队和鱼雷艇出港。它规定了在任何行动中应该使用的最低兵力，同时让最高指挥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增加兵力。
除了实际战斗或特定作战的战术指挥外——在这方面海军部从不干涉——它决定着所有由海军战争引发的重要问题。
身披几个世纪海军传统的庄严权威，并拥有最充分的知识，海军部的委员会毫无争议地行使权力。
由于这些条件自然且不可避免地出现，并且在未来若有战争，无论如何都会以某种形式重现，因此深入探究这个组织的集体责任并揭示机器实际运作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这归结为第一海务大臣和第一海军大臣与总参谋长之间的亲密伙伴关系，此时总参谋长还不是委员会的成员，站在他们身旁。
通过赋予他职务的特许状和枢密院命令，第一海务大臣对国王和议会负责海军部的所有事务。
由此，他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责任委托给一位杰出的海军军官。
但他不能以此方式在理论上或事实上解脱自己。
他对发生的一切负有严格的责任；每一次灾难他都必须承担责任。
胜利的荣誉属于赢得它们的指挥官；失败或失误的负担必须由海军部承担，国家的谴责首先落在它的负责人身上。
那么，一个因政治或议会原因被任命的缺乏权威专业知识的平民部长如何履行他的职责呢？显然，这取决于第一海务大臣和第一海军大臣的性格、气质和能力。
他们必须自行解决，如果他们无法就迅速接踵而至的重大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君主将在首相的建议下选择另一组合。
我以如下方式理解我的职责：我接受了取得成功结果的全部责任，并以这种精神密切监督所做的一切或提议的一切。
此外，我声称并行使对整个领域的无限建议和主动权，仅受第一海务大臣对所有操作命令的批准和同意的限制。
对错与否，这就是我所做的，我希望以此为基础接受评判。
实际上，困难比想象中的要少。
确实，在漫长的危机和紧张局势时期，机器运转得非常顺利。
第二、第三和第四海务大臣在战争爆发时退回到过去伟大海军战争中“供应委员会”所占据的位置。
他们是人员、船只和物资的提供者。
他们很少参与战略决策，或者只偶尔参与。
第一海务大臣有责任及时告知第二海务大臣正在进行的事情，以便后者能在片刻之间临时接替他。
然而，在实践中，路易斯王子和费舍尔勋爵都更紧密地与总参谋长合作，这两人总是以完全一致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
当时，海军部的宪法权威根据长期习俗由董事会的两位成员与海军部秘书共同行使。
因此，在冲突开始时，海军部战时小组由第一海务大臣、第一海军大臣、总参谋长和秘书组成。
当第一海务大臣希望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会加上第二海务大臣和一些特殊顾问，后面再详细说明。
我们每天开会，有时一天开两次，审查整体局势，并就每一个重要事项作出统一决定。
执行任务交给总参谋长。
秘书记录、记录，并除战时参谋下达的命令外，采取相应的后续行动。
除了我们的定期会议，第一海务大臣和我经常在任何时候进行咨询。
在我们商定的政策范围内，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以书面授权给总参谋长随时需要的电报和决定。
此外，在大量案例中，看到应该做什么并确信第一海务大臣会同意，我本人按照我们的政策起草电报和决定，总参谋长在发送前亲自将其呈递给第一海务大臣征求意见。
除了这些紧急行政事务外，海军部文件的正常流动向上从第一海务大臣或其他海务大臣递交给我就细节作出决定；我进一步通过备忘录和意见书发起讨论和行动，覆盖整个海军业务领域。
这些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必须根据其总体结果来判断；但将它们与我们现在知道在德国海军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进行比较是很有启发性的。
战争爆发时，身为海军国务秘书的提尔皮茨本人，虽然也是海军上将，却发现自己完全脱离了舰队的战略和准战术控制，以至于他声称，“他不知道海军战争计划。”
他局限于纯粹的行政事务，因此被当作皇帝大本营的附属品带走了。
海军参谋部最初由冯·波尔领导，独享皇帝的信任，并从至高无上的皇帝那里获得指示。
因此，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地位极为不幸。
海军参谋部尽可能地把他挡在皇帝之外，并说服皇帝拒绝他的努力。
皇帝肩负着国家的全部重任，不时向参谋部发出指示并发表简短的意见，这些指示和意见之后以不可抗拒的权威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