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本书的开头部分我谈到了三大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存在着什么？（即现实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如何知道？听起来似乎任何为人类提出真正改进措施的哲学主要关注的都应该是第一个问题。但那是不对的。对于现实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赋予生活以意义，或是加强我们的自尊，比如认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模样造出来的；这方面的看法还可以为某些类型的行为提供理由（或作为做出这些行为的借口），比如认为人类拥有理性的灵魂而动物没有。对“我们如何知道？”的回答可以加强或减弱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的各种答案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回答中隐含着人们对哪些人拥有知识这个问题的见解，人们相信知识显然为这群人带来了威望和权力。
其实，绝大多数哲学都试图为人类作点贡献。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下某些哲学。一种哲学思想要想历世永存，就需要一批支持者，即一批对这种哲学感兴趣的人。支持者越多，哲学持久传承的机会就越大。我们先来谈一谈一些为个人服务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拥有大批的支持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人。
个人
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参见第五章）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它为个人提供快乐生活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是有论据支持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如果妨碍个人为快乐生活所作的努力，就是不公平的，伊壁鸠鲁在政治方面的唯一建议就是劝大家不要涉足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过适合他们的生活，但只限于那些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伊壁鸠鲁主义大力提倡友谊）；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各自快乐生活的方法。因为成功并非取决于物质条件，即一个人可以为另一个人安排的事情，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待物质条件的态度。这就是关键所在，因为当你明白自己现时的心境基本不受后续生活影响时，快乐便产生了。
图15 现实生活中的伊壁鸠鲁主义？并非伊壁鸠鲁意义上的伊壁鸠鲁主义。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唯一的善，当你听到这一主张时也许会感到吃惊。我们能得到多少快乐，这一定是极度依赖物质生活条件吗？但是还有第二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他认为最大的快乐是远离肉体疼痛与精神焦虑。容易达到的简单的快乐并不逊于奢侈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快乐，并且靠后者得到的快乐会诱发焦虑：获取这种快乐的途径可能会被夺走。（有人认为伊壁鸠鲁主义就是指有歌舞相伴的持续很长时间的晚宴——这种观点完全是误导，这肯定是从伊壁鸠鲁的反对者那里传来的说法，这样的反对者不计其数。）
许多精神混乱都源于因迷信带来的恐惧。应该消除这种恐惧。应该认识到完全生活在幸福之中的神没有必要、也不希望干涉人类的事情。努力学好物理学、天文学以及气象学知识，然后就可以确信所有现象都能从自然的角度得到解释——它们不是神灵发怒的征兆。另外，不要害怕死亡，因为死亡只是不存在而已，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总之，那就是伊壁鸠鲁给我们每个人的忠告。你可以不听从他的忠告，甚至反对他的建议。当然如果我们都那样的话，政治家也就不会出现了；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容忍没有政治家。
伊壁鸠鲁教导个人要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以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两千多年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下了激动人心的话语，来捍卫每个人自由生活的权力。在他著名的作品《论自由》（1859）中，密尔为众所周知的伤害原则进行辩护：“权力能够对文明社会的任何成员正当行使的唯一目的……应为阻止对他人的伤害。”欧洲和美洲的民主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的同时，也赢得了更充分的理解。密尔则指出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多数人对个体和少数群体的专制。
作为《功利主义》的作者（见第五章），密尔对人权没有兴趣，而是对那些由于不遵守他的原则而导致的损害和价值损失抱有兴趣。主宰自己的生活对人类而言是一种善，是我们的幸福之一，所以即使法律禁止的事情是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做的，个人也会遭受损失。但是整个社会也会遭受损失。伤害原则所保护的人之所以是极其宝贵的资源，正是因为他们有脱俗的观点和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如果这些人的意见实际上是正确的，他们的社会价值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其社会价值不会那么明显，但同样真实：如果人们完全拥护真理，真理就会成为人们口头的死公式——对真理的反对保证了真理能够一直活跃在思想中。至于不合常规的生活方式，它们提供了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经验数据。制约个体最终会损害到每个人。
国家
前面（第二章，然后第五章又简单提及其后）我们谈到了所谓政治义务的契约理论。在柏拉图的《格黎东篇》中我们又看到了契约理论的运用，并且注意到根据对以下问题的不同回答，原则上契约理论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什么条件下，为了做什么事情，谁与谁订立了契约？
在所有的契约理论中，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理论也许是最有名的——若果真如此，那是因为他对“自然状态”作了绝妙、真实的描述。在自然状态中，任何社会制度都没有建立，没有人能拥有、耕作自己的东西或者做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情而不时时担心遭到攻击和抢劫，人人都有可能被谋杀。只要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持续，生活就是“孤独、贫穷、令人厌恶、粗暴和短暂的”。那么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呢？组织一个机构；同意接受某个“统治者”（个人或机构）的权威，赋予其充分的权力来完成任何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事情，以保护我们免受来自他人或外部世界的威胁。这个统治机构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情，因为作为大家公认的代表，它所做的一切都假定已经获得了签订契约各方的同意。公民只有当生命遭到统治者的直接威胁时才会进行抵抗——公民签订契约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全生命。回头看看，即使是“雅典的法律和宪法”（《格黎东篇》50e——51c）也不会允许苏格拉底因为生命遭到威胁而反抗统治者，只是给出了极少的理由来支持这样极端的主张。
霍布斯笔下的公民难道不会回答他们不只是为了保住性命才签订契约的？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享受各种自由，在自然状态下这些自由都是缺失的。这将意味着在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之前，他们就获得了抵抗的权利。（再说，在交出所有的权力之后，他们怎么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呢？）和柏拉图一样，霍布斯似乎也超出了自己论点论述的范围，但实际上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柏拉图青年时期适逢雅典对抗斯巴达的那场灾难性战争。而霍布斯出生之时，西班牙无敌舰队正入侵英格兰，临近世纪末的那场宗教冲突则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壮年时期他又目睹了英格兰陷入内战的纷争之中。难怪两人都认为，政治生活首先需要有强大的政府来维持和平与秩序，没有这两样其他一切东西都无从说起。他们支持个人的方式是将全部统治权交给国家。难怪一些人认为他们做得过头了。约翰·洛克（1632——1704）写作的年代比霍布斯晚了不到五十年，所处的政治环境也要宽松一些。他辛辣讽刺道：
似乎当人类退出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后便会同意，除去一人，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那个人应该继续保留自然状态时的所有自由，他的权力又增加了这种自由，尽管他荒淫无度但仍可免受惩罚。这样想便是认为人类极其愚蠢。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臭鼬、狐狸带来的损害，却心甘情愿被狮子吞噬，并且认为这样很安全。
神职人员
神父通常不是富有之人或是掌握军事权力的人。因此赋予他们安全以及于安全之外往往还赋予他们在社会或宗教团体内部的极大权力的，肯定是其他东西。这种东西源于周围的人对神父的看法，认为神父能为自己做的事情，以及他们赋予神父的价值。换句话说，神父的安全和权力源于哲学。利益与危险越隐秘越间接，维持对神父的信仰、保持对授予（转移）神父权力和安全的人的忠诚所需的机制就越强大。
这不是故意欺骗——尽管认为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也是荒谬的。这甚至也不是神职人员让普通人信仰他们是对还是错的问题。关键是必须相信一点：若非如此，便没有神父。所以存在着大量提升神父地位的著述。
到处都有这样的例子。既然在前面几章我们没有谈及西欧以外的地方，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印度，看看一部重要的《奥义书》[1]的开头部分。《弥兰陀王问经》写就的时候，《广林奥义书》（见参考书目）可能早已出现，就像今天乔叟[2]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样古老。《广林奥义书》属于印度教的吠陀经[3]，一个充满宗教仪式、牺牲和颂歌的世界。仪式、牺牲和圣歌这些东西对我们很有好处，尽管必须要正确举行才行。为了确保正确举行，你需要一个精通吠陀事务的专家；对于那些重大仪式，甚至需要专家中的专家来保证其他专家能正确行事。这样的专门技术应当被赋予应有的尊重，当然也少不了适当的报酬。［“希望我富有，这样就能举办仪式”被认为是每个人的愿望（1.4.17）］。这种技术——以及附带的额外收入——是特殊的社会阶层或等级婆罗门的（世袭）特权。这种种姓制度不是简单的社会习俗，正如1.4.11节告诉我们的那样——很显然这种制度起源于神自身被创造的方式。仔细阅读1.4.11节：注意种姓制度如何将一定的优越地位赋予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武士阶层刹帝利[4]，同时又保留婆罗门的某种优越的。婆罗门的权力是统治阶级权力的“子宫”——后者的权力发源于此。所以武士伤害祭司是愚蠢的，因为这是在伤害他们自己权力的来源。这就是哲学和神学，显然也是很好的实用政治。
图16 霍布斯笔下的海怪从英国乡村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升起，任何其他事物都相形见小。但是这样真的安全吗？难怪洛克感到十分担心。（图中文字自上至下为：《利维坦》或物质、形式，以及基督教会联合体的权力；来自马姆斯伯里的托马斯·霍布斯著。）
刚接触这种思想传统的读者会发现许多惊人的陌生观点。有关于用作祭品的马（这是吠陀最珍贵的祭品）身体的各个部分与世界的构成部分——年份、天空、地球——相对应的学说。有对语源学的信仰。如果可以看出一个长词是由——大致上——两个短词组合而成的，那么不管这个长词描述的是什么，组合构词这一事实都可用来表示长词所描述之物的起源或本质。《广林奥义书》反复强调，知道这个奇怪知识是非常有利的：“知道此事的人不管到哪里都能坚持自己”；“知道此事的人，……不会死亡……将会变成神。”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个知识，而且应该重视它的捍卫者——祭司。
祭司并不总是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他还可能对你做些什么。不要与婆罗门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广林奥义书》的第6.4.12节讲得非常清楚，婆罗门知道报复你的仪式。“被知道如何诅咒的婆罗门诅咒的男人肯定会离开这个世界，被剥夺生殖能力，被剥夺好手艺……千万不要调戏深谙此道的婆罗门的妻子，以免和他们结怨。”这里已经警告大家了。
图17 印度邦主向祭司请教。
当然了，我们不仅需要神父，我们还需要医生、清洁工、电玩展示人员、广告顾问，还有——我差点忘了——哲学教授。由于人们拥有信仰和价值观、希望和恐惧，这些人都需要存在。
工人阶级
西欧的工业化给少数人带来了财富，给多数人带来的却是悲惨的生活。这多数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维护他们权利的人：卡尔·马克思（1818——1883）。毫不夸张地讲，世界上任何一个存在政治的地方其政治面貌都因马克思的努力而改变。马克思的影响直到过去的十年中才开始衰退。它可能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毕竟，任何对理论的检验和真正的尝试都是不一样的。（这一原则解释了实验方法在科学中的巨大威力。）除非有很多人都已经信服，否则不可能对任何政治理论进行真正地实践。
在此，我们有机会发现某些贯穿于整个哲学史的互相关联的事情。马克思不是黑格尔的弟子——他甚至强烈反对黑格尔的某些观点。但是当时没有人不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与黑格尔相同的是，马克思也认为历史展示了一种必然的进步；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认为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经济：物质生活条件。与黑格尔相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得到了解决；但矛盾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著名的“阶级斗争”。而且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一个观点对黑格尔来说也非常重要：与你自己的“他者”保持联系有极大的价值。“他者”，就像我们常说的，是“某种包含着你的一部分的东西”。
在分析当代经济体制时，马克思充分利用了这个观点。当代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工人阶级和“生产资料”（即工厂）所有者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坚定地同情当时的受压迫者——工人。关键是，工人需要谋生，但是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售，于是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用劳动来换取工资。工资并不多，那些购买工人劳动力的资本家没有兴趣多给工人工资，所给的仅够工人用来维持持续劳动。这就导致工人及其家人只能过着贫困、低劣的生活。
另外，这种情形更在精神上重重地压迫他们——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并不真正是他们的工作：“对工人而言，工作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其本质的一部分……不是满足自身需要，只是满足其他需要的一种手段……在工作中，他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正因为工人的需求无法满足，他们才需要在所从事的工作中表达自己。
诊断是一回事，治愈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自己的而是国家的，就像不是自己的而是公司的之时，这个人就可能会体会到异化。当社会庞大而复杂时，对社群利益的认同就不容易实现或维持。即使能认同，那也只能使工作变得可以忍受而已。如果你的工作是站在传送带旁，拧紧果酱罐的盖子，那么为祖国母亲俄罗斯工作就要比为全球果酱公司工作更容易忍受。但是那样做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事情变得积极，成为表达你的个性、技能或者开发潜力的手段。今天我们讲“工作成就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
女性
我们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穿越全世界，跨越三千年，就像组团旅行发了狂似的。除非人们略为深入地了解某个哲学家的思想，至少深入一回，否则是不能进入哲学王国的。我们已经大致了解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两部著名作品：《功利主义》和《论自由》。第一本书告诉我们善就是快乐，第二本书告诉我们自由才能使个体获得快乐。在另一篇差不多同样著名的文章《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中，他告诉我们，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不仅仅是对成年男子。
其实，绝大多数哲学都试图为人类作点贡献。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下某些哲学。一种哲学思想要想历世永存，就需要一批支持者，即一批对这种哲学感兴趣的人。支持者越多，哲学持久传承的机会就越大。我们先来谈一谈一些为个人服务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拥有大批的支持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人。
个人
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参见第五章）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它为个人提供快乐生活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是有论据支持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如果妨碍个人为快乐生活所作的努力，就是不公平的，伊壁鸠鲁在政治方面的唯一建议就是劝大家不要涉足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过适合他们的生活，但只限于那些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伊壁鸠鲁主义大力提倡友谊）；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各自快乐生活的方法。因为成功并非取决于物质条件，即一个人可以为另一个人安排的事情，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待物质条件的态度。这就是关键所在，因为当你明白自己现时的心境基本不受后续生活影响时，快乐便产生了。
图15 现实生活中的伊壁鸠鲁主义？并非伊壁鸠鲁意义上的伊壁鸠鲁主义。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唯一的善，当你听到这一主张时也许会感到吃惊。我们能得到多少快乐，这一定是极度依赖物质生活条件吗？但是还有第二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他认为最大的快乐是远离肉体疼痛与精神焦虑。容易达到的简单的快乐并不逊于奢侈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快乐，并且靠后者得到的快乐会诱发焦虑：获取这种快乐的途径可能会被夺走。（有人认为伊壁鸠鲁主义就是指有歌舞相伴的持续很长时间的晚宴——这种观点完全是误导，这肯定是从伊壁鸠鲁的反对者那里传来的说法，这样的反对者不计其数。）
许多精神混乱都源于因迷信带来的恐惧。应该消除这种恐惧。应该认识到完全生活在幸福之中的神没有必要、也不希望干涉人类的事情。努力学好物理学、天文学以及气象学知识，然后就可以确信所有现象都能从自然的角度得到解释——它们不是神灵发怒的征兆。另外，不要害怕死亡，因为死亡只是不存在而已，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总之，那就是伊壁鸠鲁给我们每个人的忠告。你可以不听从他的忠告，甚至反对他的建议。当然如果我们都那样的话，政治家也就不会出现了；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容忍没有政治家。
伊壁鸠鲁教导个人要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以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两千多年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下了激动人心的话语，来捍卫每个人自由生活的权力。在他著名的作品《论自由》（1859）中，密尔为众所周知的伤害原则进行辩护：“权力能够对文明社会的任何成员正当行使的唯一目的……应为阻止对他人的伤害。”欧洲和美洲的民主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的同时，也赢得了更充分的理解。密尔则指出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多数人对个体和少数群体的专制。
作为《功利主义》的作者（见第五章），密尔对人权没有兴趣，而是对那些由于不遵守他的原则而导致的损害和价值损失抱有兴趣。主宰自己的生活对人类而言是一种善，是我们的幸福之一，所以即使法律禁止的事情是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做的，个人也会遭受损失。但是整个社会也会遭受损失。伤害原则所保护的人之所以是极其宝贵的资源，正是因为他们有脱俗的观点和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如果这些人的意见实际上是正确的，他们的社会价值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其社会价值不会那么明显，但同样真实：如果人们完全拥护真理，真理就会成为人们口头的死公式——对真理的反对保证了真理能够一直活跃在思想中。至于不合常规的生活方式，它们提供了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经验数据。制约个体最终会损害到每个人。
国家
前面（第二章，然后第五章又简单提及其后）我们谈到了所谓政治义务的契约理论。在柏拉图的《格黎东篇》中我们又看到了契约理论的运用，并且注意到根据对以下问题的不同回答，原则上契约理论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什么条件下，为了做什么事情，谁与谁订立了契约？
在所有的契约理论中，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理论也许是最有名的——若果真如此，那是因为他对“自然状态”作了绝妙、真实的描述。在自然状态中，任何社会制度都没有建立，没有人能拥有、耕作自己的东西或者做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情而不时时担心遭到攻击和抢劫，人人都有可能被谋杀。只要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持续，生活就是“孤独、贫穷、令人厌恶、粗暴和短暂的”。那么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呢？组织一个机构；同意接受某个“统治者”（个人或机构）的权威，赋予其充分的权力来完成任何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事情，以保护我们免受来自他人或外部世界的威胁。这个统治机构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情，因为作为大家公认的代表，它所做的一切都假定已经获得了签订契约各方的同意。公民只有当生命遭到统治者的直接威胁时才会进行抵抗——公民签订契约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全生命。回头看看，即使是“雅典的法律和宪法”（《格黎东篇》50e——51c）也不会允许苏格拉底因为生命遭到威胁而反抗统治者，只是给出了极少的理由来支持这样极端的主张。
霍布斯笔下的公民难道不会回答他们不只是为了保住性命才签订契约的？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享受各种自由，在自然状态下这些自由都是缺失的。这将意味着在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之前，他们就获得了抵抗的权利。（再说，在交出所有的权力之后，他们怎么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呢？）和柏拉图一样，霍布斯似乎也超出了自己论点论述的范围，但实际上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柏拉图青年时期适逢雅典对抗斯巴达的那场灾难性战争。而霍布斯出生之时，西班牙无敌舰队正入侵英格兰，临近世纪末的那场宗教冲突则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壮年时期他又目睹了英格兰陷入内战的纷争之中。难怪两人都认为，政治生活首先需要有强大的政府来维持和平与秩序，没有这两样其他一切东西都无从说起。他们支持个人的方式是将全部统治权交给国家。难怪一些人认为他们做得过头了。约翰·洛克（1632——1704）写作的年代比霍布斯晚了不到五十年，所处的政治环境也要宽松一些。他辛辣讽刺道：
似乎当人类退出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后便会同意，除去一人，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那个人应该继续保留自然状态时的所有自由，他的权力又增加了这种自由，尽管他荒淫无度但仍可免受惩罚。这样想便是认为人类极其愚蠢。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臭鼬、狐狸带来的损害，却心甘情愿被狮子吞噬，并且认为这样很安全。
神职人员
神父通常不是富有之人或是掌握军事权力的人。因此赋予他们安全以及于安全之外往往还赋予他们在社会或宗教团体内部的极大权力的，肯定是其他东西。这种东西源于周围的人对神父的看法，认为神父能为自己做的事情，以及他们赋予神父的价值。换句话说，神父的安全和权力源于哲学。利益与危险越隐秘越间接，维持对神父的信仰、保持对授予（转移）神父权力和安全的人的忠诚所需的机制就越强大。
这不是故意欺骗——尽管认为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也是荒谬的。这甚至也不是神职人员让普通人信仰他们是对还是错的问题。关键是必须相信一点：若非如此，便没有神父。所以存在着大量提升神父地位的著述。
到处都有这样的例子。既然在前面几章我们没有谈及西欧以外的地方，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印度，看看一部重要的《奥义书》[1]的开头部分。《弥兰陀王问经》写就的时候，《广林奥义书》（见参考书目）可能早已出现，就像今天乔叟[2]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样古老。《广林奥义书》属于印度教的吠陀经[3]，一个充满宗教仪式、牺牲和颂歌的世界。仪式、牺牲和圣歌这些东西对我们很有好处，尽管必须要正确举行才行。为了确保正确举行，你需要一个精通吠陀事务的专家；对于那些重大仪式，甚至需要专家中的专家来保证其他专家能正确行事。这样的专门技术应当被赋予应有的尊重，当然也少不了适当的报酬。［“希望我富有，这样就能举办仪式”被认为是每个人的愿望（1.4.17）］。这种技术——以及附带的额外收入——是特殊的社会阶层或等级婆罗门的（世袭）特权。这种种姓制度不是简单的社会习俗，正如1.4.11节告诉我们的那样——很显然这种制度起源于神自身被创造的方式。仔细阅读1.4.11节：注意种姓制度如何将一定的优越地位赋予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武士阶层刹帝利[4]，同时又保留婆罗门的某种优越的。婆罗门的权力是统治阶级权力的“子宫”——后者的权力发源于此。所以武士伤害祭司是愚蠢的，因为这是在伤害他们自己权力的来源。这就是哲学和神学，显然也是很好的实用政治。
图16 霍布斯笔下的海怪从英国乡村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升起，任何其他事物都相形见小。但是这样真的安全吗？难怪洛克感到十分担心。（图中文字自上至下为：《利维坦》或物质、形式，以及基督教会联合体的权力；来自马姆斯伯里的托马斯·霍布斯著。）
刚接触这种思想传统的读者会发现许多惊人的陌生观点。有关于用作祭品的马（这是吠陀最珍贵的祭品）身体的各个部分与世界的构成部分——年份、天空、地球——相对应的学说。有对语源学的信仰。如果可以看出一个长词是由——大致上——两个短词组合而成的，那么不管这个长词描述的是什么，组合构词这一事实都可用来表示长词所描述之物的起源或本质。《广林奥义书》反复强调，知道这个奇怪知识是非常有利的：“知道此事的人不管到哪里都能坚持自己”；“知道此事的人，……不会死亡……将会变成神。”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个知识，而且应该重视它的捍卫者——祭司。
祭司并不总是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他还可能对你做些什么。不要与婆罗门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广林奥义书》的第6.4.12节讲得非常清楚，婆罗门知道报复你的仪式。“被知道如何诅咒的婆罗门诅咒的男人肯定会离开这个世界，被剥夺生殖能力，被剥夺好手艺……千万不要调戏深谙此道的婆罗门的妻子，以免和他们结怨。”这里已经警告大家了。
图17 印度邦主向祭司请教。
当然了，我们不仅需要神父，我们还需要医生、清洁工、电玩展示人员、广告顾问，还有——我差点忘了——哲学教授。由于人们拥有信仰和价值观、希望和恐惧，这些人都需要存在。
工人阶级
西欧的工业化给少数人带来了财富，给多数人带来的却是悲惨的生活。这多数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维护他们权利的人：卡尔·马克思（1818——1883）。毫不夸张地讲，世界上任何一个存在政治的地方其政治面貌都因马克思的努力而改变。马克思的影响直到过去的十年中才开始衰退。它可能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毕竟，任何对理论的检验和真正的尝试都是不一样的。（这一原则解释了实验方法在科学中的巨大威力。）除非有很多人都已经信服，否则不可能对任何政治理论进行真正地实践。
在此，我们有机会发现某些贯穿于整个哲学史的互相关联的事情。马克思不是黑格尔的弟子——他甚至强烈反对黑格尔的某些观点。但是当时没有人不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与黑格尔相同的是，马克思也认为历史展示了一种必然的进步；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认为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经济：物质生活条件。与黑格尔相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得到了解决；但矛盾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著名的“阶级斗争”。而且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一个观点对黑格尔来说也非常重要：与你自己的“他者”保持联系有极大的价值。“他者”，就像我们常说的，是“某种包含着你的一部分的东西”。
在分析当代经济体制时，马克思充分利用了这个观点。当代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工人阶级和“生产资料”（即工厂）所有者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坚定地同情当时的受压迫者——工人。关键是，工人需要谋生，但是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售，于是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用劳动来换取工资。工资并不多，那些购买工人劳动力的资本家没有兴趣多给工人工资，所给的仅够工人用来维持持续劳动。这就导致工人及其家人只能过着贫困、低劣的生活。
另外，这种情形更在精神上重重地压迫他们——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并不真正是他们的工作：“对工人而言，工作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其本质的一部分……不是满足自身需要，只是满足其他需要的一种手段……在工作中，他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正因为工人的需求无法满足，他们才需要在所从事的工作中表达自己。
诊断是一回事，治愈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自己的而是国家的，就像不是自己的而是公司的之时，这个人就可能会体会到异化。当社会庞大而复杂时，对社群利益的认同就不容易实现或维持。即使能认同，那也只能使工作变得可以忍受而已。如果你的工作是站在传送带旁，拧紧果酱罐的盖子，那么为祖国母亲俄罗斯工作就要比为全球果酱公司工作更容易忍受。但是那样做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事情变得积极，成为表达你的个性、技能或者开发潜力的手段。今天我们讲“工作成就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
女性
我们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穿越全世界，跨越三千年，就像组团旅行发了狂似的。除非人们略为深入地了解某个哲学家的思想，至少深入一回，否则是不能进入哲学王国的。我们已经大致了解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两部著名作品：《功利主义》和《论自由》。第一本书告诉我们善就是快乐，第二本书告诉我们自由才能使个体获得快乐。在另一篇差不多同样著名的文章《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中，他告诉我们，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不仅仅是对成年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