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1912年明治天皇睦仁的死去就成了现代日本史的真正转折点。明治见证了日本统一为民族国家，也见证了国家的现代化，日本成为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帝国主义国家。然而，在他死去之时，日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因为民意转而反对国家的军事化，且正寻求在日本建立真正的参与民主制。政党更趋协调一致、更关注议题，而不再只是国会议员加入的俱乐部。事实上，在明治死去之年，立宪政友会领导人原敬成功搁置了军队的新预算。甚至政界元老山县有朋也未能使局势变得对军队有利。由此开创了一段后来被称为“妥协政治”的时期。原敬进而在1918年成为日本首位依托于政党的、平民出身的首相。
大正民主
大正天皇嘉仁1912年至1926年在位，统治时期较短，昭和天皇裕仁随后即位，直至1989年死去，方结束其统治。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日本经历一个世纪的战事和斗争，其间大正时期似乎是透着宁静的一扇小窗。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吉野作造提倡一种被称为民本主义（minponshugi）的民主，且他认为这同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并不矛盾。同时，宪法学者如美浓部达吉认为，最好将天皇看作整个国家结构中的一个“机构”，而不应将其等同于整个国家。而像新渡户稻造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则寄信心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这样的秩序承认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成员资格。新渡户本人自1920年起就是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还是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的创始理事。
在此背景下，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心，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所谓的工薪阶层（sarariman）——到处可见的白领工人——由此诞生。这一时期还能见到新的白领女性阶层，她们或是“办公室女性”，或是在商店做服务员。大体上，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薪水极低，但她们作为现代生活的标志，出现在大众文化之中：她们浮华而时髦，沉浸于商品和时尚的消费主义，常常被刻画成道德自由的女性，向顾客出售西式服装和吻。这便是现代女孩（moga）。新的中产阶级（相对于原武士家庭的“旧中产阶级”而言）被表征为自由的和开放的，他们经常在不同公司换不同工作，并且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外在特征。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文化相依共生，并且日本人在大正时期热烈地接纳了许多美国消遣方式：棒球和爵士乐最为普遍。但日本自身的文化也在发酵发展，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等大概是日本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书写阴暗而优美的短篇和长篇小说，思索一些问题——诸如在迅速变化的日本社会中个人和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前卫诗歌和艺术盛行。“一日元书籍”的出现，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的进一步发展，小说、杂志、漫画租赁店的开张，都将文化素材带给更广泛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公众。
当然，中产阶级形象并非大正日本的全部。属于工人阶级的工厂劳动者曾是明治时期极为重要的群体，他们发现自己的境遇几无改善。年轻妇女又一次直面巨大的压力，男性则在更偏于重工业的、同样严苛的环境中辛苦劳作。不过，在大正时期，工人阶级也逐渐认识到了他们的苦境和力量：工人们开始组成工会和“互助会”，甚至部落民也开始通过结成水平社[3] （Suiheisha）来参加社会行动。整个1920年代，地方性论争和罢工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因为活动家们开始接纳自由的乃至共产主义的思想。
大正时期好似没有战事的避风港，这种景象至少部分是仰赖日本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经济繁荣。由于日本在一战时努力满足欧洲和国内需求，其工业产值增加到了原先的五倍，出口暴增（纺织品尤其突出）。在现代史上，日本首次成为了净债权国。
历史学家常常忽略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日本应盟友大不列颠的要求，在1914年8月23日参战，而后迅速占有了德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包括山东和青岛。日本帝国海军进而在10月占领了一连串德国的岛屿殖民地，包括马绍尔群岛。此外，日本利用了地区内不稳定的局势，巩固其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并将矛头指向孱弱的中国——炮制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要求”，对华索取经济和领土特权。而在其他地区，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日本还与美国联合作战，试图支持“白军”[4] ；它还向地中海派遣过一支由17艘舰船组成的海军中队，协助护送以马耳他为据点的英国船只。事实上，参与一战为日本赢得了凡尔赛宫的席位，四巨头（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商议了1919年的和平条约[5] ；日本同时还获得了国际联盟行政院的永久席位——这样的成绩二战后的日本在联合国却未能实现。
日本国内对西方各国的认可报以热情。然而，日本代表团并未能在和会上尽获所求。日本固然游说成功、得以继续占有其在亚洲的既得领土，但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在《国际联盟盟约》的序文中添加种族平等的条项——却未能达成。
图6 处在十字路口的现代性，约1928年
由前首相、元老西园寺公望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向和会提议如下条项：
各国平等是国际联盟的基本原则，缔约国同意，尽快给予来自联盟国的外国公民平等、公正的待遇，在法条或事实上，皆不准以种族和国籍为由行任何形式的歧视。[6]
事实上，在场的17个代表团——包括除美国外的所有非欧洲国家代表——投票支持上述条项，占据多数。原则上这意味着这一动议可获通过。然而，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作为会议主席推翻了决定，声称尽管动议获多数赞成，但鉴于反对之声如此强烈，动议应取得全体一致赞同，方可得到通过。威尔逊其实是在谈英国的反对，对于英国而言，条项所要求的举措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完结，而威尔逊知道，相较于日本的支持，新兴的国际联盟更需要英国的支持（尤其在美国本身未能加入国际联盟之后）。
日本国内不满在凡尔赛宫的这一失败，街头爆发了抗议活动。在许多当时（及此后）的评论人士看来，这像是西方种族主义的另一例证，与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时感受到的奸诈相呼应。日本在1920年代前后已经成了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拥有威风八面的帝国和繁荣景气的经济，在这一语境下，不公感更为严重——日本已经满足加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所有客观标准，但它仍被拒之门外。归结起来，似乎变得现代还不够——现代日本永远不会被看作国际事务中的平等伙伴，只要它仍然有日本味。这是日本无能为力之事，且日本实际上也越来越认定，保持其独特认同事关紧要。日本浪漫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力求在这个现代国家重新发现、重新确立甚或单纯保护日本的独特性，凡尔赛宫的事件更为之火上浇油。
仅仅在两年之后，英国任日英同盟失效，转而提议签署增美国、法国、意大利为缔约国的五国海军协议。这一1921年签订的协议被称为《华盛顿海军条约》，其后约十年间，还有许多类似的条约得到签署。条约要求将缔约国之间的海军力量维持在一定比例（以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来衡量）。就日本而言，关键比例是英、美、日三国吨位比被设为5∶5∶3，这意味着日本总得弱于英美，而正是英美反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条项。不过，对于日本国内那些认为英美世界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人而言，或许1924年美国通过的移民法[7] 才最终令人忍无可忍，因为该法案独独禁止东亚族群移民美国。
不幸的是，这种对于无情的国际环境的认知，适逢战争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国内经济随之崩溃，同时又遇上1923年关东大地震这样的天灾，地震造成15万人死亡或失踪，东京约有50万所住宅被夷为平地。在大正时代末期，日本处在经济萧条之中；随着私人银行倒闭，财阀（zaibatsu）的集团企业（例如三菱、三井和住友）开始接掌经济，同时培育他们与政党和军队日益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财富聚集到更少的人手中，而更多的城市人口则挣扎以维生。因此，进入军国主义逐渐抬头的昭和时期，日本又具备了变化的条件：民主之窗行将关闭。
昭和初期和太平洋战争
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之后，经济萧条席卷全球。1931年，日本令日元脱离金本位制，眼看着日元对美元贬值50%。失业率急剧上升，很快便超过了20%。城市中心曾经有过十分振奋人心的大正时期现代生活，现在现代化境遇的阴暗面却变得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开始书写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现代生活的焦虑。尽管共产主义运动在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后被列为非法，但在各大学内仍有酝酿。城市时尚的象征——“现代女孩”女招待和商店服务员——在大众想象中逐渐被视作娼妓的婉称。现代性开始被当作威胁日本之魂乃至日本幸福的传染病，而不再是一种物质的恩惠。日本人民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挣扎，现在他们将失意归罪于政党，指责政党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秘密的政治运动开始蠢动。
1930年代初期，政治暴力活动之频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评论人士将其称为“遇刺政府”时期。1930年，在伦敦海军会议上，首相滨口雄幸未能确保同英国和美国签订更为平等的海军条约；同年晚些时候，他在东京火车站遭到一名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的枪击，成了第一个牺牲品。次年，政府当局发现并阻止了两起互无关联的政变密谋。1932年，下任首相犬养毅没有支持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后被一群属于秘密组织的海军将士暗杀。1930年代初期的这一系列事件事实上终结了议会统治，标志着军队对政治事务的控制趋强。尽管人口中的大多数对上述趋向感到恐惧，但军队尤其可以寄望于在乡村获得重要支持。庞大帝国和重回明治荣光的前景是如此迷人，令人不再注意当时的各种问题。
与此同时，军队自身也开始分成派系、更难驾驭。尤其是关东军，这支在1906年为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建立的军队开始煽风点火、要求行动。时任关东军战地指挥官的石原莞尔中佐存有“千年幻想”，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最终战”中，世界各国将因为现代性带来的道德败坏而受到惩罚。他的解决方案是提议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将中国东北当作社会实验室，试验新的、更好的组织形式；他企图制造一个新的、以无私为原则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动机主要具有佛教意味，而非共产主义。为达上述目的，本来负责监护铁路的关东军未经东京授权，就精心策划了针对这条铁路的袭击。他们炸毁了沈阳城附近的一段铁路，进而诬称这是当地中国军队的袭击，以此为借口发动攻击，正式侵占中国东北。在东京，这一既成事实令接任首相的犬养毅感到震惊，对于吞并中国东北为殖民地，犬养拒绝接受。在犬养遇刺后，1932年3月，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日两国之间所谓的“十五年战争”[8] 的开端。当时日本正处于萧条之中，大多数日本人对关东军胜利和帝国扩张的消息感到喜悦。
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以国际联盟（日本曾在其中起过主要作用）的名义采取措施予以谴责，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并在1933年2月发布《李顿报告书》，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然而这力度太小，且为时已晚。在日本，国联的谴责只被认作西方国家——尤其是当时支配着国联理事会的英国——的奸诈。日本于是直接脱离国联，声称它将“在亚洲走自己的路”，暗指国联是一个地区性而非世界性的组织。结果，许多日本人确信，西方国家对日本、在更宽泛意义上是对亚洲抱有根本性的种族歧视。日本开始逐渐自外于国际社会，因此越来越依赖自身的军事力量。
“在亚洲走自己的路”很快便在日本露出了真面目。不出五年，军队就占用了近75%的国家预算，许多关于外交政策和国内预算的决策由军队的各个派系讨论得出，这些派系的领导人有权直接接触天皇，按照被明治宪法奉为神圣的原则，天皇拥有发布至高命令的独立性。受北一辉激进著作的影响、抱着对仍存一息的政党政治的不满，一群属于所谓皇道派（kôdô-ha）的军人认为日本已经失落了明治维新时纯正的帝国精神，遂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1936年2月26日，这些军人夺取了对东京中心城区的控制权，杀死了财政大臣和前首相斋藤实，又错把时任首相冈田启介的妹夫当作冈田杀死。这批军人随后吁请天皇裕仁宣布“昭和维新”，称这将赋予天皇对帝国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并为日本带来新时代的帝国荣光。
天皇显然对这一破坏宪法秩序的非常之举感到震惊，政变最终被与皇道派对立的统制派（tôsei-ha）军队镇压，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和将军的东条英机就属于统制派。这次政变并未打破军队的控制，反而起到了巩固统制派势力的作用。
西园寺公望是当时仅存的元老，他试图限制军队，因而推荐近卫文麿公爵为下任首相。然而，出身显赫如近卫，也未能限制军队的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军队在北京南部的卢沟桥同中国士兵交火，当时近卫接任首相刚过数个星期。关于是哪一方先开火的，并无明晰结论，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军队制造了这起冲突，以炮制扩大战事的借口。无论事实如何，日本帝国军队野心勃勃、意欲在中国更进一步，却是毋庸置疑的。
最终，近卫本人也鼓吹日本扩张主义。他并未尝试阻止日军在华所为，却授权扩大战事，于是军队马上发动了全面进攻。至12月中旬，日军已将战事从北京南部扩大至上海和南京。日本帝国军队在南京的行为不可理喻、令人毛骨悚然。日军集聚数万平民和已经投降的士兵，而后将他们集体杀害；强奸、杀害的各年龄段妇女可能达两万人。总的伤亡数字至今仍存争议，各方主张的死亡人数从数万至30万不等。可怕的暴力持续近两个月。日本帝国军队为何会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行为？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为何准许暴行持续近两个月？对于这两个疑问，至今未见令人满意的答案。
一小撮当代日本的右翼修正主义者争辩说，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他们声称大屠杀是获胜的盟军在战争结束后捏造的，是进一步惩罚、欺骗日本人的手段。这种观点的一个著名例子便是小林善纪的《战争论》（1998年）[9] ，这是一部引起争议的漫画。日本的一些高中历史教科书在言及南京大屠杀时，不称其为“南京大屠杀”，而是用“南京事件”这样的中性词来表述，此种对暴行的否认在中国引发了抗议。“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还牵涉到对于“慰安妇”（日本帝国军队的性奴隶）的遮遮掩掩、表述不足，至今仍引起极大的愤怒。一些历史学家例如家永三郎曾提起诉讼，控诉文部省试图审查忠实揭露日本战争暴行的表述。家永的斗争在全世界广为人知：诺姆·乔姆斯基两次向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家永（1999年，2002年）。
大正民主
大正天皇嘉仁1912年至1926年在位，统治时期较短，昭和天皇裕仁随后即位，直至1989年死去，方结束其统治。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日本经历一个世纪的战事和斗争，其间大正时期似乎是透着宁静的一扇小窗。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吉野作造提倡一种被称为民本主义（minponshugi）的民主，且他认为这同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并不矛盾。同时，宪法学者如美浓部达吉认为，最好将天皇看作整个国家结构中的一个“机构”，而不应将其等同于整个国家。而像新渡户稻造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则寄信心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这样的秩序承认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成员资格。新渡户本人自1920年起就是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还是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的创始理事。
在此背景下，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心，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所谓的工薪阶层（sarariman）——到处可见的白领工人——由此诞生。这一时期还能见到新的白领女性阶层，她们或是“办公室女性”，或是在商店做服务员。大体上，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薪水极低，但她们作为现代生活的标志，出现在大众文化之中：她们浮华而时髦，沉浸于商品和时尚的消费主义，常常被刻画成道德自由的女性，向顾客出售西式服装和吻。这便是现代女孩（moga）。新的中产阶级（相对于原武士家庭的“旧中产阶级”而言）被表征为自由的和开放的，他们经常在不同公司换不同工作，并且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外在特征。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文化相依共生，并且日本人在大正时期热烈地接纳了许多美国消遣方式：棒球和爵士乐最为普遍。但日本自身的文化也在发酵发展，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等大概是日本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书写阴暗而优美的短篇和长篇小说，思索一些问题——诸如在迅速变化的日本社会中个人和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前卫诗歌和艺术盛行。“一日元书籍”的出现，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的进一步发展，小说、杂志、漫画租赁店的开张，都将文化素材带给更广泛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公众。
当然，中产阶级形象并非大正日本的全部。属于工人阶级的工厂劳动者曾是明治时期极为重要的群体，他们发现自己的境遇几无改善。年轻妇女又一次直面巨大的压力，男性则在更偏于重工业的、同样严苛的环境中辛苦劳作。不过，在大正时期，工人阶级也逐渐认识到了他们的苦境和力量：工人们开始组成工会和“互助会”，甚至部落民也开始通过结成水平社[3] （Suiheisha）来参加社会行动。整个1920年代，地方性论争和罢工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因为活动家们开始接纳自由的乃至共产主义的思想。
大正时期好似没有战事的避风港，这种景象至少部分是仰赖日本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经济繁荣。由于日本在一战时努力满足欧洲和国内需求，其工业产值增加到了原先的五倍，出口暴增（纺织品尤其突出）。在现代史上，日本首次成为了净债权国。
历史学家常常忽略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日本应盟友大不列颠的要求，在1914年8月23日参战，而后迅速占有了德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包括山东和青岛。日本帝国海军进而在10月占领了一连串德国的岛屿殖民地，包括马绍尔群岛。此外，日本利用了地区内不稳定的局势，巩固其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并将矛头指向孱弱的中国——炮制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要求”，对华索取经济和领土特权。而在其他地区，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日本还与美国联合作战，试图支持“白军”[4] ；它还向地中海派遣过一支由17艘舰船组成的海军中队，协助护送以马耳他为据点的英国船只。事实上，参与一战为日本赢得了凡尔赛宫的席位，四巨头（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商议了1919年的和平条约[5] ；日本同时还获得了国际联盟行政院的永久席位——这样的成绩二战后的日本在联合国却未能实现。
日本国内对西方各国的认可报以热情。然而，日本代表团并未能在和会上尽获所求。日本固然游说成功、得以继续占有其在亚洲的既得领土，但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在《国际联盟盟约》的序文中添加种族平等的条项——却未能达成。
图6 处在十字路口的现代性，约1928年
由前首相、元老西园寺公望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向和会提议如下条项：
各国平等是国际联盟的基本原则，缔约国同意，尽快给予来自联盟国的外国公民平等、公正的待遇，在法条或事实上，皆不准以种族和国籍为由行任何形式的歧视。[6]
事实上，在场的17个代表团——包括除美国外的所有非欧洲国家代表——投票支持上述条项，占据多数。原则上这意味着这一动议可获通过。然而，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作为会议主席推翻了决定，声称尽管动议获多数赞成，但鉴于反对之声如此强烈，动议应取得全体一致赞同，方可得到通过。威尔逊其实是在谈英国的反对，对于英国而言，条项所要求的举措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完结，而威尔逊知道，相较于日本的支持，新兴的国际联盟更需要英国的支持（尤其在美国本身未能加入国际联盟之后）。
日本国内不满在凡尔赛宫的这一失败，街头爆发了抗议活动。在许多当时（及此后）的评论人士看来，这像是西方种族主义的另一例证，与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时感受到的奸诈相呼应。日本在1920年代前后已经成了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拥有威风八面的帝国和繁荣景气的经济，在这一语境下，不公感更为严重——日本已经满足加入现代国家行列的所有客观标准，但它仍被拒之门外。归结起来，似乎变得现代还不够——现代日本永远不会被看作国际事务中的平等伙伴，只要它仍然有日本味。这是日本无能为力之事，且日本实际上也越来越认定，保持其独特认同事关紧要。日本浪漫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力求在这个现代国家重新发现、重新确立甚或单纯保护日本的独特性，凡尔赛宫的事件更为之火上浇油。
仅仅在两年之后，英国任日英同盟失效，转而提议签署增美国、法国、意大利为缔约国的五国海军协议。这一1921年签订的协议被称为《华盛顿海军条约》，其后约十年间，还有许多类似的条约得到签署。条约要求将缔约国之间的海军力量维持在一定比例（以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来衡量）。就日本而言，关键比例是英、美、日三国吨位比被设为5∶5∶3，这意味着日本总得弱于英美，而正是英美反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条项。不过，对于日本国内那些认为英美世界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人而言，或许1924年美国通过的移民法[7] 才最终令人忍无可忍，因为该法案独独禁止东亚族群移民美国。
不幸的是，这种对于无情的国际环境的认知，适逢战争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国内经济随之崩溃，同时又遇上1923年关东大地震这样的天灾，地震造成15万人死亡或失踪，东京约有50万所住宅被夷为平地。在大正时代末期，日本处在经济萧条之中；随着私人银行倒闭，财阀（zaibatsu）的集团企业（例如三菱、三井和住友）开始接掌经济，同时培育他们与政党和军队日益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财富聚集到更少的人手中，而更多的城市人口则挣扎以维生。因此，进入军国主义逐渐抬头的昭和时期，日本又具备了变化的条件：民主之窗行将关闭。
昭和初期和太平洋战争
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之后，经济萧条席卷全球。1931年，日本令日元脱离金本位制，眼看着日元对美元贬值50%。失业率急剧上升，很快便超过了20%。城市中心曾经有过十分振奋人心的大正时期现代生活，现在现代化境遇的阴暗面却变得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开始书写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现代生活的焦虑。尽管共产主义运动在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后被列为非法，但在各大学内仍有酝酿。城市时尚的象征——“现代女孩”女招待和商店服务员——在大众想象中逐渐被视作娼妓的婉称。现代性开始被当作威胁日本之魂乃至日本幸福的传染病，而不再是一种物质的恩惠。日本人民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挣扎，现在他们将失意归罪于政党，指责政党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秘密的政治运动开始蠢动。
1930年代初期，政治暴力活动之频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评论人士将其称为“遇刺政府”时期。1930年，在伦敦海军会议上，首相滨口雄幸未能确保同英国和美国签订更为平等的海军条约；同年晚些时候，他在东京火车站遭到一名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的枪击，成了第一个牺牲品。次年，政府当局发现并阻止了两起互无关联的政变密谋。1932年，下任首相犬养毅没有支持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后被一群属于秘密组织的海军将士暗杀。1930年代初期的这一系列事件事实上终结了议会统治，标志着军队对政治事务的控制趋强。尽管人口中的大多数对上述趋向感到恐惧，但军队尤其可以寄望于在乡村获得重要支持。庞大帝国和重回明治荣光的前景是如此迷人，令人不再注意当时的各种问题。
与此同时，军队自身也开始分成派系、更难驾驭。尤其是关东军，这支在1906年为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建立的军队开始煽风点火、要求行动。时任关东军战地指挥官的石原莞尔中佐存有“千年幻想”，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最终战”中，世界各国将因为现代性带来的道德败坏而受到惩罚。他的解决方案是提议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将中国东北当作社会实验室，试验新的、更好的组织形式；他企图制造一个新的、以无私为原则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动机主要具有佛教意味，而非共产主义。为达上述目的，本来负责监护铁路的关东军未经东京授权，就精心策划了针对这条铁路的袭击。他们炸毁了沈阳城附近的一段铁路，进而诬称这是当地中国军队的袭击，以此为借口发动攻击，正式侵占中国东北。在东京，这一既成事实令接任首相的犬养毅感到震惊，对于吞并中国东北为殖民地，犬养拒绝接受。在犬养遇刺后，1932年3月，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日两国之间所谓的“十五年战争”[8] 的开端。当时日本正处于萧条之中，大多数日本人对关东军胜利和帝国扩张的消息感到喜悦。
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以国际联盟（日本曾在其中起过主要作用）的名义采取措施予以谴责，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并在1933年2月发布《李顿报告书》，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然而这力度太小，且为时已晚。在日本，国联的谴责只被认作西方国家——尤其是当时支配着国联理事会的英国——的奸诈。日本于是直接脱离国联，声称它将“在亚洲走自己的路”，暗指国联是一个地区性而非世界性的组织。结果，许多日本人确信，西方国家对日本、在更宽泛意义上是对亚洲抱有根本性的种族歧视。日本开始逐渐自外于国际社会，因此越来越依赖自身的军事力量。
“在亚洲走自己的路”很快便在日本露出了真面目。不出五年，军队就占用了近75%的国家预算，许多关于外交政策和国内预算的决策由军队的各个派系讨论得出，这些派系的领导人有权直接接触天皇，按照被明治宪法奉为神圣的原则，天皇拥有发布至高命令的独立性。受北一辉激进著作的影响、抱着对仍存一息的政党政治的不满，一群属于所谓皇道派（kôdô-ha）的军人认为日本已经失落了明治维新时纯正的帝国精神，遂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1936年2月26日，这些军人夺取了对东京中心城区的控制权，杀死了财政大臣和前首相斋藤实，又错把时任首相冈田启介的妹夫当作冈田杀死。这批军人随后吁请天皇裕仁宣布“昭和维新”，称这将赋予天皇对帝国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并为日本带来新时代的帝国荣光。
天皇显然对这一破坏宪法秩序的非常之举感到震惊，政变最终被与皇道派对立的统制派（tôsei-ha）军队镇压，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和将军的东条英机就属于统制派。这次政变并未打破军队的控制，反而起到了巩固统制派势力的作用。
西园寺公望是当时仅存的元老，他试图限制军队，因而推荐近卫文麿公爵为下任首相。然而，出身显赫如近卫，也未能限制军队的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军队在北京南部的卢沟桥同中国士兵交火，当时近卫接任首相刚过数个星期。关于是哪一方先开火的，并无明晰结论，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军队制造了这起冲突，以炮制扩大战事的借口。无论事实如何，日本帝国军队野心勃勃、意欲在中国更进一步，却是毋庸置疑的。
最终，近卫本人也鼓吹日本扩张主义。他并未尝试阻止日军在华所为，却授权扩大战事，于是军队马上发动了全面进攻。至12月中旬，日军已将战事从北京南部扩大至上海和南京。日本帝国军队在南京的行为不可理喻、令人毛骨悚然。日军集聚数万平民和已经投降的士兵，而后将他们集体杀害；强奸、杀害的各年龄段妇女可能达两万人。总的伤亡数字至今仍存争议，各方主张的死亡人数从数万至30万不等。可怕的暴力持续近两个月。日本帝国军队为何会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行为？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为何准许暴行持续近两个月？对于这两个疑问，至今未见令人满意的答案。
一小撮当代日本的右翼修正主义者争辩说，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他们声称大屠杀是获胜的盟军在战争结束后捏造的，是进一步惩罚、欺骗日本人的手段。这种观点的一个著名例子便是小林善纪的《战争论》（1998年）[9] ，这是一部引起争议的漫画。日本的一些高中历史教科书在言及南京大屠杀时，不称其为“南京大屠杀”，而是用“南京事件”这样的中性词来表述，此种对暴行的否认在中国引发了抗议。“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还牵涉到对于“慰安妇”（日本帝国军队的性奴隶）的遮遮掩掩、表述不足，至今仍引起极大的愤怒。一些历史学家例如家永三郎曾提起诉讼，控诉文部省试图审查忠实揭露日本战争暴行的表述。家永的斗争在全世界广为人知：诺姆·乔姆斯基两次向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家永（1999年，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