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工业社会的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使得这些社会能应对工业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并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组织之间达成切实可行的妥协政策。但正如上文所述，管控型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之一是国民经济与国际竞争相隔绝。随着帝国的衰落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国家间的隔绝难以继续。国际竞争加剧，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承受着无法应对的压力。
在价值观和工作重心方面也发生了更大范围的改变，这一变化显示出对于管控型资本主义的普遍反对。有迹象表明，对高税收的反抗日渐增多，对于依靠税收提供资金支持的公共服务所摆出的“爱用不用”的态度，不满情绪也日渐滋生。这些服务并没有提供消费者所期待的选择或快速积极的反应。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增长，但民众更为关心税收和物价，而不是工作。原本对于福利、平等、就业等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核心价值观的集体关注让位于更具个性化的自由和选择。
这些变化不仅部分解释了管控型资本主义的衰落，而且也有助于说明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方向。管控型资本主义同时遭到左派和右派的批评，但在80年代，右翼的选择最终占据上风。信奉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运作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新自由主义试图反拨管控型资本主义的方向，引导英国社会恢复资本主义早期的活力。70年代，新右派的领袖基思·约瑟夫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随后在80年代，撒切尔政府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90年代的新工党也跟着采纳了这些思想。
在保守党于1979年大选获胜之后，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和公共支出维持高就业率——连同统合主义策略宣告终结。很明显，政府的侧重点从维持高就业率转向了控制通胀。政府不再就政策向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和雇主联合会咨询，劳资双方的代表发现他们被排除在国家机构之外。右翼政府将工会代表排除在外，置之不理，这毫不奇怪。但是令全国性雇主联合组织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总理事感到震惊的是，当他在1980年见到撒切尔夫人时，他同样遭到了冷遇。对于统合关系的拒绝切断了劳资双方与政府的紧密联系。
通过以多种办法“让国家势力回退”，市场的力量得以复兴。通过限制福利支付（尤其是失业救济的支付）、用贷款取代直接拨款（例如教育开支）、增加收费等方法，福利支出得到削减。尽管如此，国家开支在总体上没有减少，因为失业人数增加带来了更多的社保开支。税收在总体上也没有削减，而是从收入税转为间接税，这一转变据称至少给予了民众更多的选择，因为他们可以不购买带有这些税种的商品。
公共事业与服务通过各种形式的私有化回归市场。最简单的形式是将公共企业出售给私人。根据叶金和史坦尼斯洛的统计，截至1992年，2/3的国有行业，共计46家主要机构，近90万名员工，都以这种方式被出售。公共住房也大规模被出售，政府立法授予住户购买所居住房产的权利。另一种私有化的形式是“强制竞争性报价”。这一做法要求公共机构就其所提供的服务接受私人报价，并将合同给予最具竞争力的报价者。以1983年为例，所有的地区医疗部门被要求引入竞争性报价机制来提供清洁、洗衣、饮食等服务。原有的“内部”供应方可能赢得合同，但要想获胜，它必须表现得像是一家私人公司。
其他公共事业无法按照这些方式轻易转为私有。但是，它们可以被要求表现得像是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虽然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彻底私有化在政治上无法做到，但是医疗和教育领域内部市场的形成迫使中小学、高校、医院等相互竞争。与此同时，医疗和教育领域（还包括养老保险）的私人机构得到了资金支持和鼓励。整体而言，监狱并没有私有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监狱接受私人管理，因此在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之间产生了竞争关系。
市场力量复兴的另一途径是去除或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控。去除管控也有多种形式，比如解除对周日交易的限制、放松计划管控和减少对商业电视的管控。这些措施或许对于金融业影响最大。
过去，金融业的惯例是不同的机构各自管理自己的领域，并维持不同领域的界限。以购房互助机构与银行为例，两者都经营贷款业务，但传统上两者在不同的市场上各自经营，相互并不存在竞争关系。金融功能的界限和行业的界限一样，与新自由主义关于竞争最大化的思想相冲突，尽管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原有的金融体系正在逐渐解体。伦敦的金融机构正在与纽约等其他金融中心争夺资本。国际间障碍的消除，尤其是1979年汇率管制的废除，使得外国银行有了更多在伦敦开展业务的自由，英国银行同样也有更多到国外经营的自由，这些做法加剧了金融业的竞争压力。我们在第一章曾提到的巴林银行试图利用金融自由进行投资，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但必须强调，尽管解除管控的变化确实发生了，却并不存在整体上的解控过程。安德鲁·甘贝尔曾强调，自由经济需要强势政府。市场力量的复兴事实上增加了政府管控。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代的众多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政府垄断只是被转成私人垄断或者私人公司被允许操纵市场，那么仅仅靠私有化不足以激励市场竞争，因此政府组建了一系列新的管制“办公室”，如燃气办公室、电信办公室和水务办公室等，以管制天然气、电信和水资源市场。
另一方面，工会被认为妨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作，因此被迫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法律管控。工会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挫败了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改革企图，但到了80年代，它们被迫屈服。现在对工会组织进行管制的法规规定了惩罚性的制裁措施，某个组织一旦违反，不仅会被罚款，而且会丧失资金来源、办公场地，甚至全部资产。80年代，工会遭受了来自政府的沉重打击，尤其是1984年至1985年的矿工罢工由于政府应对有方而遭到失败。罢工之前，政府增加了煤炭储备，并调拨大批警力以阻挠工会的纠缠策略，将矿工送上了法庭。根据珀西-史密斯和希利亚德的统计，共有超过4，000人遭到起诉，主要罪名为破坏公共秩序。
中央政府也对地方政府加强掌控，从而控制整个政府开支，并迫使地方政府进行服务部门私有化。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新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以改善并监督服务质量，提供行业运行的相关信息。事实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教育和医疗部门以及工会的控制力，超过了之前英国和平时期的任何阶段，其实国家势力根本没有“回退”。
所有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保守党政府上台的结果，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工党上台后延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做法也说明了这一点。必须承认，工党的政策与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有所不同，比如引入最低工资，授予工会组织参与工资谈判的权利，将部分铁路改回国有等。但是，最低工资制度只是设立最低水平，而大多数用来管制工会的法规都被保留，私有化进程继续进行而不是逆转。事实上，工党探索了复杂且新颖的方法，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即吸收私人资本和私人管理进入公共事业，将私有化引入新的领域。因此，私人公司接管了“不合格的”学校，甚至“不合格的”地方教育部门，并对其进行管理。
工党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计划很好地说明了它的办事方式。尽管工党对保守党引入的内部市场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且据说要废除内部市场，但在工党2002年提出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计划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非常明显。病人的选择处于该计划的核心，病人及其治疗医师将最终选择何时何地进行治疗，他们甚至可以选择私立医院或国外医院。由于资金支持将追随病人，医院将承受争夺病人的压力。计划着重强调通过解除集中化、奖励、“根据结果支付”等办法使病人获得更好的服务。
图7 回退：1984年，政府调用警力挫败矿工
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于市场机制的依赖并不意味着是市场而不是国家在掌控“国民医疗保健服务”。国家临床技术研究院将确保医院使用最具性价比的治疗方案。全国服务框架体系将设定治疗的标准。医疗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号称“超级医疗管制机构”，将监督医疗服务，对医护信任度打分，并且受理投诉。社会护理监督委员会将规范老年人的护理和照顾。所有这一切，连同其他数百个目标，都被列入了政府发布的“国民医疗保健计划”。
新工党早已偏离了以往的社会主义思想，工党价值观的关键变化显示了偏离的幅度。随着新工党远离传统的社会基础（即工会），它从集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工党热切关注教育及医疗领域内的消费者选择，也说明了这一点。工党还进行了一些再分配调整，尤其是采取了改善贫困儿童状况的措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并没有得到缓解，事实上收入差异进一步加剧。原先的平均主义再分配机制试图借助政府力量将资源从富人转向穷人，但在工党治下，这种再分配机制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更富个人主义色彩的分配方式所取代，穷人得到更多发挥他们潜力的机会。重要的是，现在探讨不平等时，指的不再是财富或收入差异，而是指准入资格。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新政治将平等界定为包括在内，将不平等界定为排除在外。”
资本主义的转型
在本章中，我们审视了资本主义的两次转型。关于资本主义，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第一次转型是从无序型资本主义转变为管控型资本主义，它表明有可能保护民众至少避开市场力量所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工作条件可以得到管制，并且工人们可以通过集体组织限制雇主的权力，并协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福利成为国家事务，国家将一些关键行业从市场收回，从而使所有公民都得以享受平等服务。政府试图在国家与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达成合作，从而对经济进行管理。资本主义可以得到管制，即使那些尝试这么做的人时常把事情办砸了，他们有时屈服于强大的资本所有者所施加的压力，或者干脆没能兑现他们的承诺。
但是，管控型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限制和替换商品及服务的市场供给时，它也在削弱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机制。当20世纪70年代国际竞争和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对旧工业社会施加了沉重压力时，管控型资本主义逐渐失去效力。破坏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另一因素是日渐增长的个人主义，它更强调消费者选择和市场供给。有人呼吁重拾过去时代的价值观和生命力。
第二次转型是市场力量得到复兴，但整个国家并没有“回退”，因为市场机制只有在政府干预和管制的背景下才能运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某个市场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这样的说法纯属想象，因为在无序型资本主义时期，国家通过维持秩序，在资本主义正常运作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管制大幅度加强已经成为该阶段的典型特征，相比管控型资本主义时期，当前的国家管制范围更广。
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为个人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更多自由，但也使得生活变得更不确定，工作压力增大，不平等现象加剧。无论是对于消费品、媒体渠道、假日旅游或者学校，不可否认现在有了更多选择。但是，未来变得更为不确定，尤其是民众生活的关键领域，如就业、住房和养老金。生活的不确定性，加上工会组织的弱化，削弱了被雇佣者抗拒雇主的劳动要求的底气，由于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国家更为严密的管控，雇主要求他们更好地完成更加艰巨的工作。一部分人身陷低工资的职业，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一部分人则能够抓住新的机会积聚财富，这两类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自由曾以换取更多平等的名义被削减，但是在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时期，平等和保障被舍弃了，以换取自由和选择。
尚无迹象显示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此类变化，但不能就此认定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阶段。如果说此刻市场看起来无懈可击，管控型资本主义在当时也曾是如此。如果说管控型资本主义存在许多弱点和缺陷，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同样如此，因为不平等和不确定性将产生新的缺陷和压力，从而催生变革。而且，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不稳定和一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最新阶段。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
第四章
全球各地的资本主义都一样吗？
随着管控型资本主义在不同社会获得发展，它采取了不同的组织与制度形式，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模式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看起来正推动所有的社会朝向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统一范式发展。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变得一模一样？抑或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国际间差异一直存在，并保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本章将审视瑞典、美国、日本三种截然不同的管控型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与转型。
瑞典式资本主义
在上述三个国家中，瑞典的管控型资本主义更接近英国模式。和英国一样，瑞典有着强势的工人运动、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体系以及工业化过程中最少的国家干涉，不过相比英国，瑞典在发展有效运作的管控型资本主义方面更为成功。
瑞典进行工业化时的社会环境与英国相差甚远。瑞典的工业化开始较晚，因为瑞典人口不多，国内市场很小，又没有海外帝国的市场及资源。因此，瑞典工业依赖出口，要想存活就必须具备高度竞争力。事实上，有论者提出，竞争压力迫使瑞典的工会和雇主通力协作，这就解释了“劳工和平”现象，后来瑞典以此现象而闻名。
这种观点不合实际，因为在瑞典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存在着激烈的阶级冲突。1909年，瑞典的一场大罢工持续了5个月，而1926年，英国的一场大罢工仅仅持续了一个星期。相比之下，英国的这次罢工更像是一场展示绅士风度的板球比赛。导致1909年大罢工的原因是不断升级的冲突，因为劳资双方都在扩张势力以求压倒对方。在工会中，社会主义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瑞典工业化的特定背景下，他们创造了工人阶级强大、统一的工会组织。瑞典雇主们对此的反应则是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全国雇主联合会，它迫使工会也采取相应的集中措施。瑞典社会普遍信奉路德派新教，不存在民族分歧和宗教分歧，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力薄弱，这一社会现状或许有利于产生强势的阶级组织，但背后的驱动力还是阶级冲突。
在价值观和工作重心方面也发生了更大范围的改变，这一变化显示出对于管控型资本主义的普遍反对。有迹象表明，对高税收的反抗日渐增多，对于依靠税收提供资金支持的公共服务所摆出的“爱用不用”的态度，不满情绪也日渐滋生。这些服务并没有提供消费者所期待的选择或快速积极的反应。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增长，但民众更为关心税收和物价，而不是工作。原本对于福利、平等、就业等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核心价值观的集体关注让位于更具个性化的自由和选择。
这些变化不仅部分解释了管控型资本主义的衰落，而且也有助于说明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方向。管控型资本主义同时遭到左派和右派的批评，但在80年代，右翼的选择最终占据上风。信奉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运作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新自由主义试图反拨管控型资本主义的方向，引导英国社会恢复资本主义早期的活力。70年代，新右派的领袖基思·约瑟夫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随后在80年代，撒切尔政府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90年代的新工党也跟着采纳了这些思想。
在保守党于1979年大选获胜之后，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和公共支出维持高就业率——连同统合主义策略宣告终结。很明显，政府的侧重点从维持高就业率转向了控制通胀。政府不再就政策向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和雇主联合会咨询，劳资双方的代表发现他们被排除在国家机构之外。右翼政府将工会代表排除在外，置之不理，这毫不奇怪。但是令全国性雇主联合组织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总理事感到震惊的是，当他在1980年见到撒切尔夫人时，他同样遭到了冷遇。对于统合关系的拒绝切断了劳资双方与政府的紧密联系。
通过以多种办法“让国家势力回退”，市场的力量得以复兴。通过限制福利支付（尤其是失业救济的支付）、用贷款取代直接拨款（例如教育开支）、增加收费等方法，福利支出得到削减。尽管如此，国家开支在总体上没有减少，因为失业人数增加带来了更多的社保开支。税收在总体上也没有削减，而是从收入税转为间接税，这一转变据称至少给予了民众更多的选择，因为他们可以不购买带有这些税种的商品。
公共事业与服务通过各种形式的私有化回归市场。最简单的形式是将公共企业出售给私人。根据叶金和史坦尼斯洛的统计，截至1992年，2/3的国有行业，共计46家主要机构，近90万名员工，都以这种方式被出售。公共住房也大规模被出售，政府立法授予住户购买所居住房产的权利。另一种私有化的形式是“强制竞争性报价”。这一做法要求公共机构就其所提供的服务接受私人报价，并将合同给予最具竞争力的报价者。以1983年为例，所有的地区医疗部门被要求引入竞争性报价机制来提供清洁、洗衣、饮食等服务。原有的“内部”供应方可能赢得合同，但要想获胜，它必须表现得像是一家私人公司。
其他公共事业无法按照这些方式轻易转为私有。但是，它们可以被要求表现得像是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虽然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彻底私有化在政治上无法做到，但是医疗和教育领域内部市场的形成迫使中小学、高校、医院等相互竞争。与此同时，医疗和教育领域（还包括养老保险）的私人机构得到了资金支持和鼓励。整体而言，监狱并没有私有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监狱接受私人管理，因此在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之间产生了竞争关系。
市场力量复兴的另一途径是去除或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控。去除管控也有多种形式，比如解除对周日交易的限制、放松计划管控和减少对商业电视的管控。这些措施或许对于金融业影响最大。
过去，金融业的惯例是不同的机构各自管理自己的领域，并维持不同领域的界限。以购房互助机构与银行为例，两者都经营贷款业务，但传统上两者在不同的市场上各自经营，相互并不存在竞争关系。金融功能的界限和行业的界限一样，与新自由主义关于竞争最大化的思想相冲突，尽管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原有的金融体系正在逐渐解体。伦敦的金融机构正在与纽约等其他金融中心争夺资本。国际间障碍的消除，尤其是1979年汇率管制的废除，使得外国银行有了更多在伦敦开展业务的自由，英国银行同样也有更多到国外经营的自由，这些做法加剧了金融业的竞争压力。我们在第一章曾提到的巴林银行试图利用金融自由进行投资，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但必须强调，尽管解除管控的变化确实发生了，却并不存在整体上的解控过程。安德鲁·甘贝尔曾强调，自由经济需要强势政府。市场力量的复兴事实上增加了政府管控。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代的众多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政府垄断只是被转成私人垄断或者私人公司被允许操纵市场，那么仅仅靠私有化不足以激励市场竞争，因此政府组建了一系列新的管制“办公室”，如燃气办公室、电信办公室和水务办公室等，以管制天然气、电信和水资源市场。
另一方面，工会被认为妨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作，因此被迫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法律管控。工会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挫败了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改革企图，但到了80年代，它们被迫屈服。现在对工会组织进行管制的法规规定了惩罚性的制裁措施，某个组织一旦违反，不仅会被罚款，而且会丧失资金来源、办公场地，甚至全部资产。80年代，工会遭受了来自政府的沉重打击，尤其是1984年至1985年的矿工罢工由于政府应对有方而遭到失败。罢工之前，政府增加了煤炭储备，并调拨大批警力以阻挠工会的纠缠策略，将矿工送上了法庭。根据珀西-史密斯和希利亚德的统计，共有超过4，000人遭到起诉，主要罪名为破坏公共秩序。
中央政府也对地方政府加强掌控，从而控制整个政府开支，并迫使地方政府进行服务部门私有化。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新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以改善并监督服务质量，提供行业运行的相关信息。事实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教育和医疗部门以及工会的控制力，超过了之前英国和平时期的任何阶段，其实国家势力根本没有“回退”。
所有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保守党政府上台的结果，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工党上台后延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做法也说明了这一点。必须承认，工党的政策与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有所不同，比如引入最低工资，授予工会组织参与工资谈判的权利，将部分铁路改回国有等。但是，最低工资制度只是设立最低水平，而大多数用来管制工会的法规都被保留，私有化进程继续进行而不是逆转。事实上，工党探索了复杂且新颖的方法，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即吸收私人资本和私人管理进入公共事业，将私有化引入新的领域。因此，私人公司接管了“不合格的”学校，甚至“不合格的”地方教育部门，并对其进行管理。
工党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计划很好地说明了它的办事方式。尽管工党对保守党引入的内部市场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且据说要废除内部市场，但在工党2002年提出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计划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非常明显。病人的选择处于该计划的核心，病人及其治疗医师将最终选择何时何地进行治疗，他们甚至可以选择私立医院或国外医院。由于资金支持将追随病人，医院将承受争夺病人的压力。计划着重强调通过解除集中化、奖励、“根据结果支付”等办法使病人获得更好的服务。
图7 回退：1984年，政府调用警力挫败矿工
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于市场机制的依赖并不意味着是市场而不是国家在掌控“国民医疗保健服务”。国家临床技术研究院将确保医院使用最具性价比的治疗方案。全国服务框架体系将设定治疗的标准。医疗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号称“超级医疗管制机构”，将监督医疗服务，对医护信任度打分，并且受理投诉。社会护理监督委员会将规范老年人的护理和照顾。所有这一切，连同其他数百个目标，都被列入了政府发布的“国民医疗保健计划”。
新工党早已偏离了以往的社会主义思想，工党价值观的关键变化显示了偏离的幅度。随着新工党远离传统的社会基础（即工会），它从集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工党热切关注教育及医疗领域内的消费者选择，也说明了这一点。工党还进行了一些再分配调整，尤其是采取了改善贫困儿童状况的措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并没有得到缓解，事实上收入差异进一步加剧。原先的平均主义再分配机制试图借助政府力量将资源从富人转向穷人，但在工党治下，这种再分配机制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更富个人主义色彩的分配方式所取代，穷人得到更多发挥他们潜力的机会。重要的是，现在探讨不平等时，指的不再是财富或收入差异，而是指准入资格。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新政治将平等界定为包括在内，将不平等界定为排除在外。”
资本主义的转型
在本章中，我们审视了资本主义的两次转型。关于资本主义，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第一次转型是从无序型资本主义转变为管控型资本主义，它表明有可能保护民众至少避开市场力量所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工作条件可以得到管制，并且工人们可以通过集体组织限制雇主的权力，并协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福利成为国家事务，国家将一些关键行业从市场收回，从而使所有公民都得以享受平等服务。政府试图在国家与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达成合作，从而对经济进行管理。资本主义可以得到管制，即使那些尝试这么做的人时常把事情办砸了，他们有时屈服于强大的资本所有者所施加的压力，或者干脆没能兑现他们的承诺。
但是，管控型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限制和替换商品及服务的市场供给时，它也在削弱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机制。当20世纪70年代国际竞争和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对旧工业社会施加了沉重压力时，管控型资本主义逐渐失去效力。破坏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另一因素是日渐增长的个人主义，它更强调消费者选择和市场供给。有人呼吁重拾过去时代的价值观和生命力。
第二次转型是市场力量得到复兴，但整个国家并没有“回退”，因为市场机制只有在政府干预和管制的背景下才能运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某个市场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这样的说法纯属想象，因为在无序型资本主义时期，国家通过维持秩序，在资本主义正常运作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管制大幅度加强已经成为该阶段的典型特征，相比管控型资本主义时期，当前的国家管制范围更广。
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为个人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更多自由，但也使得生活变得更不确定，工作压力增大，不平等现象加剧。无论是对于消费品、媒体渠道、假日旅游或者学校，不可否认现在有了更多选择。但是，未来变得更为不确定，尤其是民众生活的关键领域，如就业、住房和养老金。生活的不确定性，加上工会组织的弱化，削弱了被雇佣者抗拒雇主的劳动要求的底气，由于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国家更为严密的管控，雇主要求他们更好地完成更加艰巨的工作。一部分人身陷低工资的职业，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一部分人则能够抓住新的机会积聚财富，这两类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自由曾以换取更多平等的名义被削减，但是在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时期，平等和保障被舍弃了，以换取自由和选择。
尚无迹象显示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此类变化，但不能就此认定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阶段。如果说此刻市场看起来无懈可击，管控型资本主义在当时也曾是如此。如果说管控型资本主义存在许多弱点和缺陷，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同样如此，因为不平等和不确定性将产生新的缺陷和压力，从而催生变革。而且，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不稳定和一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最新阶段。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
第四章
全球各地的资本主义都一样吗？
随着管控型资本主义在不同社会获得发展，它采取了不同的组织与制度形式，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模式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看起来正推动所有的社会朝向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统一范式发展。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变得一模一样？抑或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国际间差异一直存在，并保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本章将审视瑞典、美国、日本三种截然不同的管控型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与转型。
瑞典式资本主义
在上述三个国家中，瑞典的管控型资本主义更接近英国模式。和英国一样，瑞典有着强势的工人运动、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体系以及工业化过程中最少的国家干涉，不过相比英国，瑞典在发展有效运作的管控型资本主义方面更为成功。
瑞典进行工业化时的社会环境与英国相差甚远。瑞典的工业化开始较晚，因为瑞典人口不多，国内市场很小，又没有海外帝国的市场及资源。因此，瑞典工业依赖出口，要想存活就必须具备高度竞争力。事实上，有论者提出，竞争压力迫使瑞典的工会和雇主通力协作，这就解释了“劳工和平”现象，后来瑞典以此现象而闻名。
这种观点不合实际，因为在瑞典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存在着激烈的阶级冲突。1909年，瑞典的一场大罢工持续了5个月，而1926年，英国的一场大罢工仅仅持续了一个星期。相比之下，英国的这次罢工更像是一场展示绅士风度的板球比赛。导致1909年大罢工的原因是不断升级的冲突，因为劳资双方都在扩张势力以求压倒对方。在工会中，社会主义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瑞典工业化的特定背景下，他们创造了工人阶级强大、统一的工会组织。瑞典雇主们对此的反应则是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全国雇主联合会，它迫使工会也采取相应的集中措施。瑞典社会普遍信奉路德派新教，不存在民族分歧和宗教分歧，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力薄弱，这一社会现状或许有利于产生强势的阶级组织，但背后的驱动力还是阶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