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梦梅在爱上丽娘的画像后，遇见了她的鬼魂：
（柳梦梅上）小生自遇春容，日夜想念……小姐小姐，则被你想杀俺也……想来小生定是有缘也……（内作风吹灯） 。 [2]
梦梅根据丽娘的嘱咐掘墓开棺，丽娘起死回生，梦梅却因盗墓被她父亲囚禁。然而，和同时代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牡丹亭》赋予了爱情超越生死和道德陈规的伟大力量。这部极具抒情色彩的传奇戏将情侣僭越礼法的行为置于梦幻之中，巧妙地挑战了伦理传统，提升了性爱的地位，当这对情侣的血肉之躯结合到一起时，性爱的救赎力量更完全地展示出来。
在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1699）这部极其文雅的传奇戏里，阻碍爱情的力量变得难以逾越。 [3]这个爱情故事是以加速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斗争为背景的，当时叛军 [4] 占领了北方，崇祯皇帝自杀，部分皇族逃到南京，阴云密布的情节就在这里展开。为了抵制朝廷的贪腐集团，年轻的主人公侯方域与其他忠贞之士重建了复社，希望以纯正的儒家理想实现明朝的中兴。
标题中的桃花扇是侯方域和名妓李香君的定情之物，是在婚宴上赠给她的诗扇。得知妆奁和酒席皆是阮大铖（宫廷戏曲作家出身，工于心计的奸臣）出资，穷困的方域受到杨龙友花言巧语的迷惑，仍愿意接受馈赠，但香君义正词严地退回了这笔不义之财。后来方域遭到阮大铖的报复陷害，被迫逃往戍边的史可法军中避祸，阮大铖等人强迫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
图9 16世纪《牡丹亭》中“游园惊梦”这一出戏在中国和世界长演不衰，这个版本是奥地利的“未来艺术实验室”在2007年上海电子艺术节上推出的
众恶人企图强行劫走她之时，香君以头撞地，血染诗扇。她让人把血迹画作桃花，将扇捎给方域，这暗示文化终能战胜暴虐。虽然两人在祭奠崇祯皇帝的仪式上重聚，再续前缘的梦想却被主持仪式的道士张瑶星砸碎了。张斥责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只关心花月情根。为了不背叛明朝，方域和香君决定分道扬镳，各自归隐求道：
（张）男有男境，上应离方；快向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去。（侯）是。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副净领侯从左下） （张）女有女界，下合坎道；快向北山之北，修真学道去。（香君）是。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
话本：底本？
在宋朝，由于说书的兴盛，用白话创作的话本发展起来。这些故事经常都在传奇小说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目标读者更加广泛。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有传统的才子、佳人、贪官，还包括了狡诈的商人、忠诚的仆人、智慧的和尚。鬼魂也时常出现，但这些超自然的元素主要是为了满足现世报的功能。
得益于说书文化的流行，这些更具艺术自觉的叙事作品从13世纪末开始兴起。到了16世纪末，话本小说已经频繁借用说书人的陈规与套话（例如“话分两头”表明场景即将转换）。和说书人相仿，叙述者经常用对联、诗词和道德说教打断故事的进程。但和文言传奇小说用诗词来表现人物的做法不同，话本中的诗词通常发挥了说书人开场白的功能（以让中间加入的听众也能了解完整的情节）。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话本”是这些早期说书人的稿子，所以将其译作“底本”（promptbook）；然而说书人的大纲已有另外一个名字（“底子”），所以“话本”更有可能是作家刻意发明的新体裁，用来吸引日益扩大的阅读群体。
这些故事反映了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理想，无论是立志进取的平民、品行纯洁的名妓，还是其他真诚追求幸福的人，在作品中都有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处境中，女性也获得了主宰命运的可能。例如《快嘴李翠莲记》的女主人公告诉公婆，如果不喜欢她的快嘴，就只能休了她，最后她出家做了尼姑。在《花灯轿莲女成佛记》里 [5] ，一直没有孩子的张元善夫妇收留了一位失明的婆婆，婆婆去世后，妻子王氏便怀上了一个女儿。出生后，这个女孩与她的前身有许多相似之处，笃信佛法，丝毫不牵念尘世。最后，她在迎亲的花轿中坐化而死，避免了婚姻的羁绊。
这类故事总是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内容，两部最著名的话本集的标题也体现了这一点，一部是冯梦龙（1574-1646）编的《醒世恒言》（1627，他的三部话本集之一），另一部是凌濛初（1580-1644）的两卷本《拍案惊奇》（1628和1632）。和许多文言故事一样，这些白话小说通常也强调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但它们也同情人性的弱点，理解人们在应对困境时做出的妥协。
在《醒世恒言》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也有一位自主决定命运的女性。小说开篇追述了京城花魁美娘先前的悲惨经历，然后进入故事的主要部分。吃苦耐劳的秦重沿街卖灯油，第一次瞥见了有倾城之色的美娘。为了能一亲芳泽，他一年多省吃俭用。约定共榻的晚上，美娘回来迟了，而且饮酒过度，很快就困倦入睡，但秦重依然心满意足。美娘半夜呕吐，他用自己的袖子接住，给她递茶漱口，一夜拥着她，没有亵渎的举动。清晨醒来，美娘记起他的好心之举，意识到他的一片痴心：“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此后，秦重又多次帮她，美娘被他的至诚打动，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虽然她幼年逃难时被人卖入上等青楼，做惯了王孙贵胄的玩物，她也留了心眼，暗中积攒了一小笔钱。赎身之后，她与地位卑微的卖油郎结为夫妻，资助他开办油铺。靠着美娘的这些积蓄，这对平民夫妇勤俭持家，生意日渐兴隆，孩子获得功名，还不忘周济邻里。
章回小说
和话本小说一样，明代兴起的长篇“章回小说”也受到说书传统的很大影响。（“回”很可能指说书表演的一个时间单元。）如果说篇幅较短的话本倾向于突出情节和人物，章回小说则经常以抒情的笔调表达了对世界的整体洞察。例如，许多长篇作品都体现了理学家的理想，那就是天理统治着一个有序的伦理宇宙，这样的信念有利于中国在元朝统治结束后恢复汉族文化的特征。
与此同时，这些小说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描绘了多样化的人性，读者禁不住会怀疑，在一个被贪婪与淫欲败坏的世界里，各种彼此冲突的价值观是否能达成妥协。许多此类作品都既沉醉于佛教徒所称的“尘世”里，又试图超越它。它们尖锐真实地刻画了叛贼、草寇和道德秩序的其他反抗者，有些读者在其中发现了英雄，另外的读者则看见了控制颠覆性思想和女性等边缘群体的企图。
学者们有时把传统小说比作中国的园林和山水画，二者都邀请我们流连其中，而不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观赏。它们经常有一百多回，片段化的情节一般都以季节、地理或神话的模式作为结构框架。章回末尾通常都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但这种衔接并不保证全书有统一的宏观结构。许多长篇小说借鉴了戏剧的常规，情节在三分之二处到达高潮，然后缓慢进入结局部分，让人感觉生命仍将如此延续。
明代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取材于历史，描绘了汉朝的覆灭和三国的兴起（3世纪早期）。（“演义”字面意思是“详细阐发意义”。）小说手稿诞生于14世纪，1522年刻印，后又历经数代作家兼编者的修改，最通行的版本是带评点的毛宗岗（1632-1709）本（1679）。《三国演义》曾被多次精心改编成影视作品，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1994年推出的轰动一时的八十四集电视连续剧。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昂贵的一部电视剧，参与演出的人员达四十万，吸引了全世界十二亿的观众。
这部小说叙述部分用的是浅近文言，对话部分更接近口语，一百二十回的篇幅赋予了它史诗的规模和气魄。它将众多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融汇成一部长篇传奇，强化了历史遵循特定宏观模式的观念。小说的情节暗示，在历史的伦理秩序的演进中，个人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毛宗岗在序言中阐述了这种见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虽然描绘的是历史事件，《三国演义》也极富感染力地呈现了人物的个人奋斗，正因如此，小说中的许多形象成了人们谈论阴谋、恶行和权斗时经常引用的典型。魏王曹操被塑造成一位阴险残忍的诗人君主，蜀汉皇帝刘备和他的两位结义兄弟-勇敢却自负的关羽和跋扈而暴躁的张飞-则是正面角色。三人统一天下的梦想屡屡碰壁，直到刘备请道家智者诸葛亮出山才有起色。[6]在关键性的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召来了火攻所需的东南风，曹军溃逃，此次胜利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虽然小说将刘备视为恢复汉室的正统人选，他却过于看重个人义气，时常做出固执的决定。因为诸葛亮必须服从刘备的选择，他的谋略有时也难以施展。尽管他的忠诚堪为儒家教科书的典范，他却无力阻止刘备为两位小弟复仇。刘备盲目攻吴，惨遭失败，含恨病死，蜀国也到了覆灭的边缘，诸葛亮虽然有所不甘，还是尽心竭力辅佐懦弱的后主。
小说对道德报应的强调或许能让读者更愿意相信历史的轮回，但最终的结果并非如此明确。作品是想暗示，虽然要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分合的循环终能把贤德的君主推上宝座？还是通过记述历史的轮回来嘲讽王朝治乱的理想，如小说中那句著名的话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另一部明朝名著《水浒传》（约1550）描绘了12世纪初一群大碗喝酒、胆大妄为的草寇。一百〇八位好汉中，三十六位是重点刻画的主要人物，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逼上梁山，有的是对官府的腐败不满，有的是为了报仇，有的是被其他草寇胁迫，或者像大方却冷酷的首领宋江那样，是因为妻子的背叛。小说的打斗、结拜、吃喝场景都极具现实感，故事的高潮是为庆祝好汉人数达到天定的一百〇八人（包括三个女人）而举行的盛大酒席。这些忠诚的草寇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抢劫富豪，击败官军，争取招安，然后又为朝廷征讨叛军。然而，他们对无辜的孩子和女人没有任何怜悯心，书中血淋淋的屠杀、剥皮和吃人肉的描写让一些学者忍不住谴责这些好汉的暴虐。支配他们的是一种帮会意识，依靠一套严苛的规则来维系，其基础是复仇心和对女性的憎恶。他们深信女人既软弱又淫邪，所以把禁绝性欲视为阳刚的标志，把残杀出轨的女人视为兄弟义气的证明。
和《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口语化更彻底，大量使用了成语和民歌，能让更多的读者理解，因而点评者更觉有必要控制这部小说的社会影响。它是一曲农民起义的颂歌，还是一则揭露帮会意识的恐怖后果的寓言，读者对此争论不休。（由于它经过多位作者和编者的修改，或许本来就没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即使读者崇拜小说里那些叛逆的冒险者，当他们看到没有儒家伦理加以约束的复仇欲望造成了怎样的毁灭与混乱时，也很难不心生怵惕。
这类小说都是在缓慢的累积中演化而成的，和重写前代诗歌的做法相仿，文人们经常为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目的改写更早的版本。在提高劝服力和扩大销量的双重欲望驱动下，重要的小说付印时，往往会在前面加上导读，在正文中间、书页边缘和每回末尾插入宣扬儒家观念的点评。（必要时他们会声称，如果读者发现点评和正文有冲突，那是他们自己阅读不够仔细。）点评者和编者也会讨论佛家和道家的主题，例如自然的变化之道和伦理行为的因果报应，他们也会评价作品在结构、风格和节奏等方面的优缺点。
这些点评将小说也视为值得阐释的严肃文学，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理论的范围，因为此前几乎只有诗歌才有这样的待遇。一些编者还对经手的材料作了实质性的改动，例如金圣叹（1608-1661）就将《水浒传》从一百二十回删成了七十回（1641）。不同的点评本有时会造成严重的争议，《三国演义》就是如此。 [7]有人认为它描绘忠勇行为是在宣扬明朝最为看重的价值观，有人却觉得，这些人物的自负造成了灾难，因而作品是在隐晦地批评明朝的帝国宣传。
《西游记》（1592）或许是最脍炙人口的东亚文学经典。小说对历史上高僧玄奘（596-664）犯险远赴印度的故事加以艺术的虚构，来讽刺当时社会的痼疾。这部长达百回的作品（作者可能是吴承恩，约1500-1582）脱胎于《大唐西域记》以及以玄奘为题材的各种传记、变文、戏剧，但它比此前的长篇小说更具结构上的统一性。小说里的玄奘还在襁褓之中时，寡母就惨遭恶匪抢夺奸污。在取经路上，他总是惊慌失措，忧心如焚，但最终他还是到达西天，取回了三藏佛经（“三藏”也是他的法号），并把它们译成中文。
这部记行小说 [8] 为信念坚定而性格怯懦的唐僧配备了四位有超自然法力的同伴：机智而冲动的孙悟空、贪吃好色的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最重要的角色是美猴王孙悟空，作品就是以他的早期经历开场的。他足智多谋，但就像人心一样狂野躁动，直到被佛法管束住。他极受读者欢迎，在无数漫画、电影、电视剧和电子游戏里都有他的身影。靠着一根金箍棒，孙悟空经常是同伴的救星，但若没有玄奘的紧箍咒，他那肆无忌惮的神通就会让大家都身陷险境。
如果把《西游记》当作一部象征性的小说，那么玄奘就是求道者，悟空是他的心智，白龙马是他的意志，八戒是他的生理欲望，沙僧是他与大地的联系。取经之路代表心智的修行，作品中的危难与妖怪代表遮蔽顿悟之光的种种扭曲的幻象。小说对精神追求的描绘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反讽，学者们各执一词。它是严肃的史诗还是史诗的戏仿？它是鼓吹用佛法度人，还是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
许多续篇和后行篇进一步扩大了这部小说的名气和影响力。 [9]和它的母小说一样，《西游补》[10]（1641）既是辛辣的社会讽刺作品，也是高明的佛教寓言，表现了“情”对心的种种禁锢。孙悟空被鲭鱼精（“鲭”和“情”谐音）所迷，困在一系列幻境中，但他却借此开了心窍，洞察到欲望的本质：它如何蒙骗人，自己又如何受制于它。当他悟到这一点时，作品便从聚焦于他的第三人称叙事切换为全知式叙事，视角的变化仅是本书刻意采用的文学技巧之一。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部十六回的小说不算长，但其内容却为精神分析派的解读提供了宝藏，里面有时空穿梭的“万镜楼台”，一大群凿天的“踏空儿”，以及其他许多超现实的景象，简直是焦虑征候的“梦文本” [11] 。
（柳梦梅上）小生自遇春容，日夜想念……小姐小姐，则被你想杀俺也……想来小生定是有缘也……（内作风吹灯） 。 [2]
梦梅根据丽娘的嘱咐掘墓开棺，丽娘起死回生，梦梅却因盗墓被她父亲囚禁。然而，和同时代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牡丹亭》赋予了爱情超越生死和道德陈规的伟大力量。这部极具抒情色彩的传奇戏将情侣僭越礼法的行为置于梦幻之中，巧妙地挑战了伦理传统，提升了性爱的地位，当这对情侣的血肉之躯结合到一起时，性爱的救赎力量更完全地展示出来。
在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1699）这部极其文雅的传奇戏里，阻碍爱情的力量变得难以逾越。 [3]这个爱情故事是以加速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斗争为背景的，当时叛军 [4] 占领了北方，崇祯皇帝自杀，部分皇族逃到南京，阴云密布的情节就在这里展开。为了抵制朝廷的贪腐集团，年轻的主人公侯方域与其他忠贞之士重建了复社，希望以纯正的儒家理想实现明朝的中兴。
标题中的桃花扇是侯方域和名妓李香君的定情之物，是在婚宴上赠给她的诗扇。得知妆奁和酒席皆是阮大铖（宫廷戏曲作家出身，工于心计的奸臣）出资，穷困的方域受到杨龙友花言巧语的迷惑，仍愿意接受馈赠，但香君义正词严地退回了这笔不义之财。后来方域遭到阮大铖的报复陷害，被迫逃往戍边的史可法军中避祸，阮大铖等人强迫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
图9 16世纪《牡丹亭》中“游园惊梦”这一出戏在中国和世界长演不衰，这个版本是奥地利的“未来艺术实验室”在2007年上海电子艺术节上推出的
众恶人企图强行劫走她之时，香君以头撞地，血染诗扇。她让人把血迹画作桃花，将扇捎给方域，这暗示文化终能战胜暴虐。虽然两人在祭奠崇祯皇帝的仪式上重聚，再续前缘的梦想却被主持仪式的道士张瑶星砸碎了。张斥责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只关心花月情根。为了不背叛明朝，方域和香君决定分道扬镳，各自归隐求道：
（张）男有男境，上应离方；快向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去。（侯）是。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副净领侯从左下） （张）女有女界，下合坎道；快向北山之北，修真学道去。（香君）是。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
话本：底本？
在宋朝，由于说书的兴盛，用白话创作的话本发展起来。这些故事经常都在传奇小说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目标读者更加广泛。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有传统的才子、佳人、贪官，还包括了狡诈的商人、忠诚的仆人、智慧的和尚。鬼魂也时常出现，但这些超自然的元素主要是为了满足现世报的功能。
得益于说书文化的流行，这些更具艺术自觉的叙事作品从13世纪末开始兴起。到了16世纪末，话本小说已经频繁借用说书人的陈规与套话（例如“话分两头”表明场景即将转换）。和说书人相仿，叙述者经常用对联、诗词和道德说教打断故事的进程。但和文言传奇小说用诗词来表现人物的做法不同，话本中的诗词通常发挥了说书人开场白的功能（以让中间加入的听众也能了解完整的情节）。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话本”是这些早期说书人的稿子，所以将其译作“底本”（promptbook）；然而说书人的大纲已有另外一个名字（“底子”），所以“话本”更有可能是作家刻意发明的新体裁，用来吸引日益扩大的阅读群体。
这些故事反映了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理想，无论是立志进取的平民、品行纯洁的名妓，还是其他真诚追求幸福的人，在作品中都有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处境中，女性也获得了主宰命运的可能。例如《快嘴李翠莲记》的女主人公告诉公婆，如果不喜欢她的快嘴，就只能休了她，最后她出家做了尼姑。在《花灯轿莲女成佛记》里 [5] ，一直没有孩子的张元善夫妇收留了一位失明的婆婆，婆婆去世后，妻子王氏便怀上了一个女儿。出生后，这个女孩与她的前身有许多相似之处，笃信佛法，丝毫不牵念尘世。最后，她在迎亲的花轿中坐化而死，避免了婚姻的羁绊。
这类故事总是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内容，两部最著名的话本集的标题也体现了这一点，一部是冯梦龙（1574-1646）编的《醒世恒言》（1627，他的三部话本集之一），另一部是凌濛初（1580-1644）的两卷本《拍案惊奇》（1628和1632）。和许多文言故事一样，这些白话小说通常也强调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但它们也同情人性的弱点，理解人们在应对困境时做出的妥协。
在《醒世恒言》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也有一位自主决定命运的女性。小说开篇追述了京城花魁美娘先前的悲惨经历，然后进入故事的主要部分。吃苦耐劳的秦重沿街卖灯油，第一次瞥见了有倾城之色的美娘。为了能一亲芳泽，他一年多省吃俭用。约定共榻的晚上，美娘回来迟了，而且饮酒过度，很快就困倦入睡，但秦重依然心满意足。美娘半夜呕吐，他用自己的袖子接住，给她递茶漱口，一夜拥着她，没有亵渎的举动。清晨醒来，美娘记起他的好心之举，意识到他的一片痴心：“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此后，秦重又多次帮她，美娘被他的至诚打动，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虽然她幼年逃难时被人卖入上等青楼，做惯了王孙贵胄的玩物，她也留了心眼，暗中积攒了一小笔钱。赎身之后，她与地位卑微的卖油郎结为夫妻，资助他开办油铺。靠着美娘的这些积蓄，这对平民夫妇勤俭持家，生意日渐兴隆，孩子获得功名，还不忘周济邻里。
章回小说
和话本小说一样，明代兴起的长篇“章回小说”也受到说书传统的很大影响。（“回”很可能指说书表演的一个时间单元。）如果说篇幅较短的话本倾向于突出情节和人物，章回小说则经常以抒情的笔调表达了对世界的整体洞察。例如，许多长篇作品都体现了理学家的理想，那就是天理统治着一个有序的伦理宇宙，这样的信念有利于中国在元朝统治结束后恢复汉族文化的特征。
与此同时，这些小说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描绘了多样化的人性，读者禁不住会怀疑，在一个被贪婪与淫欲败坏的世界里，各种彼此冲突的价值观是否能达成妥协。许多此类作品都既沉醉于佛教徒所称的“尘世”里，又试图超越它。它们尖锐真实地刻画了叛贼、草寇和道德秩序的其他反抗者，有些读者在其中发现了英雄，另外的读者则看见了控制颠覆性思想和女性等边缘群体的企图。
学者们有时把传统小说比作中国的园林和山水画，二者都邀请我们流连其中，而不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观赏。它们经常有一百多回，片段化的情节一般都以季节、地理或神话的模式作为结构框架。章回末尾通常都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但这种衔接并不保证全书有统一的宏观结构。许多长篇小说借鉴了戏剧的常规，情节在三分之二处到达高潮，然后缓慢进入结局部分，让人感觉生命仍将如此延续。
明代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取材于历史，描绘了汉朝的覆灭和三国的兴起（3世纪早期）。（“演义”字面意思是“详细阐发意义”。）小说手稿诞生于14世纪，1522年刻印，后又历经数代作家兼编者的修改，最通行的版本是带评点的毛宗岗（1632-1709）本（1679）。《三国演义》曾被多次精心改编成影视作品，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1994年推出的轰动一时的八十四集电视连续剧。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昂贵的一部电视剧，参与演出的人员达四十万，吸引了全世界十二亿的观众。
这部小说叙述部分用的是浅近文言，对话部分更接近口语，一百二十回的篇幅赋予了它史诗的规模和气魄。它将众多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融汇成一部长篇传奇，强化了历史遵循特定宏观模式的观念。小说的情节暗示，在历史的伦理秩序的演进中，个人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毛宗岗在序言中阐述了这种见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虽然描绘的是历史事件，《三国演义》也极富感染力地呈现了人物的个人奋斗，正因如此，小说中的许多形象成了人们谈论阴谋、恶行和权斗时经常引用的典型。魏王曹操被塑造成一位阴险残忍的诗人君主，蜀汉皇帝刘备和他的两位结义兄弟-勇敢却自负的关羽和跋扈而暴躁的张飞-则是正面角色。三人统一天下的梦想屡屡碰壁，直到刘备请道家智者诸葛亮出山才有起色。[6]在关键性的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召来了火攻所需的东南风，曹军溃逃，此次胜利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虽然小说将刘备视为恢复汉室的正统人选，他却过于看重个人义气，时常做出固执的决定。因为诸葛亮必须服从刘备的选择，他的谋略有时也难以施展。尽管他的忠诚堪为儒家教科书的典范，他却无力阻止刘备为两位小弟复仇。刘备盲目攻吴，惨遭失败，含恨病死，蜀国也到了覆灭的边缘，诸葛亮虽然有所不甘，还是尽心竭力辅佐懦弱的后主。
小说对道德报应的强调或许能让读者更愿意相信历史的轮回，但最终的结果并非如此明确。作品是想暗示，虽然要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分合的循环终能把贤德的君主推上宝座？还是通过记述历史的轮回来嘲讽王朝治乱的理想，如小说中那句著名的话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另一部明朝名著《水浒传》（约1550）描绘了12世纪初一群大碗喝酒、胆大妄为的草寇。一百〇八位好汉中，三十六位是重点刻画的主要人物，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逼上梁山，有的是对官府的腐败不满，有的是为了报仇，有的是被其他草寇胁迫，或者像大方却冷酷的首领宋江那样，是因为妻子的背叛。小说的打斗、结拜、吃喝场景都极具现实感，故事的高潮是为庆祝好汉人数达到天定的一百〇八人（包括三个女人）而举行的盛大酒席。这些忠诚的草寇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抢劫富豪，击败官军，争取招安，然后又为朝廷征讨叛军。然而，他们对无辜的孩子和女人没有任何怜悯心，书中血淋淋的屠杀、剥皮和吃人肉的描写让一些学者忍不住谴责这些好汉的暴虐。支配他们的是一种帮会意识，依靠一套严苛的规则来维系，其基础是复仇心和对女性的憎恶。他们深信女人既软弱又淫邪，所以把禁绝性欲视为阳刚的标志，把残杀出轨的女人视为兄弟义气的证明。
和《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口语化更彻底，大量使用了成语和民歌，能让更多的读者理解，因而点评者更觉有必要控制这部小说的社会影响。它是一曲农民起义的颂歌，还是一则揭露帮会意识的恐怖后果的寓言，读者对此争论不休。（由于它经过多位作者和编者的修改，或许本来就没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即使读者崇拜小说里那些叛逆的冒险者，当他们看到没有儒家伦理加以约束的复仇欲望造成了怎样的毁灭与混乱时，也很难不心生怵惕。
这类小说都是在缓慢的累积中演化而成的，和重写前代诗歌的做法相仿，文人们经常为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目的改写更早的版本。在提高劝服力和扩大销量的双重欲望驱动下，重要的小说付印时，往往会在前面加上导读，在正文中间、书页边缘和每回末尾插入宣扬儒家观念的点评。（必要时他们会声称，如果读者发现点评和正文有冲突，那是他们自己阅读不够仔细。）点评者和编者也会讨论佛家和道家的主题，例如自然的变化之道和伦理行为的因果报应，他们也会评价作品在结构、风格和节奏等方面的优缺点。
这些点评将小说也视为值得阐释的严肃文学，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理论的范围，因为此前几乎只有诗歌才有这样的待遇。一些编者还对经手的材料作了实质性的改动，例如金圣叹（1608-1661）就将《水浒传》从一百二十回删成了七十回（1641）。不同的点评本有时会造成严重的争议，《三国演义》就是如此。 [7]有人认为它描绘忠勇行为是在宣扬明朝最为看重的价值观，有人却觉得，这些人物的自负造成了灾难，因而作品是在隐晦地批评明朝的帝国宣传。
《西游记》（1592）或许是最脍炙人口的东亚文学经典。小说对历史上高僧玄奘（596-664）犯险远赴印度的故事加以艺术的虚构，来讽刺当时社会的痼疾。这部长达百回的作品（作者可能是吴承恩，约1500-1582）脱胎于《大唐西域记》以及以玄奘为题材的各种传记、变文、戏剧，但它比此前的长篇小说更具结构上的统一性。小说里的玄奘还在襁褓之中时，寡母就惨遭恶匪抢夺奸污。在取经路上，他总是惊慌失措，忧心如焚，但最终他还是到达西天，取回了三藏佛经（“三藏”也是他的法号），并把它们译成中文。
这部记行小说 [8] 为信念坚定而性格怯懦的唐僧配备了四位有超自然法力的同伴：机智而冲动的孙悟空、贪吃好色的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最重要的角色是美猴王孙悟空，作品就是以他的早期经历开场的。他足智多谋，但就像人心一样狂野躁动，直到被佛法管束住。他极受读者欢迎，在无数漫画、电影、电视剧和电子游戏里都有他的身影。靠着一根金箍棒，孙悟空经常是同伴的救星，但若没有玄奘的紧箍咒，他那肆无忌惮的神通就会让大家都身陷险境。
如果把《西游记》当作一部象征性的小说，那么玄奘就是求道者，悟空是他的心智，白龙马是他的意志，八戒是他的生理欲望，沙僧是他与大地的联系。取经之路代表心智的修行，作品中的危难与妖怪代表遮蔽顿悟之光的种种扭曲的幻象。小说对精神追求的描绘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反讽，学者们各执一词。它是严肃的史诗还是史诗的戏仿？它是鼓吹用佛法度人，还是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
许多续篇和后行篇进一步扩大了这部小说的名气和影响力。 [9]和它的母小说一样，《西游补》[10]（1641）既是辛辣的社会讽刺作品，也是高明的佛教寓言，表现了“情”对心的种种禁锢。孙悟空被鲭鱼精（“鲭”和“情”谐音）所迷，困在一系列幻境中，但他却借此开了心窍，洞察到欲望的本质：它如何蒙骗人，自己又如何受制于它。当他悟到这一点时，作品便从聚焦于他的第三人称叙事切换为全知式叙事，视角的变化仅是本书刻意采用的文学技巧之一。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部十六回的小说不算长，但其内容却为精神分析派的解读提供了宝藏，里面有时空穿梭的“万镜楼台”，一大群凿天的“踏空儿”，以及其他许多超现实的景象，简直是焦虑征候的“梦文本”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