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繁荣中获益的不仅是重工业，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在其他领域还触发了连锁反应——作为消费社会的日本由此诞生。日立、松下等厂商开始制造洗衣机、电视机和冰箱，1950年代后期，这些产品的产量至少各自增长了8倍。1956年只有1%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至1960年，拥有率已超过50%。
说到区别，同样是快速增长，1960年代的增长要更快一些。池田勇人首相著名的“收入倍增计划”于1960年开始运作，这一计划希望在10年间令日本的国民财富翻番。这一空前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事实上低估了日本经济的膨胀速度——197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60年的三倍，这意味着12.1%的年均增长率。至1960年代末期，日本消除了之前一直间歇性拖累增长的国际收支逆差。
然而，那些喜欢谈论“经济奇迹”的人应该记得，在1950年至1970年间，所有工业经济体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日本的增长本身并不特殊，只是速率（年均超过10%）确实出挑。大多数评论人士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一些极其寻常的因素：道奇路线将日元对美元汇率固定在360∶1，并且被人为限制在同一水平的汇率持续至1971年，因此日元被日益低估，这就刺激了出口；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日本受益于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5] 和关贸总协定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新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不必将大量预算花在军费上，因为它始终受《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作为发达经济体中的后来者，在自由贸易制度中，日本可以购入新技术，而不必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开发技术；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教育体制惊人扩展。也许日本的增长中最受热议的“独特”因素要数官僚制度和经济管理的作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通过发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政指导（gyôsei shidô），通商产业省和其他部门（尤其是财务省）在日本的快速增长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不过，一个简单的因素不应被忽略，那就是日本人民自身的艰苦劳作、勤勉和创业精神。“日本人工作过于努力”这样的玩笑话在现实中有着坚实的基础：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若把总时数相加，则他们每年要比欧洲同一阶层的人群多工作整整12周。对于雇员的奉献，日本的大公司报以“终身雇佣制”。
如此快速的增长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诸多好处：新的中产阶级迅速形成，他们抱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景，居所越来越趋向市郊，借助遍布的道路和广大的铁路网上下班。标志性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早在1964年就已投入使用，它以空前的便利和速度连接起东京和大阪这两个重要商业城市。同样是在1964年，东京还自豪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意味着日本不仅已经重回国际社会，而且还是富足的、值得尊敬的一员。1950年代，消费者津津乐道家庭生活的“三件宝”（电视、冰箱和洗衣机）；至1960年代，出现了新“三件宝”（空调、汽车和彩色电视机）。
1960年代之前，在扩大后的教育体制中就学前所未有地成为了精英的象征。靠社会地位或金钱手段进入一流公立大学（前“帝国”大学）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最好的大学的入学名额分配几乎完全与日本全国人口分布相匹配，这在日本历史上（或许在世界历史上）可算史无前例，充分证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分布广泛、入学容易、教学质量均一。这一成就的副作用则是，需通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激烈竞争，才能进入最好的大学；围绕东京大学入学名额的竞争尤为（且至今仍然）惨烈。备考大学的学生每天学习的小时数甚至比他们那勤勉努力的“工薪阶层”父亲工作的时数更多，许多（经济上有条件的）学生则到特殊的义塾（补习班）上课，以尽可能地增加自己考入心仪学校的机会。
尽管考入大学一事具有精英性质（或许正因如此），进入合适的大学对学生的职业前途而言仍然极其重要。东京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被认为是其同辈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少数，她们将有机会选择政府或大企业的顶级职位。这种“考试地狱”令日本中学中的自杀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位，那些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则从昂贵的义塾体系那里重新获得了优势。
教育领域的巨大成绩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快速的经济发展同样在其他方面展露远为黑暗的一面。尽管女性在法律上已同男性平等，她们在社会中仍然从事有别于男性的工作。战时，女性曾为了菲薄的报酬在纺织工厂里劳作；战后，她们又成了电子产品工厂的主要劳动力。
图12 新干线子弹头列车
那些在办公室上班的女性常从事助理工作，并且一旦结婚雇主就希望她们辞职，直到1966年高等裁判所作出“结婚辞职制”违宪的裁决。性别政治进程缓慢。少数族裔（尤其是战后居住在日本的54万韩国人）和社会少数群体（尤其是部落民）继续遭受社会歧视，这成了“跨战争”[6] 的现象。尽管法律保护这些群体，但社会的一些部分依旧“下有对策”。
经济成就的代价还包括严重的环境危害和污染。由于扩张的城市占据了海岸附近稀少的平地（日本有约80%的土地因多山而难以开发），森林被挤入了山间。重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总量巨大、缺乏监管的化学废渣，污染了河流和土地。早在1950年代，人们就在控诉汞中毒和镉中毒，前者后来以发病地区命名，被称为水俣病，后者则因症状得名骨痛病（itai-itai-byô，日文意为“痛痛病”）。然而直到1970年代早期，原告经历的痛苦始得承认和赔偿，恰当的环境法规始得施行。此后，由于经济趋于稳定、挺过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逐渐成为世界上主导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
太阳族
伴随着日本社会物质条件的迅速变化，人与文化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代早期，在漫长战争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成长为青年。他们深受美国占领经历的影响，美国文化如传染病一般在他们中间迅速蔓延。不仅如此，一些对于日本传统的美国式轻蔑似乎也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全世界的青年文化都是叛逆的，1950年代的日本青年比其他大多数青年拥有更多反叛的理由。
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事件才过去14年，一场被称为太阳族（taiyô-zoku）的青年运动已在日本兴起。运动的英雄是24岁的名人、花花公子石原慎太郎，他1955年创作的小说《太阳的季节》为同辈青年定下了基调。小说讲述了一对兄弟共有一名女友的故事，取得了极大成功——收获了颇有声望的芥川奖，同时还成了一种流行现象。仅仅一年之后，小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其他小说和电影纷纷迅速跟进，都表现同一类主题：太阳族追求反成规的（有时不过是无意义的）暴力，在道德上玩世不恭，推崇单纯的残暴、愤世嫉俗和放纵。石原本人成了偶像，似乎活在他的小说和电影描绘的生活之中。与伦敦的“泰迪男孩运动”[7] 一样，太阳族形成了一种服饰风格：城市男性留着“慎太郎”发型，穿夏威夷式的运动衫、宽松的拜伦式衬衫、飞行服和山羊皮鞋；女性则留染成红色的披头士式发型，穿斗牛士裤。石原后来在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至今仍是争议人物。
太阳族运动反映了日本社会中更宏观的潮流。在流行文化摆向右翼时，它以（文化和身体）暴力的形式出现，是一种张力的释放。195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随着占领及审查法令的终结，许多电影开始以显而易见的反美态度重新审视战争中的事件。其中较早出现的作品有1953年的《姬百合之塔》，描绘冲绳的年轻女孩为避免成为美军俘虏而自杀。小林正树导演的《厚墙壁的房间》也于同年[8] 问世，该片让人想到美军在战争中的品行正如日军一样恶劣，还暗指许多军官在东京审判中受到的惩罚不公正。仅仅在一年之后，著名的怪兽大片《哥斯拉》上映，讲述原子弹爆炸如何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后果，把巨大的怪兽带到世上。1950年代有数十部电影问世，这些影片描述战时日本士兵的表现，描述日本黑帮如何保有日本传统的“荣誉感”和“勇武”精神，描绘武士，描绘怪兽。
政界中人并非没有察觉到这一公众舆论的转向。后来成为首相的岸信介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了民族主义的逆流（gyaku kôsu），这个词是刻意讽刺麦克阿瑟那著名的“逆流”。事实上，岸作为二战甲级战犯，一直被关押到1948年，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5年同他接触，要他协助将日本政界的保守阵营统合为强大的、单一的政党，以确保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成功。其结果便是自由民主党于1955年11月成立，永久性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版图，开始了所谓的“55年体制”；自民党在其后的38年间都连续执政。该党与前财阀及长久存在的官僚层保持密切接触，形成了所谓的“铁三角”，按独特的跨战争模式运作。1957年，岸信介成了首相，此时距离美军结束占领（和禁止岸担任公职的法律禁令到期）才五年。
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十分清晰。他呼吁修订1947年宪法（认为是占领军将这部宪法强加在不情不愿的日本身上），以允许日本重新武装并宣布天皇为国家元首。岸提倡，即便没有可能修改宪法，也要对宪法条文进行灵活的解释——他建议恢复使用太阳旗、不再禁止战前国歌《君之代》，认为神道教和传统日本伦理应当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更为中心的位置，还认为日本应当扮演更为独立的国际角色（同时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岸未能令上述所有举措在国会获得通过，他的许多政策（例如1958年的《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受到媒体、学生乃至自民党内的猛烈抨击。日本共产党抵制对修正案的讨论、试图在国会议院会场门前设路障，而自民党中的自由派（由前首相吉田茂及后来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领导，池田和佐藤在1960年至1972年间先后作为首相施政）则威胁退党。
然而，对于《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的狂怒还只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最大政治危机的前奏，这场危机被称为“1960年安保斗争”。《日美安保条约》适逢续订，岸企图修改条款，导致危机爆发。早在1958年，岸就开始试图让公众相信：日本需要美国来提供安全保障，但是日本应该在条约的条款中寻求更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要在自身军事防卫上承担更多责任。然而，很大一部分公众不认同上述两项主张，认为这两项主张都违反和平宪法——一个反对联盟成立了国民会议（Ampo jôkai）（日本阻止修改宪法国民会议）。尽管如此，岸还是一意孤行，于1960年1月飞赴华盛顿以签署修订后的条约。同年2月，条约被提交众议院，但门外有众多不同团体发起的抗议集会，反对党则拖延和阻扰条约通过，这些因素令讨论无法进行。5月19日是议会会期的最后一天，反对党为了阻止对条约的讨论，绑架并关押了众议院议长，但岸召来警察放出了议长。他进而将反对派赶出会场，在仅有一部分自民党议员在场的情况下，自行批准了条约，时为19日午夜。
其后的一个月中，街头每天都有抗议活动。6月4日，550万人罢工以示反对条约。6月10日，白宫新闻发言人访问日本，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计划中九天后的访日作准备。发言人乘坐的车受到示威者的袭击，不得不转乘直升机脱险；据传岸召集黑帮成员去控制学生。6月15日，条约递到参议院，此时发生了一场总罢工，10万名示威者在议院外与警察和黑帮成员作斗争。6月17日，主要报纸发表联合社论；文章警告说，不仅和平主义处在危急关头，民主本身也有倾覆之虞。社论呼应了一些富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持有的见解，例如在清水几太郎[9] 看来，安保斗争意味着战后日本的民主之死。6月19日，条约在参议院自动获得通过，但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计划。在接下来的数周中，岸躲过了一次刺杀，但还是辞去了首相职位，更为平和、较少争议的池田勇人随后接任。
认同危机
池田以“收入倍增计划”和被夏尔·戴高乐称为“晶体管销售员”而闻名，他无疑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首相之一。也许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以“忍耐与和解的政治”，将日本人民成功地团结到经济增长计划中去。在池田任内，日本军事角色的问题被边缘化，社会尽全力和平致富。
然而，人不能仅靠物质富裕过活，这一点在后来的1980年代逐渐凸显；经历了1950年代的戏剧性事件，经历了十年前的太阳族运动，日本的国家认同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日程。此时，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日本的情绪；天皇在1961年授予他文化勋章（Bunka Kunshô），1968年他还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获此奖项的首位日本作家）。川端的作品通常很美，被看作一曲曲失落日本的挽歌。评论家一般认为《雪国》和《千只鹤》是他的杰作。它们包含传统审美，浪漫地重塑着日本——一种特有的传统美感在现代世界濒临消逝，或至少是受到了现代世界的玷污。事实上，川端似乎认为他自己是个引路人，传统日本文化可以经由他得到保存并传承给战后的几代人。此外，不分国界的读者都容易从川端的作品中获得愉悦，因为它以异国的、不具威胁的方式表现日本，这对西方读者很有吸引力。在1950和1960年代，他的许多小说被译成了英文，讽刺的是，他在日本国内的声名部分是缘于他的国际声名。这与1950年代石原作品的境况形成了鲜明至极的对比。
作家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处在同一个时代，是川端的朋友；他的情况体现了态势的转变——日本的认同转而依靠武勇和暴力。1950年代，三岛发表了一系列惊人且复杂的小说，例如《金阁寺》、《禁色》和《假面的告白》，这令他一举成名。
图12 小说家川端康成
他选择大胆的主题，比如同性恋及性与暴力的关系。1950年代中后期，三岛逐渐开始对他自己的身体和武道感兴趣；他开始健身、练习剑道和拳击，并像电影明星一样展示自己。许多三岛的传记作者在事后回顾时怀疑，这就是某种受虐狂式自恋紊乱的肇始。
如川端一样，三岛同样认为他的生活和作品应以某种方式表现日本。然而，尽管这两位重要的小说家皆有细致的审美感觉，他们眼中的日本却大相径庭。对于三岛而言，安保斗争着实是个转折点。过去的十年问题重重、充斥暴力、险些损毁日本民主，这一现实致使许多读者转而阅读川端。三岛并不表现过去十年的终结，他更关注的是，岸将日本视作武勇之地，而日本社会在这种景象面前退缩了。安保斗争发生后，三岛紧接着发表了短篇小说《忧国》，表现了他眼中的爱国行为。随后的作品《剑》和《太阳与铁》则着力探讨暴力美学，他还宣称其生活的目标是抵达真正的日本武士精神——文武两道（bunburyôdô）（文武兼修）。几乎与此同时，小说《忧国》被改编成了电影，由三岛本人担任制片和主演。
说到区别，同样是快速增长，1960年代的增长要更快一些。池田勇人首相著名的“收入倍增计划”于1960年开始运作，这一计划希望在10年间令日本的国民财富翻番。这一空前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事实上低估了日本经济的膨胀速度——197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60年的三倍，这意味着12.1%的年均增长率。至1960年代末期，日本消除了之前一直间歇性拖累增长的国际收支逆差。
然而，那些喜欢谈论“经济奇迹”的人应该记得，在1950年至1970年间，所有工业经济体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日本的增长本身并不特殊，只是速率（年均超过10%）确实出挑。大多数评论人士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一些极其寻常的因素：道奇路线将日元对美元汇率固定在360∶1，并且被人为限制在同一水平的汇率持续至1971年，因此日元被日益低估，这就刺激了出口；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日本受益于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5] 和关贸总协定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新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不必将大量预算花在军费上，因为它始终受《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作为发达经济体中的后来者，在自由贸易制度中，日本可以购入新技术，而不必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开发技术；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教育体制惊人扩展。也许日本的增长中最受热议的“独特”因素要数官僚制度和经济管理的作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通过发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政指导（gyôsei shidô），通商产业省和其他部门（尤其是财务省）在日本的快速增长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不过，一个简单的因素不应被忽略，那就是日本人民自身的艰苦劳作、勤勉和创业精神。“日本人工作过于努力”这样的玩笑话在现实中有着坚实的基础：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若把总时数相加，则他们每年要比欧洲同一阶层的人群多工作整整12周。对于雇员的奉献，日本的大公司报以“终身雇佣制”。
如此快速的增长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诸多好处：新的中产阶级迅速形成，他们抱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景，居所越来越趋向市郊，借助遍布的道路和广大的铁路网上下班。标志性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早在1964年就已投入使用，它以空前的便利和速度连接起东京和大阪这两个重要商业城市。同样是在1964年，东京还自豪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意味着日本不仅已经重回国际社会，而且还是富足的、值得尊敬的一员。1950年代，消费者津津乐道家庭生活的“三件宝”（电视、冰箱和洗衣机）；至1960年代，出现了新“三件宝”（空调、汽车和彩色电视机）。
1960年代之前，在扩大后的教育体制中就学前所未有地成为了精英的象征。靠社会地位或金钱手段进入一流公立大学（前“帝国”大学）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最好的大学的入学名额分配几乎完全与日本全国人口分布相匹配，这在日本历史上（或许在世界历史上）可算史无前例，充分证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分布广泛、入学容易、教学质量均一。这一成就的副作用则是，需通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激烈竞争，才能进入最好的大学；围绕东京大学入学名额的竞争尤为（且至今仍然）惨烈。备考大学的学生每天学习的小时数甚至比他们那勤勉努力的“工薪阶层”父亲工作的时数更多，许多（经济上有条件的）学生则到特殊的义塾（补习班）上课，以尽可能地增加自己考入心仪学校的机会。
尽管考入大学一事具有精英性质（或许正因如此），进入合适的大学对学生的职业前途而言仍然极其重要。东京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被认为是其同辈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少数，她们将有机会选择政府或大企业的顶级职位。这种“考试地狱”令日本中学中的自杀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位，那些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则从昂贵的义塾体系那里重新获得了优势。
教育领域的巨大成绩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快速的经济发展同样在其他方面展露远为黑暗的一面。尽管女性在法律上已同男性平等，她们在社会中仍然从事有别于男性的工作。战时，女性曾为了菲薄的报酬在纺织工厂里劳作；战后，她们又成了电子产品工厂的主要劳动力。
图12 新干线子弹头列车
那些在办公室上班的女性常从事助理工作，并且一旦结婚雇主就希望她们辞职，直到1966年高等裁判所作出“结婚辞职制”违宪的裁决。性别政治进程缓慢。少数族裔（尤其是战后居住在日本的54万韩国人）和社会少数群体（尤其是部落民）继续遭受社会歧视，这成了“跨战争”[6] 的现象。尽管法律保护这些群体，但社会的一些部分依旧“下有对策”。
经济成就的代价还包括严重的环境危害和污染。由于扩张的城市占据了海岸附近稀少的平地（日本有约80%的土地因多山而难以开发），森林被挤入了山间。重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总量巨大、缺乏监管的化学废渣，污染了河流和土地。早在1950年代，人们就在控诉汞中毒和镉中毒，前者后来以发病地区命名，被称为水俣病，后者则因症状得名骨痛病（itai-itai-byô，日文意为“痛痛病”）。然而直到1970年代早期，原告经历的痛苦始得承认和赔偿，恰当的环境法规始得施行。此后，由于经济趋于稳定、挺过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逐渐成为世界上主导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
太阳族
伴随着日本社会物质条件的迅速变化，人与文化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代早期，在漫长战争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成长为青年。他们深受美国占领经历的影响，美国文化如传染病一般在他们中间迅速蔓延。不仅如此，一些对于日本传统的美国式轻蔑似乎也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全世界的青年文化都是叛逆的，1950年代的日本青年比其他大多数青年拥有更多反叛的理由。
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事件才过去14年，一场被称为太阳族（taiyô-zoku）的青年运动已在日本兴起。运动的英雄是24岁的名人、花花公子石原慎太郎，他1955年创作的小说《太阳的季节》为同辈青年定下了基调。小说讲述了一对兄弟共有一名女友的故事，取得了极大成功——收获了颇有声望的芥川奖，同时还成了一种流行现象。仅仅一年之后，小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其他小说和电影纷纷迅速跟进，都表现同一类主题：太阳族追求反成规的（有时不过是无意义的）暴力，在道德上玩世不恭，推崇单纯的残暴、愤世嫉俗和放纵。石原本人成了偶像，似乎活在他的小说和电影描绘的生活之中。与伦敦的“泰迪男孩运动”[7] 一样，太阳族形成了一种服饰风格：城市男性留着“慎太郎”发型，穿夏威夷式的运动衫、宽松的拜伦式衬衫、飞行服和山羊皮鞋；女性则留染成红色的披头士式发型，穿斗牛士裤。石原后来在1999年当选东京都知事，至今仍是争议人物。
太阳族运动反映了日本社会中更宏观的潮流。在流行文化摆向右翼时，它以（文化和身体）暴力的形式出现，是一种张力的释放。195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随着占领及审查法令的终结，许多电影开始以显而易见的反美态度重新审视战争中的事件。其中较早出现的作品有1953年的《姬百合之塔》，描绘冲绳的年轻女孩为避免成为美军俘虏而自杀。小林正树导演的《厚墙壁的房间》也于同年[8] 问世，该片让人想到美军在战争中的品行正如日军一样恶劣，还暗指许多军官在东京审判中受到的惩罚不公正。仅仅在一年之后，著名的怪兽大片《哥斯拉》上映，讲述原子弹爆炸如何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后果，把巨大的怪兽带到世上。1950年代有数十部电影问世，这些影片描述战时日本士兵的表现，描述日本黑帮如何保有日本传统的“荣誉感”和“勇武”精神，描绘武士，描绘怪兽。
政界中人并非没有察觉到这一公众舆论的转向。后来成为首相的岸信介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了民族主义的逆流（gyaku kôsu），这个词是刻意讽刺麦克阿瑟那著名的“逆流”。事实上，岸作为二战甲级战犯，一直被关押到1948年，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5年同他接触，要他协助将日本政界的保守阵营统合为强大的、单一的政党，以确保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成功。其结果便是自由民主党于1955年11月成立，永久性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版图，开始了所谓的“55年体制”；自民党在其后的38年间都连续执政。该党与前财阀及长久存在的官僚层保持密切接触，形成了所谓的“铁三角”，按独特的跨战争模式运作。1957年，岸信介成了首相，此时距离美军结束占领（和禁止岸担任公职的法律禁令到期）才五年。
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十分清晰。他呼吁修订1947年宪法（认为是占领军将这部宪法强加在不情不愿的日本身上），以允许日本重新武装并宣布天皇为国家元首。岸提倡，即便没有可能修改宪法，也要对宪法条文进行灵活的解释——他建议恢复使用太阳旗、不再禁止战前国歌《君之代》，认为神道教和传统日本伦理应当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更为中心的位置，还认为日本应当扮演更为独立的国际角色（同时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岸未能令上述所有举措在国会获得通过，他的许多政策（例如1958年的《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受到媒体、学生乃至自民党内的猛烈抨击。日本共产党抵制对修正案的讨论、试图在国会议院会场门前设路障，而自民党中的自由派（由前首相吉田茂及后来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领导，池田和佐藤在1960年至1972年间先后作为首相施政）则威胁退党。
然而，对于《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的狂怒还只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最大政治危机的前奏，这场危机被称为“1960年安保斗争”。《日美安保条约》适逢续订，岸企图修改条款，导致危机爆发。早在1958年，岸就开始试图让公众相信：日本需要美国来提供安全保障，但是日本应该在条约的条款中寻求更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要在自身军事防卫上承担更多责任。然而，很大一部分公众不认同上述两项主张，认为这两项主张都违反和平宪法——一个反对联盟成立了国民会议（Ampo jôkai）（日本阻止修改宪法国民会议）。尽管如此，岸还是一意孤行，于1960年1月飞赴华盛顿以签署修订后的条约。同年2月，条约被提交众议院，但门外有众多不同团体发起的抗议集会，反对党则拖延和阻扰条约通过，这些因素令讨论无法进行。5月19日是议会会期的最后一天，反对党为了阻止对条约的讨论，绑架并关押了众议院议长，但岸召来警察放出了议长。他进而将反对派赶出会场，在仅有一部分自民党议员在场的情况下，自行批准了条约，时为19日午夜。
其后的一个月中，街头每天都有抗议活动。6月4日，550万人罢工以示反对条约。6月10日，白宫新闻发言人访问日本，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计划中九天后的访日作准备。发言人乘坐的车受到示威者的袭击，不得不转乘直升机脱险；据传岸召集黑帮成员去控制学生。6月15日，条约递到参议院，此时发生了一场总罢工，10万名示威者在议院外与警察和黑帮成员作斗争。6月17日，主要报纸发表联合社论；文章警告说，不仅和平主义处在危急关头，民主本身也有倾覆之虞。社论呼应了一些富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持有的见解，例如在清水几太郎[9] 看来，安保斗争意味着战后日本的民主之死。6月19日，条约在参议院自动获得通过，但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计划。在接下来的数周中，岸躲过了一次刺杀，但还是辞去了首相职位，更为平和、较少争议的池田勇人随后接任。
认同危机
池田以“收入倍增计划”和被夏尔·戴高乐称为“晶体管销售员”而闻名，他无疑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首相之一。也许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以“忍耐与和解的政治”，将日本人民成功地团结到经济增长计划中去。在池田任内，日本军事角色的问题被边缘化，社会尽全力和平致富。
然而，人不能仅靠物质富裕过活，这一点在后来的1980年代逐渐凸显；经历了1950年代的戏剧性事件，经历了十年前的太阳族运动，日本的国家认同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日程。此时，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日本的情绪；天皇在1961年授予他文化勋章（Bunka Kunshô），1968年他还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获此奖项的首位日本作家）。川端的作品通常很美，被看作一曲曲失落日本的挽歌。评论家一般认为《雪国》和《千只鹤》是他的杰作。它们包含传统审美，浪漫地重塑着日本——一种特有的传统美感在现代世界濒临消逝，或至少是受到了现代世界的玷污。事实上，川端似乎认为他自己是个引路人，传统日本文化可以经由他得到保存并传承给战后的几代人。此外，不分国界的读者都容易从川端的作品中获得愉悦，因为它以异国的、不具威胁的方式表现日本，这对西方读者很有吸引力。在1950和1960年代，他的许多小说被译成了英文，讽刺的是，他在日本国内的声名部分是缘于他的国际声名。这与1950年代石原作品的境况形成了鲜明至极的对比。
作家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处在同一个时代，是川端的朋友；他的情况体现了态势的转变——日本的认同转而依靠武勇和暴力。1950年代，三岛发表了一系列惊人且复杂的小说，例如《金阁寺》、《禁色》和《假面的告白》，这令他一举成名。
图12 小说家川端康成
他选择大胆的主题，比如同性恋及性与暴力的关系。1950年代中后期，三岛逐渐开始对他自己的身体和武道感兴趣；他开始健身、练习剑道和拳击，并像电影明星一样展示自己。许多三岛的传记作者在事后回顾时怀疑，这就是某种受虐狂式自恋紊乱的肇始。
如川端一样，三岛同样认为他的生活和作品应以某种方式表现日本。然而，尽管这两位重要的小说家皆有细致的审美感觉，他们眼中的日本却大相径庭。对于三岛而言，安保斗争着实是个转折点。过去的十年问题重重、充斥暴力、险些损毁日本民主，这一现实致使许多读者转而阅读川端。三岛并不表现过去十年的终结，他更关注的是，岸将日本视作武勇之地，而日本社会在这种景象面前退缩了。安保斗争发生后，三岛紧接着发表了短篇小说《忧国》，表现了他眼中的爱国行为。随后的作品《剑》和《太阳与铁》则着力探讨暴力美学，他还宣称其生活的目标是抵达真正的日本武士精神——文武两道（bunburyôdô）（文武兼修）。几乎与此同时，小说《忧国》被改编成了电影，由三岛本人担任制片和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