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毕业之后，帕特森成了英国政府的一名密码专家。他所在的部门就是多年前艾伦·图灵所在的部门，艾伦·图灵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破译了德国的密码而享有盛誉。帕特森的职责是创建统计模型来加密和反加密机密信息。帕特森运用的主要是简单而深刻的贝叶斯定理(47)，即如果获知更新更客观的信息，人们就可以得出更优的概率估计。他破译了数据中被人们忽视的规律，解决了该领域中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这个发现对于政府来说非常有价值，某些在同盟国内部分享的绝密文件上甚至写着“仅供美国人和尼克·帕特森参阅”。“感觉好像是给詹姆斯·邦德的绝密文件。”帕特森说。
几年之后，政府部门进行了薪酬改革，行政管理人员的薪资水平被提升到了密码专家之上，帕特森坐不住了。“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种侮辱。”帕特森告诉妻子，“我宁可去开大巴也不愿意再待下去，我必须走。”
帕特森去了国防分析研究所，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西蒙斯和鲍姆。但是当帕特森快到50岁的时候，他显得越来越焦虑。“我父亲在50多岁的时候过得还很艰难，这让我心有余悸。”帕特森回忆道，此时他的两个孩子都即将上大学，“我的积蓄不太够，我不想落入像父亲那样的处境。”
正巧，西蒙斯很快就打来电话，听起来很急。“我们得谈一谈，”西蒙斯说，“你可以为我工作吗？”
去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工作对帕特森来讲是合适的，因为西蒙斯的团队做的就是通过分析大量杂乱而复杂的价格数据来预测未来的价格。帕特森觉得他天生多疑的性格非常有助于从市场的随机波动中察觉出真正的信号，他的编程技能也能用得上。而且，和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其他雇员不同的是，帕特森是真正从事过投资活动的，尽管不多，但他的确懂一些金融。“我觉得我比他们懂多了，因为我持有一只指数基金。”帕特森说。
帕特森察觉到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数学化”，计算机的算力也在呈现指数级增长。他觉得西蒙斯依靠高阶数学和统计学有机会颠覆投资界。“50年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现在正当其时。”帕特森说。在排除了西蒙斯是个骗子的可能性之后，帕特森把电脑拖进西蒙斯的办公室，开始着手帮助劳弗解决难题。识别有利可图的交易只是整个游戏的一部分，买入卖出的冲击成本也是大问题，控制不好的话，获利空间会大大缩减。比如，你认为铜价会从3美元涨到3.1美元，但是在你的买单被执行完之前，价格已经涨到3.05美元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交易商从中作祟，使得潜在获利空间被吃掉了一半。
从一开始，西蒙斯的团队就对交易成本非常在意，称之为“磨损”（Slippage）。他们经常会测算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获利水平会提升多少。对于模型给出的理论价格和实际操作中得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团队给它起了个名字，称之为“魔鬼”（The Devil）。
起初，“魔鬼”的真实体量只能靠猜。但是随着计算机算力的提高和斯特劳斯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劳弗和帕特森开始写程序跟踪实际成交价格和理想价格间的差距，以及该差距对投资业绩的影响。帕特森正式加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时候，公司已经可以用一个模拟器把实际成交价格中的交易成本剥离出来，估算出有多少投资业绩被磨损了。
为了减小交易损失，劳弗和帕特森着手开发复杂的方法，希望能把交易分散到不同的期货交易所，从而降低每一笔交易的成本。如今，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已经可以很好地选择投资品种了，而不是像一开始那样对于市场和品种的选择不知所措。他们陆续把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债券，伦敦的利率期货，日经指数的期权和日本国债等品种都纳入了交易范畴。
大奖章基金的交易开始变得频繁。开始一天交易5次，后来上升到16次。他们会挑一天内交易量最大的时间段下单，以减小冲击成本。此时，大奖章基金的交易员还是通过电话下单，但很快他们就会有更快捷的交易方式了。
自作聪明的人太多了
直到那个时候，西蒙斯和他的同事们还不是十分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断丰富的算法对价格有这么强的预见性。他们毕竟是科学家和数学家，不是分析师或经济学家。只要某些交易信号有利可图，并且有着显著的统计学意义，那么就值得加入他们的交易模型。“我不知道为什么行星都绕着太阳旋转，”西蒙斯告诉一位同事，想要说明没必要弄清楚市场为什么是这么运行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不能识别这种状态。”
收益累积的速度依然很快，甚至有点儿让人难以理解了。仅1994年6月这一个月，大奖章基金就取得了25%的收益率，当年年底的收益率达到了71%，连西蒙斯都称“相当杰出”。更难能可贵的是，1994年是美联储出人意料地连续加息的一年，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团队对他们的交易模型充满了好奇心，他们的不少基金持有人也是如此。他们也一直很想知道大奖章基金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如果大奖章基金在参与的大多数交易中都赚钱的话，那么谁是持续的输家呢？
渐渐地，西蒙斯认识到，输家并不是那些买入并长期持有的个人投资者，也不是那些根据公司需要调整外汇头寸的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部门。西蒙斯告诉基金持有人，事实上，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是利用其他投机者的疏忽和错误赚钱，无论其规模是大是小。“比如，某位经常预测法国债券市场的涨跌并频繁下注的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就是一个很好的收割对象。”西蒙斯说。
劳弗对大奖章基金惊人的收益率有略微不同的理解。当帕特森对大奖章基金的收益来源表示好奇的时候，劳弗提到了那些频繁交易而又过度自信的交易者。“自作聪明的人太多了。”劳弗说。
劳弗的解释听起来略带嘲讽，但他和西蒙斯的观点却是比较前沿的。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学术研究都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要征服市场是不可能的，而个人做出的绝大多数投资决策都是理性的。但西蒙斯和同事们总觉得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他们觉得投资者有很多认知偏差，正是这些认知偏差导致了恐慌、泡沫、暴涨和崩盘。
西蒙斯不知道的是，其实有一个冉冉升起的新经济学流派会证实他的直觉。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阿莫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研究了人们做决定的过程，证明了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做非理性的决定。后来，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运用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投资者行为中的异常现象，催生了一门研究个人和投资者认知偏差的学科，叫作“行为经济学”。已经被识别出来的典型心理偏差包括“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锚固偏见”（Anchoring Bias）和“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损失厌恶是指，投资者因承受损失而感受到的痛苦是因获利而感受到的满足的两倍；“锚固偏见”是指，先入为主的信息或经验会扭曲当前的判断；“禀赋效应”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卡尼曼和泰勒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后来的许多调查表明，投资者其实比他们认为的更加非理性，重复地犯着类似的错误。面对压力，投资者会感到慌乱，继而做出偏感性的决定。所以，大奖章基金发现其利润的最大头常常是在金融市场的极端情况下实现的，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大奖章基金的这种盈利现象将持续几十年。
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在基金表现黯淡的时候，西蒙斯也会紧张。极少数的几次，西蒙斯对公司的整体持仓动了手脚。但是整体来看，西蒙斯还是忠于交易模型的，因为他还清楚地记得依靠自己的直觉交易是多么困难。西蒙斯和大家有一个约定，即无论大奖章基金的表现如何，都绝不僭越模型，更不能因个人情绪波动而影响基金的操作。“我们的盈亏不是一个输入变量，”帕特森说，“我们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交易者，但是系统可不会感情用事，正是类似的情感波动导致了市场中各种交易机会的出现。”
西蒙斯并没有使用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统计模型，因为他们无法设计一种可以避免或利用投资者心理偏差的算法。然而，团队也逐渐认识到，正是这些心理偏差和过度反应为他们的利润做了一部分贡献，他们的系统似乎特别善于利用其他交易者所犯的具有普遍性的错误。“我们实际上是在对人类行为建模，”佩纳维奇解释道，“人类在高压下的行为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他们会本能地表现出恐慌。我们建模的前提是人类会不断重复过去的行为……我们学会了利用这一点。”
又激动，又焦虑
投资者终于开始注意到大奖章基金的表现了。1993年，伦敦的一家专门服务高净值客户的投资公司、第一批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投资者GAM Holding，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注资2 500万美元。此时，西蒙斯和他的团队已经不愿意再对外分享基金的运作机制了，以免给竞争对手可乘之机。但这让GAM Holding公司的管理层很为难，因为他们素来是要充分理解他们所投基金的运作逻辑的。GAM Holding公司最终认为，把客户的钱放在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至少是安全的，但他们依然不理解大奖章基金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GAM Holding公司的高层虽然对大奖章基金的业绩表现激动不已，但是他们也和其他持有人一样，持续地为大奖章基金而焦虑。“我总是过得战战兢兢的，担心什么地方会出问题。”戴维·麦卡锡（David McCarthy）说，他是GAM Holding公司负责与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对接的人。
很快，西蒙斯的挑战将要浮出水面。
透明带来竞争，曝光得越少越好
截至1993年年末，大奖章基金的管理规模达到了2.8亿美元。西蒙斯很担心基金规模膨胀之后会带来过大的摩擦成本，从而影响基金的收益率，于是他下令把基金暂时封闭。
西蒙斯的团队变得更为神秘。客户拨打他们曼哈顿办公室的咨询电话，只能听到关于最新净值的录音；而如果客户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则要去问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律师。这些举动都是为了防止竞争对手获知基金的情况。“优秀的业绩让我们变得很引人瞩目，这也许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西蒙斯在给客户的信中写道，“透明带来竞争，所以曝光得越少越好。”西蒙斯强烈要求持有人不要透露任何基金动作的细节。“我们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三缄其口。”西蒙斯告诉他们。
这种神秘做派有时候也会给公司带来损失。1995年冬天，一位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部门工作的，名叫迈克尔·波特罗（Michael Botlo）的科学家接到了来自文艺复兴科技公司高层的电话，询问他是否有意加盟。
顶着暴风雪，波特罗开着他老掉牙的马自达汽车来到了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新办公室。新办公室坐落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校园附近的高科技园区中，位于一家医院和一家潜水吧的旁边。波特罗走进办公室，拍掉身上的积雪，立即被眼前狭小、拥挤又杂乱的办公室震惊了。当波特罗坐下与帕特森和其他雇员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只字不提基金运作和交易方法，而是只谈论天气，这让波特罗相当困惑。“寒暄得太多了吧。”波特罗想。
当波特罗被告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还在用古老的PERL语言编程的时候，他更加怀疑了。因为现在华尔街的大公司早就用C++一类的新式编程语言了。实际上，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只是用PERL来记账而已，并不是用来交易，但是没人愿意和一个外人说清楚。“看起来就像4个家伙挤在车库里，而且他们看不起，也并不太懂计算机。他们只是坐着，很少有人去碰电脑，”波特罗说，“这看起来对我并不十分具有吸引力。”几天之后，波特罗写了一个纸条给帕特森：“我已经决定加入摩根士丹利，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个行业。”这无异于给了帕特森当头一棒。
1995年，西蒙斯接到了普惠集团（PaineWebber）的高层打来的电话，这是一家大型证券公司，他们表达了想要收购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意愿。西蒙斯多年的打拼结果和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惊人的收益率，让华尔街的大佬们终于注意到了他们那具有开创性的投资方法。收获的季节即将来临。
西蒙斯指定帕特森去见普惠集团的高层，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对他的革命性交易策略或者模型感兴趣。他们只是在翻阅对冲基金的客户名单时，吃惊地发现客户们付给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费率竟然如此之高。普惠集团收购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真正目的在于接触其客户，他们想把自己的产品通过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卖给其忠实的拥趸。显然，会谈无法再进行下去了，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部分成员觉得很失望。华尔街的主流还是不信任计算机投资，觉得风险很大。“他们觉得算法这东西毫无意义。”帕特森说。
“皇帝们总想开疆拓土”
大奖章基金依然气势如虹，在期货市场获利巨大，管理规模也达到了6亿美元。但西蒙斯确信，大奖章基金已经陷入了困境。劳弗的模型精确地测算出了摩擦成本，劳弗明确指出，如果大奖章基金的管理规模进一步上升，收益率将显著回落。比如谷物类期货市场，它的容量不够，如果再有新增资金进入，势必增大摩擦成本。而在容量更大的债券和外汇市场，大奖章基金也很难更进一步。
坊间传闻说，大奖章基金有某种赚钱的秘诀，于是有人就开始想钻空子。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一位同事出差去芝加哥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人在偷窥大奖章基金的欧元美元交易。当大奖章基金有交易操作时，这位“间谍”会做出各种手势，让同伙抢先行动。这种举动毫无疑问会降低大奖章基金的收益率。有人甚至还做了大奖章基金日内交易时段的索引表。场内交易员们还给西蒙斯的团队起了个外号，叫“酋长”（the Sheiks），这足以说明大奖章基金在某些期货品种上的影响力。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交易行为，使之更为隐秘和无法预测。但这些信号也表明，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成长速度的确有些过快了。
西蒙斯还担心，随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采取相似的策略，他赖以生存的交易信号会逐渐减弱。“系统一直存在漏洞，”西蒙斯首次接受采访时坦言，“所以我们必须确保领先优势。”2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里的一些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问题。的确，限制申购会妨碍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可是那又如何？即使基金的规模仅维持现状，他们也都会变得非常富有。“我们为什么不把规模保持在6亿美元？”斯特劳斯问西蒙斯。这样的话，大奖章基金每年还能赚2亿美元利润，这已经足够让大家满意了。“不，”西蒙斯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西蒙斯坚持要寻找容纳更大基金规模的方法，这让一些同事很困惑。“皇帝们总想开疆拓土。”一位同事抱怨道。
几年之后，政府部门进行了薪酬改革，行政管理人员的薪资水平被提升到了密码专家之上，帕特森坐不住了。“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种侮辱。”帕特森告诉妻子，“我宁可去开大巴也不愿意再待下去，我必须走。”
帕特森去了国防分析研究所，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西蒙斯和鲍姆。但是当帕特森快到50岁的时候，他显得越来越焦虑。“我父亲在50多岁的时候过得还很艰难，这让我心有余悸。”帕特森回忆道，此时他的两个孩子都即将上大学，“我的积蓄不太够，我不想落入像父亲那样的处境。”
正巧，西蒙斯很快就打来电话，听起来很急。“我们得谈一谈，”西蒙斯说，“你可以为我工作吗？”
去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工作对帕特森来讲是合适的，因为西蒙斯的团队做的就是通过分析大量杂乱而复杂的价格数据来预测未来的价格。帕特森觉得他天生多疑的性格非常有助于从市场的随机波动中察觉出真正的信号，他的编程技能也能用得上。而且，和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其他雇员不同的是，帕特森是真正从事过投资活动的，尽管不多，但他的确懂一些金融。“我觉得我比他们懂多了，因为我持有一只指数基金。”帕特森说。
帕特森察觉到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数学化”，计算机的算力也在呈现指数级增长。他觉得西蒙斯依靠高阶数学和统计学有机会颠覆投资界。“50年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现在正当其时。”帕特森说。在排除了西蒙斯是个骗子的可能性之后，帕特森把电脑拖进西蒙斯的办公室，开始着手帮助劳弗解决难题。识别有利可图的交易只是整个游戏的一部分，买入卖出的冲击成本也是大问题，控制不好的话，获利空间会大大缩减。比如，你认为铜价会从3美元涨到3.1美元，但是在你的买单被执行完之前，价格已经涨到3.05美元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交易商从中作祟，使得潜在获利空间被吃掉了一半。
从一开始，西蒙斯的团队就对交易成本非常在意，称之为“磨损”（Slippage）。他们经常会测算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获利水平会提升多少。对于模型给出的理论价格和实际操作中得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团队给它起了个名字，称之为“魔鬼”（The Devil）。
起初，“魔鬼”的真实体量只能靠猜。但是随着计算机算力的提高和斯特劳斯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劳弗和帕特森开始写程序跟踪实际成交价格和理想价格间的差距，以及该差距对投资业绩的影响。帕特森正式加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时候，公司已经可以用一个模拟器把实际成交价格中的交易成本剥离出来，估算出有多少投资业绩被磨损了。
为了减小交易损失，劳弗和帕特森着手开发复杂的方法，希望能把交易分散到不同的期货交易所，从而降低每一笔交易的成本。如今，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已经可以很好地选择投资品种了，而不是像一开始那样对于市场和品种的选择不知所措。他们陆续把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债券，伦敦的利率期货，日经指数的期权和日本国债等品种都纳入了交易范畴。
大奖章基金的交易开始变得频繁。开始一天交易5次，后来上升到16次。他们会挑一天内交易量最大的时间段下单，以减小冲击成本。此时，大奖章基金的交易员还是通过电话下单，但很快他们就会有更快捷的交易方式了。
自作聪明的人太多了
直到那个时候，西蒙斯和他的同事们还不是十分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断丰富的算法对价格有这么强的预见性。他们毕竟是科学家和数学家，不是分析师或经济学家。只要某些交易信号有利可图，并且有着显著的统计学意义，那么就值得加入他们的交易模型。“我不知道为什么行星都绕着太阳旋转，”西蒙斯告诉一位同事，想要说明没必要弄清楚市场为什么是这么运行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不能识别这种状态。”
收益累积的速度依然很快，甚至有点儿让人难以理解了。仅1994年6月这一个月，大奖章基金就取得了25%的收益率，当年年底的收益率达到了71%，连西蒙斯都称“相当杰出”。更难能可贵的是，1994年是美联储出人意料地连续加息的一年，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团队对他们的交易模型充满了好奇心，他们的不少基金持有人也是如此。他们也一直很想知道大奖章基金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如果大奖章基金在参与的大多数交易中都赚钱的话，那么谁是持续的输家呢？
渐渐地，西蒙斯认识到，输家并不是那些买入并长期持有的个人投资者，也不是那些根据公司需要调整外汇头寸的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部门。西蒙斯告诉基金持有人，事实上，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是利用其他投机者的疏忽和错误赚钱，无论其规模是大是小。“比如，某位经常预测法国债券市场的涨跌并频繁下注的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就是一个很好的收割对象。”西蒙斯说。
劳弗对大奖章基金惊人的收益率有略微不同的理解。当帕特森对大奖章基金的收益来源表示好奇的时候，劳弗提到了那些频繁交易而又过度自信的交易者。“自作聪明的人太多了。”劳弗说。
劳弗的解释听起来略带嘲讽，但他和西蒙斯的观点却是比较前沿的。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学术研究都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要征服市场是不可能的，而个人做出的绝大多数投资决策都是理性的。但西蒙斯和同事们总觉得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他们觉得投资者有很多认知偏差，正是这些认知偏差导致了恐慌、泡沫、暴涨和崩盘。
西蒙斯不知道的是，其实有一个冉冉升起的新经济学流派会证实他的直觉。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阿莫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研究了人们做决定的过程，证明了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做非理性的决定。后来，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运用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投资者行为中的异常现象，催生了一门研究个人和投资者认知偏差的学科，叫作“行为经济学”。已经被识别出来的典型心理偏差包括“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锚固偏见”（Anchoring Bias）和“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损失厌恶是指，投资者因承受损失而感受到的痛苦是因获利而感受到的满足的两倍；“锚固偏见”是指，先入为主的信息或经验会扭曲当前的判断；“禀赋效应”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
卡尼曼和泰勒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后来的许多调查表明，投资者其实比他们认为的更加非理性，重复地犯着类似的错误。面对压力，投资者会感到慌乱，继而做出偏感性的决定。所以，大奖章基金发现其利润的最大头常常是在金融市场的极端情况下实现的，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大奖章基金的这种盈利现象将持续几十年。
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在基金表现黯淡的时候，西蒙斯也会紧张。极少数的几次，西蒙斯对公司的整体持仓动了手脚。但是整体来看，西蒙斯还是忠于交易模型的，因为他还清楚地记得依靠自己的直觉交易是多么困难。西蒙斯和大家有一个约定，即无论大奖章基金的表现如何，都绝不僭越模型，更不能因个人情绪波动而影响基金的操作。“我们的盈亏不是一个输入变量，”帕特森说，“我们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交易者，但是系统可不会感情用事，正是类似的情感波动导致了市场中各种交易机会的出现。”
西蒙斯并没有使用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统计模型，因为他们无法设计一种可以避免或利用投资者心理偏差的算法。然而，团队也逐渐认识到，正是这些心理偏差和过度反应为他们的利润做了一部分贡献，他们的系统似乎特别善于利用其他交易者所犯的具有普遍性的错误。“我们实际上是在对人类行为建模，”佩纳维奇解释道，“人类在高压下的行为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他们会本能地表现出恐慌。我们建模的前提是人类会不断重复过去的行为……我们学会了利用这一点。”
又激动，又焦虑
投资者终于开始注意到大奖章基金的表现了。1993年，伦敦的一家专门服务高净值客户的投资公司、第一批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投资者GAM Holding，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注资2 500万美元。此时，西蒙斯和他的团队已经不愿意再对外分享基金的运作机制了，以免给竞争对手可乘之机。但这让GAM Holding公司的管理层很为难，因为他们素来是要充分理解他们所投基金的运作逻辑的。GAM Holding公司最终认为，把客户的钱放在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至少是安全的，但他们依然不理解大奖章基金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GAM Holding公司的高层虽然对大奖章基金的业绩表现激动不已，但是他们也和其他持有人一样，持续地为大奖章基金而焦虑。“我总是过得战战兢兢的，担心什么地方会出问题。”戴维·麦卡锡（David McCarthy）说，他是GAM Holding公司负责与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对接的人。
很快，西蒙斯的挑战将要浮出水面。
透明带来竞争，曝光得越少越好
截至1993年年末，大奖章基金的管理规模达到了2.8亿美元。西蒙斯很担心基金规模膨胀之后会带来过大的摩擦成本，从而影响基金的收益率，于是他下令把基金暂时封闭。
西蒙斯的团队变得更为神秘。客户拨打他们曼哈顿办公室的咨询电话，只能听到关于最新净值的录音；而如果客户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则要去问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律师。这些举动都是为了防止竞争对手获知基金的情况。“优秀的业绩让我们变得很引人瞩目，这也许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西蒙斯在给客户的信中写道，“透明带来竞争，所以曝光得越少越好。”西蒙斯强烈要求持有人不要透露任何基金动作的细节。“我们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三缄其口。”西蒙斯告诉他们。
这种神秘做派有时候也会给公司带来损失。1995年冬天，一位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部门工作的，名叫迈克尔·波特罗（Michael Botlo）的科学家接到了来自文艺复兴科技公司高层的电话，询问他是否有意加盟。
顶着暴风雪，波特罗开着他老掉牙的马自达汽车来到了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新办公室。新办公室坐落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校园附近的高科技园区中，位于一家医院和一家潜水吧的旁边。波特罗走进办公室，拍掉身上的积雪，立即被眼前狭小、拥挤又杂乱的办公室震惊了。当波特罗坐下与帕特森和其他雇员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只字不提基金运作和交易方法，而是只谈论天气，这让波特罗相当困惑。“寒暄得太多了吧。”波特罗想。
当波特罗被告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还在用古老的PERL语言编程的时候，他更加怀疑了。因为现在华尔街的大公司早就用C++一类的新式编程语言了。实际上，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只是用PERL来记账而已，并不是用来交易，但是没人愿意和一个外人说清楚。“看起来就像4个家伙挤在车库里，而且他们看不起，也并不太懂计算机。他们只是坐着，很少有人去碰电脑，”波特罗说，“这看起来对我并不十分具有吸引力。”几天之后，波特罗写了一个纸条给帕特森：“我已经决定加入摩根士丹利，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个行业。”这无异于给了帕特森当头一棒。
1995年，西蒙斯接到了普惠集团（PaineWebber）的高层打来的电话，这是一家大型证券公司，他们表达了想要收购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意愿。西蒙斯多年的打拼结果和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惊人的收益率，让华尔街的大佬们终于注意到了他们那具有开创性的投资方法。收获的季节即将来临。
西蒙斯指定帕特森去见普惠集团的高层，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对他的革命性交易策略或者模型感兴趣。他们只是在翻阅对冲基金的客户名单时，吃惊地发现客户们付给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费率竟然如此之高。普惠集团收购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真正目的在于接触其客户，他们想把自己的产品通过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卖给其忠实的拥趸。显然，会谈无法再进行下去了，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部分成员觉得很失望。华尔街的主流还是不信任计算机投资，觉得风险很大。“他们觉得算法这东西毫无意义。”帕特森说。
“皇帝们总想开疆拓土”
大奖章基金依然气势如虹，在期货市场获利巨大，管理规模也达到了6亿美元。但西蒙斯确信，大奖章基金已经陷入了困境。劳弗的模型精确地测算出了摩擦成本，劳弗明确指出，如果大奖章基金的管理规模进一步上升，收益率将显著回落。比如谷物类期货市场，它的容量不够，如果再有新增资金进入，势必增大摩擦成本。而在容量更大的债券和外汇市场，大奖章基金也很难更进一步。
坊间传闻说，大奖章基金有某种赚钱的秘诀，于是有人就开始想钻空子。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一位同事出差去芝加哥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人在偷窥大奖章基金的欧元美元交易。当大奖章基金有交易操作时，这位“间谍”会做出各种手势，让同伙抢先行动。这种举动毫无疑问会降低大奖章基金的收益率。有人甚至还做了大奖章基金日内交易时段的索引表。场内交易员们还给西蒙斯的团队起了个外号，叫“酋长”（the Sheiks），这足以说明大奖章基金在某些期货品种上的影响力。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交易行为，使之更为隐秘和无法预测。但这些信号也表明，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成长速度的确有些过快了。
西蒙斯还担心，随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采取相似的策略，他赖以生存的交易信号会逐渐减弱。“系统一直存在漏洞，”西蒙斯首次接受采访时坦言，“所以我们必须确保领先优势。”2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里的一些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问题。的确，限制申购会妨碍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可是那又如何？即使基金的规模仅维持现状，他们也都会变得非常富有。“我们为什么不把规模保持在6亿美元？”斯特劳斯问西蒙斯。这样的话，大奖章基金每年还能赚2亿美元利润，这已经足够让大家满意了。“不，”西蒙斯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西蒙斯坚持要寻找容纳更大基金规模的方法，这让一些同事很困惑。“皇帝们总想开疆拓土。”一位同事抱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