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科学向人类绝望的需求展示了她的财富和秘密，并将几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具和设备交到他们手中。
结果是许多新的特征显现出来。不是让设防的城镇挨饿，而是整个国家被系统地置于或试图被置于饥饿的减员过程之下。
无论以何种身份，整个人口都参与了战争；所有人都是攻击的对象。
空中开辟了路径，死亡与恐怖能够通过这些路径远远超越实际军队的战线，到达妇女、儿童、老人、病人身上，而这些人在早期的冲突中不得不被忽略。
铁路、蒸汽船和机动车的奇妙组织将数千万人持续地投入战斗。
在它们精妙的发展中，医疗与外科手术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返战场。
没有任何东西被浪费，只要它能有助于这一减员过程。
最后的垂死挣扎也被赋予了军事用途。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里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为第五年的准备充当了序曲。
1919年的战役将会见证毁灭力量的巨大增长。
如果德国人能够保持士气，成功撤退到莱茵河，那么他们将在1919年夏天面临比迄今为止所使用过的任何手段都更为庞大的力量和方法的攻击。
成千上万架飞机将会摧毁他们的城市。
数十万门大炮将会轰击他们的前线。
正在安排运送多达二十五万人，连同他们所有需求的机械化车辆，每天前进十到十五英里。
具有难以置信恶毒性的毒气，只有秘密面罩才能抵御（德国人无法及时获得），将会窒息所有的抵抗，瘫痪所有生命，使受到攻击的敌方前线陷入瘫痪。
毫无疑问，德国人也有他们的计划。
但愤怒的时刻已经过去。
解除警报的信号已经发出，1919年的恐怖事件仍埋藏在主要对手的档案之中。
战争停止得像开始时一样突然和普遍。
世界抬起头来，审视废墟的景象，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喘了一口气。
在一百个实验室、一千个兵工厂、工厂和局所里，人们猛地拉起自己，从他们专注的任务中转过身来。
他们的计划被搁置在一旁，未完成，未执行；但他们的知识被保存下来；他们的数据、计算和发现被匆忙整理好，并装订成“供将来参考”，由各国的陆军部保管。
1919年的战役从未打过；但它的思想一直在行进。
在每一支军队中，它们都在探索、发展、完善，隐藏在和平的表面之下，如果战争再次降临这个世界，那将不会用1919年准备的武器和手段来战斗，而是用这些手段的发展和延伸，这些手段将无比更加可怕和致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了这个被称为和平的疲惫时期。
至少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考虑总体局势。
一些阴沉的事实浮现出来，坚实、不可动摇，如同从漂移的雾中显现出来的山峦形状。
可以确定的是，从此以后，整个人口都将参与战争，所有人都尽其所能，所有人都会受到敌人的愤怒攻击。
可以确定的是，认为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的国家不会被阻止使用任何手段来确保其存在。
很可能——甚至是肯定的——在下次他们所掌握的手段中，将包括大规模、无限制、也许一旦发动就无法控制的毁灭性工具和方法。
人类以前从未处于这样的境地。
没有显著改善品德或得到更明智的指导，人类首次掌握了能够确保实现自我灭绝的工具。
这就是人类命运中的关键时刻，所有男男女女的荣耀和辛劳最终将他们带到了这里。
他们最好停下来思考一下他们的新责任。
死亡站在那里，服从、期待、准备服务，准备成批地消灭人民；准备好，如果被召唤，就粉碎文明所剩无几的一切，不留任何修复的希望。
他只等待命令的下达。
他等待着来自那个脆弱、困惑的人类，他曾长期受害，现在——只为这一次——成为他的主人。
这一切发表于1929年1月1日。
十八年后，在另一个新年，我无法以不同的方式写出来。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的所有言行，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还确保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获胜，或者至少幸存下来。
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一场战争比这场第二次阿马吉多顿更容易预防。
我一直准备使用武力来反抗暴政或避免灾难。
但如果我们的英国、美国和盟国事务能以普通家庭通常具有的常识和一致性进行处理，那么就不需要武力独自前行，而无需法律相伴；而且，力量还可以在正义事业中使用，几乎不会造成流血。
由于失去了目标，甚至放弃了他们最真诚拥护的主题，英国、法国，尤其是因为它们巨大的力量和公正性，美国允许条件逐渐积累，最终导致了它们最害怕的高潮。
如果他们对今天以惊人相似的方式面对的新问题采取同样的善意但短视的行为，就会引发第三次大动乱，无人能活着讲述这个故事。
早在1925年，我就写了一些技术性质的想法和疑问，这些在今天不应该省略：是否可能找到比迄今所发现的任何爆炸能量都要强烈得多的方法？是否可能发现一颗橙子大小的炸弹，它拥有一种秘密的力量，能够摧毁一整片建筑群——甚至集中千吨火药的力量，一举炸毁一个小镇？现有的爆炸物是否可能通过无线电或其他射线自动引导到飞行器上，不需要人类飞行员，持续不断地攻击敌方城市、兵工厂、营地或船坞？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这只是可怕书籍的第一章。
毫无疑问，这两种毁灭性新途径的研究正在莱茵河两岸进行，运用了人类所能具备的所有科学与耐心。
为什么应该认为这些资源仅限于无机化学呢？对疾病的科学研究——有条不紊地准备并故意向人类和动物传播瘟疫——当然正在许多大国的实验室中进行。
为了摧毁作物的病害、杀死马匹和牲畜的炭疽病、毒化不仅仅是军队而且整个地区的瘟疫——军事科学正无情地沿着这些方向推进。
这一切几乎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情。
一个战败的骄傲民族尽快重新武装自己是很自然的。
他们不会尊重超过他们所能承受范围的条约，这些条约是在胁迫下强加给他们的。
……安逸会撤销痛苦中许下的誓言，这些誓言既暴力又无效。
因此，迫使战败的敌人处于持续军事裁军状态的责任落在战胜者身上。
为此，他们必须采取双重政策。
首先，虽然自己保持足够的武装，但他们必须以不懈的警惕和权威执行条约中禁止恢复其最近敌手军事力量的条款。
其次，他们应该尽一切可能通过仁慈行为使战败的国家接受其命运，以期在战败国中获取最大的繁荣，并通过各种手段创造真正的友谊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从而不断减少诉诸武力的动机。
在这几年里，我提出了一个原则：“战败者的不满得到纠正应该先于战胜者的裁军。”如您所见，英国、美国和法国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相反的过程。
这就引出了这个故事。
建立一支体现强大国家全部男性人口的军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胜利的盟国根据劳合·乔治先生的建议，将德国军队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并禁止征兵。因此，这支力量便成了一个核心和熔炉，从中有可能重建一支由数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
这十万名军人是一万领导者的集合。
一旦决定扩军，普通士兵可以晋升为士官，士官可以成为军官。
然而，劳合·乔治先生防止德国重新组建军队的计划并非构思不佳。
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外国监督能够控制允许德国拥有的十万人的质量。
但这并不取决于这一点。
仅仅为了守住德国的边界就需要三四百万训练有素的士兵。
要建立一支能与甚至超过法国军队的全国性军队，不仅需要培养领导者和恢复旧有的团级编制和建制，还需要让每年达到服兵役年龄的男性实行国民强制服役。
志愿部队、青年运动、警察和民兵部队的扩充、退伍军人协会等各类非官方乃至非法组织，在过渡期间或许可以发挥作用。
但没有全民义务兵役制度，这支军队的骨骼永远无法披上血肉。
因此，在征兵制度实施多年之前，德国不可能组建出一支能够面对法国军队的军队。
这是不能逾越的一条红线，否则显然会严重违反凡尔赛条约。
每种隐蔽的、巧妙的、精心策划的准备工作都可以提前进行，但最终时刻必将到来，那时必须跨越那条界河，并向征服者挑战。
因此，劳合·乔治先生的原则是正确的。
如果以权威和谨慎的方式执行这一原则，就不会有德国战争机器的再次锻造。
每年被征召的这一阶级的人，无论事先如何受过良好教育，也至少要在营级或其他单位中服役两年，只有经过这段训练期后，才能逐步形成并积累没有现代军队就不可能存在的预备役力量。
尽管法国在之前的战争中失去了大量男丁，但其年度训练配额的常规不间断程序以及将训练有素的士兵转入包含全国战斗人员的储备系统却一直得以维持。
在这十五年里，德国不允许建立类似的储备。
在这整个时期，德国军队或许可以滋养和珍视其军事精神和传统，但它绝不可能甚至梦想与长期建立、未被打断发展的武装、训练、组织起来的法国军事体系抗衡。
德国未来军队的核心和架构的缔造者是冯·塞克特将军。
早在1921年，塞克特就在秘密和纸上策划了一支完整的德国军队，并就他的各种活动与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谦逊地争论。
他的传记作者冯·拉本瑙将军在1940年的胜利时期写道：“如果没有从1920年到1934年期间领导中心与小规模军队需求相符，那么1935年至1939年的任务将是困难的。”例如，条约要求军官人数从三万四千人减少到四千人。
所有手段都被用来克服这个致命障碍，尽管受到了协约国控制委员会的努力，但为复兴德国军队的规划仍在继续。
敌人[根据塞克特传记作者的说法]尽全力摧毁总参谋部，并得到了德国国内政党的支持。
协约国控制委员会从其立场出发，多年来试图使高级参谋人员的训练如此原始，以至于不可能存在总参谋部。
他们以最大胆的方式试图发现总参谋部军官是如何被培训的，但我们成功地没有泄露任何东西，无论是系统还是所教授的内容。
塞克特从未屈服，因为如果总参谋部被摧毁，再创建它将是困难的……形式虽然必须打破，但内容却被保存下来……事实上，伪装成重建、研究和文化部门，数千名穿便衣的参谋军官及其助手聚集在柏林，深思熟虑过去和未来。
拉本瑙做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评论：“如果没有塞克特，今天[1940年]德国将不会有按照德国方式的总参谋部，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无论军官多么才华横溢或勤奋，都无法在一天内实现……概念上的连续性对于保障现实中的领导能力至关重要……个人的知识或能力是不够的。在战争中，大多数有机发展的能力是必要的，而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一个只有十万人的小型军队中，如果将军们也不得不小，那就必须创造一个伟大的理论框架。为此，大规模的实际演习或战争游戏被引入……与其说是训练总参谋部，不如说是培养一批高级指挥官。这些人将能够以全面军事术语思考。塞克特坚持避免那些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经验的错误理论。所有这些战争的教训都被彻底而系统地研究。新式的训练原则和各种教学课程被引入。所有现有的手册都被重写，不是为了十万军队，而是为了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力量。为了迷惑好奇的盟友，这些手册的一些部分被用特殊字体印刷并公开。内部使用的那些是秘密的。灌输的主要原则是所有关键力量的紧密合作。不仅是主要服务——步兵、摩托化骑兵和炮兵——战术上要相互交织，而且机枪、迫击炮、汤姆枪单位、反坦克武器、陆军航空队等都要融合在一起。正是这一主题，德国战争领导人将其归功于他们在1939年和1940年的战役中的战术成功。到1924年，塞克特可以感觉到德国军队的力量正在缓慢地超出十万的限制。“这些成果”，他的传记作者说，“十年后才显现出来。”1925年，老元帅冯·马克森祝贺塞克特建立了国防军，并不无道理地将他比作沙恩霍斯特，后者在耶拿之后法国占领德国的年代里秘密准备了普鲁士对拿破仑的反击。“旧火依然燃烧，协约国控制并未摧毁德国力量的持久元素。”1926年夏天，塞克特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括指挥官、参谋和信号部队。他没有部队，但实际上所有将军、指挥官和陆军总参谋部军官都被介绍到战争艺术及其无数技术问题的规模上，当时机成熟时，这支德国军队可以使德国民族恢复其昔日的地位。几年来，在官方编制之外进行了短期服役训练。这些人被称为“黑色”的，即非法的。从1925年开始，整个“黑色”领域集中在国防军部，并由国家资金支持。1925年总参谋部提出的超出条约限制的军队扩展和改进计划是将现有合法七个步兵师的数量翻倍，然后增加到三倍。但塞克特的最终目标是至少六十三个。从1926年起，这项规划的主要障碍是普鲁士社会主义政府的反对。这一障碍很快被扫除。直到1933年4月，百万人军队的编制才正式超出，尽管其力量早已稳步上升到该数字以上。
在洛迦诺协议后的善意和希望中，英法两国政府做出了一个有疑问的，但并非不可挽回的决定。
协约国控制委员会将撤出德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国际联盟制定的同意调查方案，当任何一方希望时即可投入运行。
人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可能补充《洛迦诺条约》。
这一希望并未实现。
福煦元帅报告说德国的有效裁军已经完成；但必须承认，一个六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的裁军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某些预防措施是必要的。
1927年1月，控制委员会从德国撤出。
已经知道德国人在许多隐蔽和次要方面曲解条约，毫无疑问，他们正在制定纸面上的计划，以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国家。有童子军、预备军官团以及许多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志愿非武装组织。
但在陆军或海军方面，无法大规模采取任何不会立即显而易见的措施。
强制性的国民服务、建立军事空军或建造超出条约限制的战舰，都将是对德国义务的公开违反，这种义务随时可以在德国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后在联盟中提出。
空气领域则更加难以界定。
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空军，并于1920年五月正式解散。
在告别命令中，赛克特表示他希望这支空军能够再度崛起，同时其精神也将继续存在。
他给予它一切鼓励去这样做。
他的第一步是在帝国国防军部内组建了一个由经验丰富的前空军军官组成的特别小组，这个小组的存在对盟军委员会保密，并受到自己政府的保护。
这一小组逐渐扩大，直到在国防部内各个办公室或监察部门都有了“空中细胞”，并且空军人员逐渐被引入陆军的所有编制中。
民用航空部门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战时军官领导，这是赛克特提名的人选，确保民用航空的控制与发展与军事需求相协调。
这个部门，连同德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以及各种伪装的军事或海军航空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缺乏商业航空知识的前飞行员担任。
结果是许多新的特征显现出来。不是让设防的城镇挨饿，而是整个国家被系统地置于或试图被置于饥饿的减员过程之下。
无论以何种身份，整个人口都参与了战争；所有人都是攻击的对象。
空中开辟了路径，死亡与恐怖能够通过这些路径远远超越实际军队的战线，到达妇女、儿童、老人、病人身上，而这些人在早期的冲突中不得不被忽略。
铁路、蒸汽船和机动车的奇妙组织将数千万人持续地投入战斗。
在它们精妙的发展中，医疗与外科手术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返战场。
没有任何东西被浪费，只要它能有助于这一减员过程。
最后的垂死挣扎也被赋予了军事用途。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里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为第五年的准备充当了序曲。
1919年的战役将会见证毁灭力量的巨大增长。
如果德国人能够保持士气，成功撤退到莱茵河，那么他们将在1919年夏天面临比迄今为止所使用过的任何手段都更为庞大的力量和方法的攻击。
成千上万架飞机将会摧毁他们的城市。
数十万门大炮将会轰击他们的前线。
正在安排运送多达二十五万人，连同他们所有需求的机械化车辆，每天前进十到十五英里。
具有难以置信恶毒性的毒气，只有秘密面罩才能抵御（德国人无法及时获得），将会窒息所有的抵抗，瘫痪所有生命，使受到攻击的敌方前线陷入瘫痪。
毫无疑问，德国人也有他们的计划。
但愤怒的时刻已经过去。
解除警报的信号已经发出，1919年的恐怖事件仍埋藏在主要对手的档案之中。
战争停止得像开始时一样突然和普遍。
世界抬起头来，审视废墟的景象，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喘了一口气。
在一百个实验室、一千个兵工厂、工厂和局所里，人们猛地拉起自己，从他们专注的任务中转过身来。
他们的计划被搁置在一旁，未完成，未执行；但他们的知识被保存下来；他们的数据、计算和发现被匆忙整理好，并装订成“供将来参考”，由各国的陆军部保管。
1919年的战役从未打过；但它的思想一直在行进。
在每一支军队中，它们都在探索、发展、完善，隐藏在和平的表面之下，如果战争再次降临这个世界，那将不会用1919年准备的武器和手段来战斗，而是用这些手段的发展和延伸，这些手段将无比更加可怕和致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了这个被称为和平的疲惫时期。
至少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考虑总体局势。
一些阴沉的事实浮现出来，坚实、不可动摇，如同从漂移的雾中显现出来的山峦形状。
可以确定的是，从此以后，整个人口都将参与战争，所有人都尽其所能，所有人都会受到敌人的愤怒攻击。
可以确定的是，认为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的国家不会被阻止使用任何手段来确保其存在。
很可能——甚至是肯定的——在下次他们所掌握的手段中，将包括大规模、无限制、也许一旦发动就无法控制的毁灭性工具和方法。
人类以前从未处于这样的境地。
没有显著改善品德或得到更明智的指导，人类首次掌握了能够确保实现自我灭绝的工具。
这就是人类命运中的关键时刻，所有男男女女的荣耀和辛劳最终将他们带到了这里。
他们最好停下来思考一下他们的新责任。
死亡站在那里，服从、期待、准备服务，准备成批地消灭人民；准备好，如果被召唤，就粉碎文明所剩无几的一切，不留任何修复的希望。
他只等待命令的下达。
他等待着来自那个脆弱、困惑的人类，他曾长期受害，现在——只为这一次——成为他的主人。
这一切发表于1929年1月1日。
十八年后，在另一个新年，我无法以不同的方式写出来。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的所有言行，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还确保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获胜，或者至少幸存下来。
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一场战争比这场第二次阿马吉多顿更容易预防。
我一直准备使用武力来反抗暴政或避免灾难。
但如果我们的英国、美国和盟国事务能以普通家庭通常具有的常识和一致性进行处理，那么就不需要武力独自前行，而无需法律相伴；而且，力量还可以在正义事业中使用，几乎不会造成流血。
由于失去了目标，甚至放弃了他们最真诚拥护的主题，英国、法国，尤其是因为它们巨大的力量和公正性，美国允许条件逐渐积累，最终导致了它们最害怕的高潮。
如果他们对今天以惊人相似的方式面对的新问题采取同样的善意但短视的行为，就会引发第三次大动乱，无人能活着讲述这个故事。
早在1925年，我就写了一些技术性质的想法和疑问，这些在今天不应该省略：是否可能找到比迄今所发现的任何爆炸能量都要强烈得多的方法？是否可能发现一颗橙子大小的炸弹，它拥有一种秘密的力量，能够摧毁一整片建筑群——甚至集中千吨火药的力量，一举炸毁一个小镇？现有的爆炸物是否可能通过无线电或其他射线自动引导到飞行器上，不需要人类飞行员，持续不断地攻击敌方城市、兵工厂、营地或船坞？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这只是可怕书籍的第一章。
毫无疑问，这两种毁灭性新途径的研究正在莱茵河两岸进行，运用了人类所能具备的所有科学与耐心。
为什么应该认为这些资源仅限于无机化学呢？对疾病的科学研究——有条不紊地准备并故意向人类和动物传播瘟疫——当然正在许多大国的实验室中进行。
为了摧毁作物的病害、杀死马匹和牲畜的炭疽病、毒化不仅仅是军队而且整个地区的瘟疫——军事科学正无情地沿着这些方向推进。
这一切几乎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情。
一个战败的骄傲民族尽快重新武装自己是很自然的。
他们不会尊重超过他们所能承受范围的条约，这些条约是在胁迫下强加给他们的。
……安逸会撤销痛苦中许下的誓言，这些誓言既暴力又无效。
因此，迫使战败的敌人处于持续军事裁军状态的责任落在战胜者身上。
为此，他们必须采取双重政策。
首先，虽然自己保持足够的武装，但他们必须以不懈的警惕和权威执行条约中禁止恢复其最近敌手军事力量的条款。
其次，他们应该尽一切可能通过仁慈行为使战败的国家接受其命运，以期在战败国中获取最大的繁荣，并通过各种手段创造真正的友谊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从而不断减少诉诸武力的动机。
在这几年里，我提出了一个原则：“战败者的不满得到纠正应该先于战胜者的裁军。”如您所见，英国、美国和法国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相反的过程。
这就引出了这个故事。
建立一支体现强大国家全部男性人口的军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胜利的盟国根据劳合·乔治先生的建议，将德国军队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并禁止征兵。因此，这支力量便成了一个核心和熔炉，从中有可能重建一支由数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
这十万名军人是一万领导者的集合。
一旦决定扩军，普通士兵可以晋升为士官，士官可以成为军官。
然而，劳合·乔治先生防止德国重新组建军队的计划并非构思不佳。
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外国监督能够控制允许德国拥有的十万人的质量。
但这并不取决于这一点。
仅仅为了守住德国的边界就需要三四百万训练有素的士兵。
要建立一支能与甚至超过法国军队的全国性军队，不仅需要培养领导者和恢复旧有的团级编制和建制，还需要让每年达到服兵役年龄的男性实行国民强制服役。
志愿部队、青年运动、警察和民兵部队的扩充、退伍军人协会等各类非官方乃至非法组织，在过渡期间或许可以发挥作用。
但没有全民义务兵役制度，这支军队的骨骼永远无法披上血肉。
因此，在征兵制度实施多年之前，德国不可能组建出一支能够面对法国军队的军队。
这是不能逾越的一条红线，否则显然会严重违反凡尔赛条约。
每种隐蔽的、巧妙的、精心策划的准备工作都可以提前进行，但最终时刻必将到来，那时必须跨越那条界河，并向征服者挑战。
因此，劳合·乔治先生的原则是正确的。
如果以权威和谨慎的方式执行这一原则，就不会有德国战争机器的再次锻造。
每年被征召的这一阶级的人，无论事先如何受过良好教育，也至少要在营级或其他单位中服役两年，只有经过这段训练期后，才能逐步形成并积累没有现代军队就不可能存在的预备役力量。
尽管法国在之前的战争中失去了大量男丁，但其年度训练配额的常规不间断程序以及将训练有素的士兵转入包含全国战斗人员的储备系统却一直得以维持。
在这十五年里，德国不允许建立类似的储备。
在这整个时期，德国军队或许可以滋养和珍视其军事精神和传统，但它绝不可能甚至梦想与长期建立、未被打断发展的武装、训练、组织起来的法国军事体系抗衡。
德国未来军队的核心和架构的缔造者是冯·塞克特将军。
早在1921年，塞克特就在秘密和纸上策划了一支完整的德国军队，并就他的各种活动与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谦逊地争论。
他的传记作者冯·拉本瑙将军在1940年的胜利时期写道：“如果没有从1920年到1934年期间领导中心与小规模军队需求相符，那么1935年至1939年的任务将是困难的。”例如，条约要求军官人数从三万四千人减少到四千人。
所有手段都被用来克服这个致命障碍，尽管受到了协约国控制委员会的努力，但为复兴德国军队的规划仍在继续。
敌人[根据塞克特传记作者的说法]尽全力摧毁总参谋部，并得到了德国国内政党的支持。
协约国控制委员会从其立场出发，多年来试图使高级参谋人员的训练如此原始，以至于不可能存在总参谋部。
他们以最大胆的方式试图发现总参谋部军官是如何被培训的，但我们成功地没有泄露任何东西，无论是系统还是所教授的内容。
塞克特从未屈服，因为如果总参谋部被摧毁，再创建它将是困难的……形式虽然必须打破，但内容却被保存下来……事实上，伪装成重建、研究和文化部门，数千名穿便衣的参谋军官及其助手聚集在柏林，深思熟虑过去和未来。
拉本瑙做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评论：“如果没有塞克特，今天[1940年]德国将不会有按照德国方式的总参谋部，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无论军官多么才华横溢或勤奋，都无法在一天内实现……概念上的连续性对于保障现实中的领导能力至关重要……个人的知识或能力是不够的。在战争中，大多数有机发展的能力是必要的，而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一个只有十万人的小型军队中，如果将军们也不得不小，那就必须创造一个伟大的理论框架。为此，大规模的实际演习或战争游戏被引入……与其说是训练总参谋部，不如说是培养一批高级指挥官。这些人将能够以全面军事术语思考。塞克特坚持避免那些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经验的错误理论。所有这些战争的教训都被彻底而系统地研究。新式的训练原则和各种教学课程被引入。所有现有的手册都被重写，不是为了十万军队，而是为了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力量。为了迷惑好奇的盟友，这些手册的一些部分被用特殊字体印刷并公开。内部使用的那些是秘密的。灌输的主要原则是所有关键力量的紧密合作。不仅是主要服务——步兵、摩托化骑兵和炮兵——战术上要相互交织，而且机枪、迫击炮、汤姆枪单位、反坦克武器、陆军航空队等都要融合在一起。正是这一主题，德国战争领导人将其归功于他们在1939年和1940年的战役中的战术成功。到1924年，塞克特可以感觉到德国军队的力量正在缓慢地超出十万的限制。“这些成果”，他的传记作者说，“十年后才显现出来。”1925年，老元帅冯·马克森祝贺塞克特建立了国防军，并不无道理地将他比作沙恩霍斯特，后者在耶拿之后法国占领德国的年代里秘密准备了普鲁士对拿破仑的反击。“旧火依然燃烧，协约国控制并未摧毁德国力量的持久元素。”1926年夏天，塞克特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括指挥官、参谋和信号部队。他没有部队，但实际上所有将军、指挥官和陆军总参谋部军官都被介绍到战争艺术及其无数技术问题的规模上，当时机成熟时，这支德国军队可以使德国民族恢复其昔日的地位。几年来，在官方编制之外进行了短期服役训练。这些人被称为“黑色”的，即非法的。从1925年开始，整个“黑色”领域集中在国防军部，并由国家资金支持。1925年总参谋部提出的超出条约限制的军队扩展和改进计划是将现有合法七个步兵师的数量翻倍，然后增加到三倍。但塞克特的最终目标是至少六十三个。从1926年起，这项规划的主要障碍是普鲁士社会主义政府的反对。这一障碍很快被扫除。直到1933年4月，百万人军队的编制才正式超出，尽管其力量早已稳步上升到该数字以上。
在洛迦诺协议后的善意和希望中，英法两国政府做出了一个有疑问的，但并非不可挽回的决定。
协约国控制委员会将撤出德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国际联盟制定的同意调查方案，当任何一方希望时即可投入运行。
人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可能补充《洛迦诺条约》。
这一希望并未实现。
福煦元帅报告说德国的有效裁军已经完成；但必须承认，一个六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的裁军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某些预防措施是必要的。
1927年1月，控制委员会从德国撤出。
已经知道德国人在许多隐蔽和次要方面曲解条约，毫无疑问，他们正在制定纸面上的计划，以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国家。有童子军、预备军官团以及许多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志愿非武装组织。
但在陆军或海军方面，无法大规模采取任何不会立即显而易见的措施。
强制性的国民服务、建立军事空军或建造超出条约限制的战舰，都将是对德国义务的公开违反，这种义务随时可以在德国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后在联盟中提出。
空气领域则更加难以界定。
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空军，并于1920年五月正式解散。
在告别命令中，赛克特表示他希望这支空军能够再度崛起，同时其精神也将继续存在。
他给予它一切鼓励去这样做。
他的第一步是在帝国国防军部内组建了一个由经验丰富的前空军军官组成的特别小组，这个小组的存在对盟军委员会保密，并受到自己政府的保护。
这一小组逐渐扩大，直到在国防部内各个办公室或监察部门都有了“空中细胞”，并且空军人员逐渐被引入陆军的所有编制中。
民用航空部门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战时军官领导，这是赛克特提名的人选，确保民用航空的控制与发展与军事需求相协调。
这个部门，连同德国民用航空运输公司以及各种伪装的军事或海军航空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缺乏商业航空知识的前飞行员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