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就此匆忙得出结论，将政府的紧急干预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方向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将银行收归国有可能只是临时举措。英国的工党政府在态度上并没有发生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他们逐步地、不情愿地接管银行的做法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这么做，目的在于保持金融体系的运作，而不是因为相信公有制的好处。英国的全面私有化源自20世纪80年代，看起来当前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反拨。资本主义将坚持重新市场化的做法。
必须要指出的是，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管制本身对于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来说并不陌生。尽管不充分的管制使得当前的危机得以发展，但创建一个新的管制机构以避免滥用市场行为并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国家引导与国有制对资本主义有害，但是国家管制事实上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很多事取决于危机的程度与持续时间。当前的危机是一次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几乎所有地区的生产都受到影响。据预测，2009年美国、英国、欧元区及日本的经济都将衰退。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一样，国家保护的政策可能使危机加剧。尽管每个国家都在公开反对保护主义，但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些国家正试图保护它们的产业，并把投资集中于国内。国际贸易正在衰退，一些人担心某种“去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发生，这一过程将伤害所有国家，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尤为剧烈。
不过全球衰退的程度可能被夸大了。据预测，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在2009年将继续增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中国的年增长率为8%，印度为6%，尽管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依然会取得大幅度增长。尽管对西方出口减少给中国带来了问题，但是，中国拥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中国的国内市场足以推动经济自足增长。要想设法摆脱现有的全球经济危机，关键在于远东地区的经济体：究竟它们现在是否能够自给自足，推动经济增长，抑或国际贸易将它们如此紧密地与传统工业社会捆绑在一起，以致它们也将一起衰退，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
2009年4月
第一章
什么是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
1601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第一支远航船队前往东印度。经过18个月的航行，四艘船只——“升天号”、“猛龙号”、“赫克托耳号”、“苏珊号”——从苏门答腊和爪哇返回，带回的货物以胡椒为主。此次冒险的成功促使同一批船队于1604年3月离开伦敦，开始第二次远航。船队返回时，“赫克托耳号”和“苏珊号”率先启程，但“苏珊号”在海上失事，而“赫克托耳号”则被“升天号”和“猛龙号”救起，当时它正漂流在南非附近的海上，多数水手已经死亡。三艘船于1606年5月回到英格兰，带回了胡椒、丁香、肉豆蔻等货物。投资于这两次航行的股东们从中获得了相当于投资额95%的利润。
1607年，船队的第三次远航同样取得成功，但1608年“升天号”和“联合号”的第四次航行却是一次彻底的灾难。“升天号”抵达印度的西海岸，却在那里因为它那“傲慢且固执的船长”的错误决定而失事。他忽视了当地人关于浅水区的警告，导致船只搁浅。“联合号”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港口停靠，在那里船员们遭遇埋伏，船长被杀，不过“联合号”依然抵达苏门答腊并满载了货物。但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联合号”在法国布列塔尼附近的海岸失事。投资者在这次航行中损失了全部资本。
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期望获取利润的投资行为。通过类似的远距离贸易，投资者可能获得巨额利润，但同时也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利润完全来自稀缺性和距离。欧洲和香料原产地之间胡椒价格的巨大差异造就了利润，巨额利润使得人们无视冒险的成本。真正重要的是货物是否能运回欧洲，不过市场条件也很重要，因为大型船队的突然回归可能会压低价格。如果贸易的高额利润吸引了太多人参与，市场也可能会变得饱和。胡椒的过量供应迫使东印度公司采取多元化经营，同时贩卖胡椒之外的香料和其他产品，比如靛蓝染料。
此类贸易需要大量资本。首先必须造一艘大船，如“东印度人号”（此类商船大都被如此命名），船上配备相应设施，并装上火炮以对付荷兰和葡萄牙的竞争对手。当它远航归来时，还得维修。公司位于布莱克沃尔和德特福德的船厂需要大笔资金支持。在当地，船厂是主要的劳动雇佣者。远航的船只还要捎上用于购买香料的金条和货物，装上弹药以及备足大批船员所需的食物和饮水，这也需要资本。在东印度公司第三次远航的时候，“猛龙号”有150名船员，“赫克托耳号”100名，“升天号”30名，总共需要预备280人的饮食，至少在航程的初始阶段是如此。需要大批船员的原因之一是确保在航程中发生危险造成人员伤亡后，有足够的水手驾驶船只返航。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本主要来自伦敦的富商，他们掌控并管理资本的使用。资本的另一来源是贵族及其附庸，公司欢迎这些人的加入，因为他们在宫廷中很有影响力。公司的特权取决于王室的态度。外国资本同样参与其中，主要来自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排除在外的荷兰商人。这些商人还是荷兰公司活动情报的有效来源。
图1 “东印度人号”，1829年
东印度公司的前12次航行都是分别募集资金的，每次航行的资本属于一次性投资，所获利润根据商业传统在股东间分配。但是，对于长途贸易的投资来说，这种方式极具风险，因为资本将前往遥远的未知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不确定状态。每次航行中派遣多艘船只可以分散风险，但整个船队也可能全部遇难，就像1608年的那次远航。东印度公司转而采取将风险分散到几次航行里去的融资办法，于是公司变为成熟的联合股份公司。自1657年之后，公司所获得的投资改为连续性的资本投入，与特定的航行无关。1688年，东印度公司股票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
东印度公司还通过垄断措施减少风险。和它的国外竞争对手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政府联系紧密，后者给予它东方商品的进口垄断权以及使用金条作为支付手段的权力。作为回报，一直缺乏资金的政府对公司的大宗商品及贵重物品进口收取关税以资岁收。东印度公司当然也要面对竞争，但主要是国际竞争，即英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印度周边地区的竞争。在三个国家的本国范围内，竞争被尽可能地消除殆尽。被排除在外的其他人一直努力介入贸易，而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的关键特权之一就是对“闯入者”采取行动。
通过大量购入股票和抑制销售可以操控市场。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尤其善于此类操作，他们忙于达成对各类商品的垄断，不仅是香料，还包括瑞典的铜、鲸鱼制品、意大利丝绸、糖、香精和硝石（火药的成分之一）。要做到这一点，巨大的存储仓库是关键。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评论道，荷兰商人的仓库比巨舰更大、更昂贵。他们可能贮存大量谷物，足够整个国家吃上10到12年。这不仅是抑制商品供应以抬高价格的问题，因为大量存储也使得荷兰能突然将货物倾销到整个欧洲市场，从而打垮外国竞争者。
这当然是资本主义，因为远途贸易需要以获取巨额利润为目的的大笔投资，但是这显然并不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获取高额利润的秘密在于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确保垄断，排斥竞争对手，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市场。因为利润是通过交易稀缺商品而不是合理化生产的方式取得的，商业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影响有限。当时欧洲的大多数居民过着自己的生活，资本所有者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影响他们。
资本主义生产
18世纪80年代，两个苏格兰人，詹姆斯·麦康奈尔和约翰·肯尼迪从家乡一路向南到达兰开夏郡，加入当地的棉纺织业，成为学徒工。他们积累了一定经验并从纺织机械生产中赚了一笔钱，随后两人在1795年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初始资本为1，770英镑。他们很快从纺纱业务中获取了可观的利润，1799年和1800年，公司的资本回报率超过30%。他们迅速累积资本。1800年，他们的资本上升到22，000英镑；1810年，进一步上升到88，000英镑。到1820年，公司拥有三家纱厂，并且成为了全球棉纺之都曼彻斯特精品棉纺织业的龙头老大。
然而，棉纺织业迅速成为激烈竞争的行业，利润无法维持在19世纪初的高水平。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高利润导致行业扩张，吸引了众多新企业加入。到1819年，已经有344家纱厂。到183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815家。技术进步使得19世纪30年代的生产率出现大幅度提升，竞争促使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机械。这一时期建造的纱厂面积更大，可容纳40，000台纺锤，而之前的工厂只能容纳大约4，500台纺锤。19世纪30年代，厂房和机械的巨额投资成本，加上生产率提高后对棉线价格的挤压，使得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
利润最终取决于将棉花原料加工成纱线的工人。麦康奈尔和肯尼迪的员工人数从1802年的312人增加到19世纪30年代的约1，500人。其中多数为廉价的童工，经常出现雇用的劳工中近半数不满16岁的情况。1819年，有100名儿童不满10岁，甚至有7岁儿童，他们必须从早上6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7点半。
除了新厂房和新机械偶尔产生的高成本，公司的主要开支是工资。1811年，公司的年度工资支出超过35，000英镑。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此项支出超过48，000英镑。通过压低工资水平，并用技术一般但相对廉价的劳工替代技术熟练的工人（自动机械的发明使其成为可能），公司达到了尽可能压缩工资开销的目的。棉纺织业一再出现的不稳定状况，导致市场需求周期性暴跌，雇主不得不降低酬劳并压缩工作时间以求继续生存。
图2 动力织布机在一家19世纪的纱厂中占主导地位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引发的劳资纠纷越来越有组织性。纺织工人通过工会来保护自身利益，反对削减工资。他们的组织起初限于地方，随后扩展到区域，并最终成为全国性组织。从1810年到1818年，再到1830年，有组织的罢工越来越多，但都被得到政府支持的雇主所挫败，政府拘捕罢工者并将工会领袖关入监狱。雇主们建立了自己的联合会，以便将工会激进分子“列入黑名单”，采取“停工以迫使工人妥协”的办法回应罢工，并且相互提供资金支持。不过纺织工人所采取的强力行动看起来颇为见效，尽管纺织业利润率下降，雇主们极力削减工资，但工资依然保持稳定。
对劳动者的剥削不仅限于压低工资，还涉及对劳动者的规训。要想将开支降到最低，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有规律的、持续的工作。昂贵的机械必须不间断地运转。懒散、酗酒，甚至连闲逛和交谈都被禁止。纱厂在招募员工时遇到麻烦，因为人们就是不喜欢长时间、不间断的劳动班次和严密的监管。雇主们不得不寻找达成规训的办法，对于首批工业劳动者来说，这种规训极其陌生。雇主们通常采用体罚（针对童工）、罚款或威胁开除等粗放且消极的制裁措施，但有些人则采取更为复杂的、以道德说教为主的方式来控制工人。
罗伯特·欧文在他位于新拉纳克的工厂引入了“无声的监督者”机制。每个工人有一段木头，木头的侧面如果涂上黑色，表示工作糟糕，蓝色表示不好不坏，黄色表示好，白色则表示优秀。涂上颜色的那一面被转到正前方，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以便不断提醒该工人前一天所完成工作的质量。每个部门都有一本“品质登记簿”，记录每个工人每天的颜色评价。规训不仅关系到工厂，因为欧文还控制了社区。他派出街道巡逻队搜寻醉酒者，并在第二天早晨对其进行处罚。他坚持卫生清洁，制定了清扫街道和房屋的详尽要求。他在冬天甚至还实施宵禁，要求所有人在晚上10点半之后不得出门。
正如E.P.汤普森所强调的那样，经过规训的工作是有规律的、遵循时间安排的工作。它意味着每天早起，按时开始工作，到了规定的时间点停下来休息，休息时间的长度也有明确规定。雇主们一直反对工人们一项由来已久的请假惯例，即以额外的“圣徒日”、“圣周一”，甚至包括“圣周二”为借口旷工，以便从周末的宿醉中恢复。时间变成了战场，一些无耻的雇主甚至在早晨将钟表的时间向前拨，到了晚上又拨回来。有许多故事都提到，雇主把工人的手表摘下，这样他们对时间的控制就不会遭到质疑。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计时器的拥有率也迅速增加，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在18世纪末，政府甚至竭力想对钟表的所有权收税。
工业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工作，它同时也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休闲”。乍看起来，这种说法令人吃惊，因为早期的纱厂雇主想要尽可能地延长机器运转时间，迫使工人长时间工作。但是，通过在工作时间要求工人持续工作，排除工作之外的活动，雇主将休闲和工作分离开来。有些雇主在工厂关闭期间设置长假，从而明确划分工作与休闲，因为这样做胜过任由零星休假干扰工作进度。作为工作之外的时间，“休闲”包括假期、周末、夜晚等多种形式，它是规训后的、有约束的工作时间的产物，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这样的工作时间。工人们随即希望得到更多的休闲，休闲时间的延长得益于工会运动，后者肇始于棉纺织业，最终政府通过新法令限制了工作时间，并给予工人休假权。
在另一层意义上，休闲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即休闲的商业化。这不再意味着参与传统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工人们开始付钱换取由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的休闲活动。新的铁路公司提供价格低廉的短途旅行车票，兰开夏郡的纺织工人可以借此去布莱克浦度假。1841年，旅游业的先驱托马斯·库克组织了第一次旅行，运送人们坐火车从莱斯特到拉夫伯勒参加戒酒者的聚会。此时，组织人们大规模旅行去观看收费入场的体育比赛，特别是足球和赛马，成为了可能。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无法估量，因为一批全新的、对休闲市场进行利用和开发的产业开始涌现，这一市场即将成为消费者需求、就业和利润的重要源头。
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休闲生活。以获利为目的的资本投资驱动着工业革命，而飞速的技术进步则以惊人的速度提高着生产率。但机器不可能自行运作，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雇佣劳动力。工资是雇主的主要开支，因而也成为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焦点。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说法，工人所拥有的只是自身的“劳动力”，即通过体力劳动获取金钱的能力。工人们集中于工厂和手工作坊，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在监工们的眼皮底下连续地、有纪律地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机会通过工会将自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与工作无关的活动被排斥在工作时间之外，成为休闲时间的内容。日常生活至此被明确划分为工作与休闲两部分。然而，雇佣劳动的形式也意味着工人们有钱用于休闲生活的开销。休闲的商业化创造了新的产业，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
必须要指出的是，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管制本身对于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来说并不陌生。尽管不充分的管制使得当前的危机得以发展，但创建一个新的管制机构以避免滥用市场行为并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国家引导与国有制对资本主义有害，但是国家管制事实上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很多事取决于危机的程度与持续时间。当前的危机是一次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几乎所有地区的生产都受到影响。据预测，2009年美国、英国、欧元区及日本的经济都将衰退。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一样，国家保护的政策可能使危机加剧。尽管每个国家都在公开反对保护主义，但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些国家正试图保护它们的产业，并把投资集中于国内。国际贸易正在衰退，一些人担心某种“去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发生，这一过程将伤害所有国家，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尤为剧烈。
不过全球衰退的程度可能被夸大了。据预测，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在2009年将继续增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中国的年增长率为8%，印度为6%，尽管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依然会取得大幅度增长。尽管对西方出口减少给中国带来了问题，但是，中国拥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中国的国内市场足以推动经济自足增长。要想设法摆脱现有的全球经济危机，关键在于远东地区的经济体：究竟它们现在是否能够自给自足，推动经济增长，抑或国际贸易将它们如此紧密地与传统工业社会捆绑在一起，以致它们也将一起衰退，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
2009年4月
第一章
什么是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
1601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第一支远航船队前往东印度。经过18个月的航行，四艘船只——“升天号”、“猛龙号”、“赫克托耳号”、“苏珊号”——从苏门答腊和爪哇返回，带回的货物以胡椒为主。此次冒险的成功促使同一批船队于1604年3月离开伦敦，开始第二次远航。船队返回时，“赫克托耳号”和“苏珊号”率先启程，但“苏珊号”在海上失事，而“赫克托耳号”则被“升天号”和“猛龙号”救起，当时它正漂流在南非附近的海上，多数水手已经死亡。三艘船于1606年5月回到英格兰，带回了胡椒、丁香、肉豆蔻等货物。投资于这两次航行的股东们从中获得了相当于投资额95%的利润。
1607年，船队的第三次远航同样取得成功，但1608年“升天号”和“联合号”的第四次航行却是一次彻底的灾难。“升天号”抵达印度的西海岸，却在那里因为它那“傲慢且固执的船长”的错误决定而失事。他忽视了当地人关于浅水区的警告，导致船只搁浅。“联合号”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港口停靠，在那里船员们遭遇埋伏，船长被杀，不过“联合号”依然抵达苏门答腊并满载了货物。但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联合号”在法国布列塔尼附近的海岸失事。投资者在这次航行中损失了全部资本。
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期望获取利润的投资行为。通过类似的远距离贸易，投资者可能获得巨额利润，但同时也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利润完全来自稀缺性和距离。欧洲和香料原产地之间胡椒价格的巨大差异造就了利润，巨额利润使得人们无视冒险的成本。真正重要的是货物是否能运回欧洲，不过市场条件也很重要，因为大型船队的突然回归可能会压低价格。如果贸易的高额利润吸引了太多人参与，市场也可能会变得饱和。胡椒的过量供应迫使东印度公司采取多元化经营，同时贩卖胡椒之外的香料和其他产品，比如靛蓝染料。
此类贸易需要大量资本。首先必须造一艘大船，如“东印度人号”（此类商船大都被如此命名），船上配备相应设施，并装上火炮以对付荷兰和葡萄牙的竞争对手。当它远航归来时，还得维修。公司位于布莱克沃尔和德特福德的船厂需要大笔资金支持。在当地，船厂是主要的劳动雇佣者。远航的船只还要捎上用于购买香料的金条和货物，装上弹药以及备足大批船员所需的食物和饮水，这也需要资本。在东印度公司第三次远航的时候，“猛龙号”有150名船员，“赫克托耳号”100名，“升天号”30名，总共需要预备280人的饮食，至少在航程的初始阶段是如此。需要大批船员的原因之一是确保在航程中发生危险造成人员伤亡后，有足够的水手驾驶船只返航。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本主要来自伦敦的富商，他们掌控并管理资本的使用。资本的另一来源是贵族及其附庸，公司欢迎这些人的加入，因为他们在宫廷中很有影响力。公司的特权取决于王室的态度。外国资本同样参与其中，主要来自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排除在外的荷兰商人。这些商人还是荷兰公司活动情报的有效来源。
图1 “东印度人号”，1829年
东印度公司的前12次航行都是分别募集资金的，每次航行的资本属于一次性投资，所获利润根据商业传统在股东间分配。但是，对于长途贸易的投资来说，这种方式极具风险，因为资本将前往遥远的未知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不确定状态。每次航行中派遣多艘船只可以分散风险，但整个船队也可能全部遇难，就像1608年的那次远航。东印度公司转而采取将风险分散到几次航行里去的融资办法，于是公司变为成熟的联合股份公司。自1657年之后，公司所获得的投资改为连续性的资本投入，与特定的航行无关。1688年，东印度公司股票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
东印度公司还通过垄断措施减少风险。和它的国外竞争对手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政府联系紧密，后者给予它东方商品的进口垄断权以及使用金条作为支付手段的权力。作为回报，一直缺乏资金的政府对公司的大宗商品及贵重物品进口收取关税以资岁收。东印度公司当然也要面对竞争，但主要是国际竞争，即英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印度周边地区的竞争。在三个国家的本国范围内，竞争被尽可能地消除殆尽。被排除在外的其他人一直努力介入贸易，而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的关键特权之一就是对“闯入者”采取行动。
通过大量购入股票和抑制销售可以操控市场。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尤其善于此类操作，他们忙于达成对各类商品的垄断，不仅是香料，还包括瑞典的铜、鲸鱼制品、意大利丝绸、糖、香精和硝石（火药的成分之一）。要做到这一点，巨大的存储仓库是关键。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评论道，荷兰商人的仓库比巨舰更大、更昂贵。他们可能贮存大量谷物，足够整个国家吃上10到12年。这不仅是抑制商品供应以抬高价格的问题，因为大量存储也使得荷兰能突然将货物倾销到整个欧洲市场，从而打垮外国竞争者。
这当然是资本主义，因为远途贸易需要以获取巨额利润为目的的大笔投资，但是这显然并不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获取高额利润的秘密在于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确保垄断，排斥竞争对手，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市场。因为利润是通过交易稀缺商品而不是合理化生产的方式取得的，商业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影响有限。当时欧洲的大多数居民过着自己的生活，资本所有者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影响他们。
资本主义生产
18世纪80年代，两个苏格兰人，詹姆斯·麦康奈尔和约翰·肯尼迪从家乡一路向南到达兰开夏郡，加入当地的棉纺织业，成为学徒工。他们积累了一定经验并从纺织机械生产中赚了一笔钱，随后两人在1795年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初始资本为1，770英镑。他们很快从纺纱业务中获取了可观的利润，1799年和1800年，公司的资本回报率超过30%。他们迅速累积资本。1800年，他们的资本上升到22，000英镑；1810年，进一步上升到88，000英镑。到1820年，公司拥有三家纱厂，并且成为了全球棉纺之都曼彻斯特精品棉纺织业的龙头老大。
然而，棉纺织业迅速成为激烈竞争的行业，利润无法维持在19世纪初的高水平。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高利润导致行业扩张，吸引了众多新企业加入。到1819年，已经有344家纱厂。到183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815家。技术进步使得19世纪30年代的生产率出现大幅度提升，竞争促使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机械。这一时期建造的纱厂面积更大，可容纳40，000台纺锤，而之前的工厂只能容纳大约4，500台纺锤。19世纪30年代，厂房和机械的巨额投资成本，加上生产率提高后对棉线价格的挤压，使得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
利润最终取决于将棉花原料加工成纱线的工人。麦康奈尔和肯尼迪的员工人数从1802年的312人增加到19世纪30年代的约1，500人。其中多数为廉价的童工，经常出现雇用的劳工中近半数不满16岁的情况。1819年，有100名儿童不满10岁，甚至有7岁儿童，他们必须从早上6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7点半。
除了新厂房和新机械偶尔产生的高成本，公司的主要开支是工资。1811年，公司的年度工资支出超过35，000英镑。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此项支出超过48，000英镑。通过压低工资水平，并用技术一般但相对廉价的劳工替代技术熟练的工人（自动机械的发明使其成为可能），公司达到了尽可能压缩工资开销的目的。棉纺织业一再出现的不稳定状况，导致市场需求周期性暴跌，雇主不得不降低酬劳并压缩工作时间以求继续生存。
图2 动力织布机在一家19世纪的纱厂中占主导地位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引发的劳资纠纷越来越有组织性。纺织工人通过工会来保护自身利益，反对削减工资。他们的组织起初限于地方，随后扩展到区域，并最终成为全国性组织。从1810年到1818年，再到1830年，有组织的罢工越来越多，但都被得到政府支持的雇主所挫败，政府拘捕罢工者并将工会领袖关入监狱。雇主们建立了自己的联合会，以便将工会激进分子“列入黑名单”，采取“停工以迫使工人妥协”的办法回应罢工，并且相互提供资金支持。不过纺织工人所采取的强力行动看起来颇为见效，尽管纺织业利润率下降，雇主们极力削减工资，但工资依然保持稳定。
对劳动者的剥削不仅限于压低工资，还涉及对劳动者的规训。要想将开支降到最低，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有规律的、持续的工作。昂贵的机械必须不间断地运转。懒散、酗酒，甚至连闲逛和交谈都被禁止。纱厂在招募员工时遇到麻烦，因为人们就是不喜欢长时间、不间断的劳动班次和严密的监管。雇主们不得不寻找达成规训的办法，对于首批工业劳动者来说，这种规训极其陌生。雇主们通常采用体罚（针对童工）、罚款或威胁开除等粗放且消极的制裁措施，但有些人则采取更为复杂的、以道德说教为主的方式来控制工人。
罗伯特·欧文在他位于新拉纳克的工厂引入了“无声的监督者”机制。每个工人有一段木头，木头的侧面如果涂上黑色，表示工作糟糕，蓝色表示不好不坏，黄色表示好，白色则表示优秀。涂上颜色的那一面被转到正前方，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以便不断提醒该工人前一天所完成工作的质量。每个部门都有一本“品质登记簿”，记录每个工人每天的颜色评价。规训不仅关系到工厂，因为欧文还控制了社区。他派出街道巡逻队搜寻醉酒者，并在第二天早晨对其进行处罚。他坚持卫生清洁，制定了清扫街道和房屋的详尽要求。他在冬天甚至还实施宵禁，要求所有人在晚上10点半之后不得出门。
正如E.P.汤普森所强调的那样，经过规训的工作是有规律的、遵循时间安排的工作。它意味着每天早起，按时开始工作，到了规定的时间点停下来休息，休息时间的长度也有明确规定。雇主们一直反对工人们一项由来已久的请假惯例，即以额外的“圣徒日”、“圣周一”，甚至包括“圣周二”为借口旷工，以便从周末的宿醉中恢复。时间变成了战场，一些无耻的雇主甚至在早晨将钟表的时间向前拨，到了晚上又拨回来。有许多故事都提到，雇主把工人的手表摘下，这样他们对时间的控制就不会遭到质疑。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计时器的拥有率也迅速增加，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在18世纪末，政府甚至竭力想对钟表的所有权收税。
工业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工作，它同时也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休闲”。乍看起来，这种说法令人吃惊，因为早期的纱厂雇主想要尽可能地延长机器运转时间，迫使工人长时间工作。但是，通过在工作时间要求工人持续工作，排除工作之外的活动，雇主将休闲和工作分离开来。有些雇主在工厂关闭期间设置长假，从而明确划分工作与休闲，因为这样做胜过任由零星休假干扰工作进度。作为工作之外的时间，“休闲”包括假期、周末、夜晚等多种形式，它是规训后的、有约束的工作时间的产物，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这样的工作时间。工人们随即希望得到更多的休闲，休闲时间的延长得益于工会运动，后者肇始于棉纺织业，最终政府通过新法令限制了工作时间，并给予工人休假权。
在另一层意义上，休闲也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即休闲的商业化。这不再意味着参与传统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工人们开始付钱换取由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的休闲活动。新的铁路公司提供价格低廉的短途旅行车票，兰开夏郡的纺织工人可以借此去布莱克浦度假。1841年，旅游业的先驱托马斯·库克组织了第一次旅行，运送人们坐火车从莱斯特到拉夫伯勒参加戒酒者的聚会。此时，组织人们大规模旅行去观看收费入场的体育比赛，特别是足球和赛马，成为了可能。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无法估量，因为一批全新的、对休闲市场进行利用和开发的产业开始涌现，这一市场即将成为消费者需求、就业和利润的重要源头。
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休闲生活。以获利为目的的资本投资驱动着工业革命，而飞速的技术进步则以惊人的速度提高着生产率。但机器不可能自行运作，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雇佣劳动力。工资是雇主的主要开支，因而也成为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焦点。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说法，工人所拥有的只是自身的“劳动力”，即通过体力劳动获取金钱的能力。工人们集中于工厂和手工作坊，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在监工们的眼皮底下连续地、有纪律地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机会通过工会将自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与工作无关的活动被排斥在工作时间之外，成为休闲时间的内容。日常生活至此被明确划分为工作与休闲两部分。然而，雇佣劳动的形式也意味着工人们有钱用于休闲生活的开销。休闲的商业化创造了新的产业，后者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