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莱提出，“存在即被感知”的观点并非意味着只有某个人感知到某物它才存在，而是指只要有人感知到它，无论这个人是谁，它便存在。甚至当所有人都未曾感知到它时，还有一种存在——上帝——能够感知到它，因此该物依然存在。贝克莱通过引入上帝的概念，让上帝成为感知的主体。只要上帝感知到某个事物，那么这个事物就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在基督教的信仰框架下，上帝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既然上帝都感知到了，又有谁能反驳呢？贝克莱借由上帝赋予了世界万物一种确定性，从而确保了客观实在性的存在。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贝克莱作为一名主教，他将上帝作为论证工具，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尽管如此，贝克莱的经验论与洛克的观点一样，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承认精神实体的存在，而精神实体本身就蕴含着神秘性和推理性质。我们的感觉经验来源于心灵的直觉，但这种直觉往往带有神秘色彩。至于上帝，它无法直接被感知，也不是心灵直觉的结果，而是推理得出的结论。那么，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呢？在基督教哲学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这需要依靠推理论证。贝克莱既然信奉上帝，也就默认了这种论证方法，从有限走向无限，最终得出了上帝的存在。贝克莱坚持精神实体的真实性，但精神实体本身却融合了神秘直觉与理性推理两种特性，这就导致了一种内在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贝克莱的经验论并不完全彻底。
总结贝克莱的思想，可以抓住三个要点：第一，“物是观念的集合”演变为“存在即被感知”，他强调观念决定了事物的本质，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核心主张；第二，他对物质实体持否定态度，承认事物的存在，但否认物质实体的独立性；第三，他对精神实体表示认同，包括心灵这一精神实体以及上帝这一精神实体。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对宗教信仰的一种顺应。贝克莱的经验论虽然清晰，但在精神实体层面却暗含着神秘直觉与推理成分，使得其理论并非毫无瑕疵。洛克和贝克莱都被视为不彻底的经验论者，而即将介绍的休谟，则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经验论者，他将经验论的原则贯彻到底，没有丝毫妥协。
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品包括《人性论》和《英格兰史》。休谟出生于爱丁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人性论》的创作，但初版问世后反响平平，以至于他在自传中感叹这部书还未面世就已“夭折”。不过，休谟并未因此气馁，他性格开朗豁达，很快调整心态。后来，他在意大利担任图书馆馆长期间，将《人性论》的部分内容提炼出来，以更加通俗的方式重新编写，形成了《人类理解研究》。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使休谟一举成名。《人类理解研究》主要探讨了认识论的问题。
休谟认为，知觉是经验的对象。在洛克和贝克莱的理论中，经验的对象是观念。在休谟的思想体系里，他用“知觉”这一概念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表述。所谓知觉，简单来说，就是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所有事物，无论是对几何形状（如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的认知，还是某种情绪状态（如喜悦或悲伤），都可归入知觉的范畴。知觉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为“印象”，另一类称为“观念”。其中，“印象”是指那些首次冲击我们内心的感受、情感以及情绪。进一步细分的话，印象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感觉印象”，即我们直接面对外界事物时所产生的即时感受；另一种是“反省印象”，它是基于感觉印象之上，经过内心反思后形成的情感反应。例如，当我们体验到快乐或痛苦时，这属于感觉印象；而由此衍生出的热爱或憎恨，则属于反省印象，因为这些情感并非初次接触时的直觉反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产物。
至于“观念”，则是指在我们的思维活动中，对过去印象的再现或模仿。换句话说，当某个对象不在眼前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关于它的形象便是观念。比如，当你注视着一个西瓜时，你能感知到它的颜色、形状和质地，这就是感觉印象；而当西瓜消失不见时，你脑海中留存的关于西瓜的记忆，便是观念。观念与印象的区别在于其生动性和清晰度：印象是鲜活而具体的，而观念则显得较为模糊和平淡。
再打个比方，想象一场音乐会。当歌手站在舞台上表演时，观众所感受到的震撼力和兴奋感，就好比是强烈的印象；而散场之后，尽管脑海中还能浮现出一些片段，但与当时的真实体验相比，显然逊色许多。由此可见，印象代表的是当下最直接的体验，而观念则是对这些体验的追忆。
然而，休谟对于这种知觉的起源持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印象来源于外部世界，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超出了人类认知的能力范围，因此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休谟主张，像物质、精神乃至上帝这样的存在，都处于人类经验之外，因而无法被真正了解。这表明，即便我们能够感知到某些现象，但对于它们背后的原因，却始终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从常人的视角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并无争议，然而大卫·休谟却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质疑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所谓的“物质实体”。回顾乔治·贝克莱的观点，“物是观念的集合”这一主张颠覆了传统认知。在他看来，所谓物质不过是一系列观念的组合，脱离了观念的物质是无法存在的。贝克莱进一步指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它是否被感知。换句话说，物质的客观存在与否完全取决于它能否进入我们的感知领域。因此，贝克莱彻底否定了独立于观念之外的物质实体。
相比之下，休谟继承了贝克莱的核心思想，但他走得更远。他认为，我们所接触的经验对象不过是各种知觉的集合，而这些知觉本质上就是观念。换句话说，我们对物体的认知仅限于其可感知的特性，而非其作为独立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休谟与贝克莱的关键分歧在于，贝克莱明确否认了物质实体的存在，而休谟则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他选择悬置判断，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物质实体的存在。因为没有任何经验能够直接证明物质实体的存在，因此，对于未知的事物，我们无法贸然做出结论，只能将其视为不可知的领域。例如，关于外星生命的存在，我们至今未有任何确凿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不存在。或许在未来某一天，人类会发现外星生命的踪迹。休谟正是通过这种开放的态度，巧妙地规避了绝对化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精神实体与上帝的存在问题。约翰·洛克同时认可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存在，而贝克莱则抛弃了物质实体，却保留了精神实体的概念。休谟延续了这种怀疑主义的传统，不仅对物质实体抱有疑问，对精神实体也同样持怀疑态度。当我们产生某种观念时，总会有一个“我”作为承载者，这个“我”通常被视为精神实体的一部分。然而，休谟对此提出了挑战。他问道，我们真的经历过这个所谓的“心灵”或“灵魂”吗？事实上，我们所经历的只是具体的感官体验和情感状态，比如“天空是蓝色的”这样的视觉感受，以及“快乐”或“悲伤”这类情绪波动。那么，当这些具体的感知和情绪消失时，那个所谓的“心灵”或“灵魂”又在哪里呢？如果一个人去世了，他的灵魂还会继续存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这个承载观念的“我”究竟是什么呢？休谟认为，这不过是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总和，是我们习惯性地赋予这些活动一个统一的主体。换句话说，所谓的“心灵”或“我”只是人类为了便于思考和交流而虚构出来的一种概念。它更像是逻辑上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实际存在的实体。正如我们在表达“苹果是红色的”时，需要一个逻辑上的主体“我”来支撑这个陈述，但这个“我”并不意味着有一个独立的精神存在。至于上帝，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存在，同样属于不可知的范畴。休谟的这种态度，无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次深刻反思。休谟指出，人们普遍相信上帝这一概念源自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通过推导形成了一种无限的想象。然而，这种关于上帝的观念并非基于真实的经验感知，因此我们无法断言上帝是否存在，只能承认其不可知。由此可以看出，休谟对待实体（无论是物质实体、精神实体还是上帝）都持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从经验范畴之外的角度审视他的哲学立场，同时也体现了彻底经验主义的特点。尽管洛克和贝克莱在某些方面有所妥协，比如认可某种形式的物质或精神实体的存在，但休谟却截然不同，他拒绝接受任何未经经验验证的事物，对于未知领域始终保持怀疑，并选择采取不可知的态度。在他看来，只有那些能够通过感官经验和内心印象构建起来的认识才是可靠的。这就是休谟经验主义彻底性的表现之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并非极端激进。他仅限于对经验范围之外的事物提出疑问，而对于经验范围之内的事物，则能够清晰地加以描述。因此，可以说休谟的怀疑主义是一种温和的形式。相比之下，彻底的怀疑主义则会质疑所有事物，无论它们是否属于经验范围。总体而言，休谟提出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对哲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康德曾评价说：“自从形而上学诞生以来，没有任何其他事件像休谟的工作那样严重动摇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这句话正是针对休谟的不可知论对传统形而上学造成的冲击而言。自柏拉图时代起，形而上学的核心就在于探讨经验领域之外的内容，即所谓的“道”。而休谟的观点直接否定了这一点，使得康德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并最终转向批判哲学的研究路径。
此外，休谟还对因果关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许多人认为这项工作是一次失败尝试，但它却促使我们反思传统思维方式，并培养出一种全新的思考模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首先，什么是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其次，休谟是如何质疑并颠覆这一传统观念的？最后，他提出的因果关系新理论及其对后来哲学发展的意义何在？
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通常表现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联系，即一件事的发生总会伴随着另一件事的发生。例如，阳光照耀大地会导致地面升温，这就是典型的因果关系。从符合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因果关系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实状态，即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然而，休谟对此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并非所有事物都必然拥有明确的原因，有些看似合理的因果链条实际上可能只是偶然巧合。因此，他试图打破人们对因果关系的传统认知，强调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所谓的“必然性”。
综上所述，休谟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上帝存在的看法，而且重新定义了因果关系的本质。尽管他的观点引发了广泛争议，但无疑为现代哲学开辟了新的视野。休谟曾提出一个深刻的疑问：我们凭什么坚信“一切事物皆有缘由”这一命题？它的依据又在哪里？为何人类如此笃定地认定世间万物都需找到其根源？难道真的不存在毫无因由的现象吗？追溯这一原则的来源，大致有三种路径：一是通过经验总结得出；二是依赖纯粹理性推导；三是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观念。如果从经验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基于观察到的具体实例归纳出“凡事皆有因”的规律。然而，问题在于，当我们尚未接触外界时，又如何能提炼出这样一条普适的法则呢？即便我们开始感知周围世界，我们的经验终究是有限的，无法穷尽所有情况，那么仅凭这些片段化的经历，怎能推导出一个绝对正确的结论？
再看第二种可能性，即唯理论的推理方式。唯理论者强调因果律的重要性，但他们无法解释这条定律是如何从更基本的前提中推导出来的。最终，他们往往诉诸于某种形而上的存在，如上帝，来赋予因果律以合法性。但这显然属于信仰范畴，而非理性所能触及的领域。至于第三种假设，即所谓的天赋观念，休谟作为经验主义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所有认知都源于经验，因此“凡事皆有因”也无法脱离经验的框架。
在休谟看来，“凡事皆有因”这一信念缺乏坚实的支撑，无论是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还是天赋观念的角度上，都难以自圆其说。那么，为何我们仍然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呢？休谟指出，这更多是因为一种不完善的归纳经验所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认知偏差的结果。真正的经验应该追求的是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及其内在必然性。而错误的经验则违背了这一原则，具体表现在将原本独立的现象强行捆绑在一起，形成所谓的因果链条。值得注意的是，休谟并非否认原因与结果本身的客观性，而是质疑它们之间被人为建立起来的关系是否真实可靠。
进一步探讨，休谟对传统因果关系中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提出了挑战。他主张，所谓的因果联系并不具备客观属性，也不存在必然性。举例而言，“太阳光照耀导致大地升温”这一陈述，按照经验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相继发生的事件：光照和升温。但我们并未直接感受到光照是如何引发升温的，这只是我们基于过往多次重复观察后形成的联想。这种联想并非基于事实本身，而是人类思维习惯的结果。正是因为人们长期观察到光照之后总会伴随升温，才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化思维，进而误以为光照是升温的原因。由此可见，因果关系并非自然界固有的属性，而是人类主观臆造的概念。在哲学领域，因果关系被视为一种普遍规律，它连接着事件之间看似不可分割的纽带。然而，大卫·休谟对此持有不同见解。他挑战了那种认为A必定引发B的传统观念。假如你在连续的一百天里观察到阳光照耀大地后，大地随之升温，你会不会因此确信，第一百零一天的景象依然如此？实际上，尽管过去的经验支持这一模式，但这并不能确保未来的情况完全一致。休谟指出，所谓的因果关系并非绝对确定，而是一种可能性较大的关联。也就是说，虽然在过去一百次中，这种现象重复出现，但它并不意味着下一次一定会延续相同的趋势。
休谟基于经验主义立场，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仅仅依靠有限次数的经验不足以证明未来的每一次都会重复过去的模式。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更像是基于过往经验积累下来的一种习惯性认知，而非某种天然的、不可更改的法则。休谟进一步强调，这种因果关系更多是由人类的心理活动塑造而成，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属性。
总结贝克莱的思想，可以抓住三个要点：第一，“物是观念的集合”演变为“存在即被感知”，他强调观念决定了事物的本质，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核心主张；第二，他对物质实体持否定态度，承认事物的存在，但否认物质实体的独立性；第三，他对精神实体表示认同，包括心灵这一精神实体以及上帝这一精神实体。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对宗教信仰的一种顺应。贝克莱的经验论虽然清晰，但在精神实体层面却暗含着神秘直觉与推理成分，使得其理论并非毫无瑕疵。洛克和贝克莱都被视为不彻底的经验论者，而即将介绍的休谟，则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经验论者，他将经验论的原则贯彻到底，没有丝毫妥协。
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品包括《人性论》和《英格兰史》。休谟出生于爱丁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人性论》的创作，但初版问世后反响平平，以至于他在自传中感叹这部书还未面世就已“夭折”。不过，休谟并未因此气馁，他性格开朗豁达，很快调整心态。后来，他在意大利担任图书馆馆长期间，将《人性论》的部分内容提炼出来，以更加通俗的方式重新编写，形成了《人类理解研究》。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使休谟一举成名。《人类理解研究》主要探讨了认识论的问题。
休谟认为，知觉是经验的对象。在洛克和贝克莱的理论中，经验的对象是观念。在休谟的思想体系里，他用“知觉”这一概念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表述。所谓知觉，简单来说，就是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所有事物，无论是对几何形状（如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的认知，还是某种情绪状态（如喜悦或悲伤），都可归入知觉的范畴。知觉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为“印象”，另一类称为“观念”。其中，“印象”是指那些首次冲击我们内心的感受、情感以及情绪。进一步细分的话，印象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感觉印象”，即我们直接面对外界事物时所产生的即时感受；另一种是“反省印象”，它是基于感觉印象之上，经过内心反思后形成的情感反应。例如，当我们体验到快乐或痛苦时，这属于感觉印象；而由此衍生出的热爱或憎恨，则属于反省印象，因为这些情感并非初次接触时的直觉反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产物。
至于“观念”，则是指在我们的思维活动中，对过去印象的再现或模仿。换句话说，当某个对象不在眼前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关于它的形象便是观念。比如，当你注视着一个西瓜时，你能感知到它的颜色、形状和质地，这就是感觉印象；而当西瓜消失不见时，你脑海中留存的关于西瓜的记忆，便是观念。观念与印象的区别在于其生动性和清晰度：印象是鲜活而具体的，而观念则显得较为模糊和平淡。
再打个比方，想象一场音乐会。当歌手站在舞台上表演时，观众所感受到的震撼力和兴奋感，就好比是强烈的印象；而散场之后，尽管脑海中还能浮现出一些片段，但与当时的真实体验相比，显然逊色许多。由此可见，印象代表的是当下最直接的体验，而观念则是对这些体验的追忆。
然而，休谟对于这种知觉的起源持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印象来源于外部世界，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超出了人类认知的能力范围，因此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休谟主张，像物质、精神乃至上帝这样的存在，都处于人类经验之外，因而无法被真正了解。这表明，即便我们能够感知到某些现象，但对于它们背后的原因，却始终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从常人的视角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并无争议，然而大卫·休谟却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质疑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所谓的“物质实体”。回顾乔治·贝克莱的观点，“物是观念的集合”这一主张颠覆了传统认知。在他看来，所谓物质不过是一系列观念的组合，脱离了观念的物质是无法存在的。贝克莱进一步指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它是否被感知。换句话说，物质的客观存在与否完全取决于它能否进入我们的感知领域。因此，贝克莱彻底否定了独立于观念之外的物质实体。
相比之下，休谟继承了贝克莱的核心思想，但他走得更远。他认为，我们所接触的经验对象不过是各种知觉的集合，而这些知觉本质上就是观念。换句话说，我们对物体的认知仅限于其可感知的特性，而非其作为独立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休谟与贝克莱的关键分歧在于，贝克莱明确否认了物质实体的存在，而休谟则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他选择悬置判断，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物质实体的存在。因为没有任何经验能够直接证明物质实体的存在，因此，对于未知的事物，我们无法贸然做出结论，只能将其视为不可知的领域。例如，关于外星生命的存在，我们至今未有任何确凿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不存在。或许在未来某一天，人类会发现外星生命的踪迹。休谟正是通过这种开放的态度，巧妙地规避了绝对化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精神实体与上帝的存在问题。约翰·洛克同时认可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存在，而贝克莱则抛弃了物质实体，却保留了精神实体的概念。休谟延续了这种怀疑主义的传统，不仅对物质实体抱有疑问，对精神实体也同样持怀疑态度。当我们产生某种观念时，总会有一个“我”作为承载者，这个“我”通常被视为精神实体的一部分。然而，休谟对此提出了挑战。他问道，我们真的经历过这个所谓的“心灵”或“灵魂”吗？事实上，我们所经历的只是具体的感官体验和情感状态，比如“天空是蓝色的”这样的视觉感受，以及“快乐”或“悲伤”这类情绪波动。那么，当这些具体的感知和情绪消失时，那个所谓的“心灵”或“灵魂”又在哪里呢？如果一个人去世了，他的灵魂还会继续存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这个承载观念的“我”究竟是什么呢？休谟认为，这不过是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总和，是我们习惯性地赋予这些活动一个统一的主体。换句话说，所谓的“心灵”或“我”只是人类为了便于思考和交流而虚构出来的一种概念。它更像是逻辑上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实际存在的实体。正如我们在表达“苹果是红色的”时，需要一个逻辑上的主体“我”来支撑这个陈述，但这个“我”并不意味着有一个独立的精神存在。至于上帝，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存在，同样属于不可知的范畴。休谟的这种态度，无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次深刻反思。休谟指出，人们普遍相信上帝这一概念源自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通过推导形成了一种无限的想象。然而，这种关于上帝的观念并非基于真实的经验感知，因此我们无法断言上帝是否存在，只能承认其不可知。由此可以看出，休谟对待实体（无论是物质实体、精神实体还是上帝）都持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从经验范畴之外的角度审视他的哲学立场，同时也体现了彻底经验主义的特点。尽管洛克和贝克莱在某些方面有所妥协，比如认可某种形式的物质或精神实体的存在，但休谟却截然不同，他拒绝接受任何未经经验验证的事物，对于未知领域始终保持怀疑，并选择采取不可知的态度。在他看来，只有那些能够通过感官经验和内心印象构建起来的认识才是可靠的。这就是休谟经验主义彻底性的表现之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并非极端激进。他仅限于对经验范围之外的事物提出疑问，而对于经验范围之内的事物，则能够清晰地加以描述。因此，可以说休谟的怀疑主义是一种温和的形式。相比之下，彻底的怀疑主义则会质疑所有事物，无论它们是否属于经验范围。总体而言，休谟提出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对哲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康德曾评价说：“自从形而上学诞生以来，没有任何其他事件像休谟的工作那样严重动摇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这句话正是针对休谟的不可知论对传统形而上学造成的冲击而言。自柏拉图时代起，形而上学的核心就在于探讨经验领域之外的内容，即所谓的“道”。而休谟的观点直接否定了这一点，使得康德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并最终转向批判哲学的研究路径。
此外，休谟还对因果关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许多人认为这项工作是一次失败尝试，但它却促使我们反思传统思维方式，并培养出一种全新的思考模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首先，什么是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其次，休谟是如何质疑并颠覆这一传统观念的？最后，他提出的因果关系新理论及其对后来哲学发展的意义何在？
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通常表现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联系，即一件事的发生总会伴随着另一件事的发生。例如，阳光照耀大地会导致地面升温，这就是典型的因果关系。从符合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因果关系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真实状态，即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然而，休谟对此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并非所有事物都必然拥有明确的原因，有些看似合理的因果链条实际上可能只是偶然巧合。因此，他试图打破人们对因果关系的传统认知，强调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所谓的“必然性”。
综上所述，休谟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上帝存在的看法，而且重新定义了因果关系的本质。尽管他的观点引发了广泛争议，但无疑为现代哲学开辟了新的视野。休谟曾提出一个深刻的疑问：我们凭什么坚信“一切事物皆有缘由”这一命题？它的依据又在哪里？为何人类如此笃定地认定世间万物都需找到其根源？难道真的不存在毫无因由的现象吗？追溯这一原则的来源，大致有三种路径：一是通过经验总结得出；二是依赖纯粹理性推导；三是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观念。如果从经验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基于观察到的具体实例归纳出“凡事皆有因”的规律。然而，问题在于，当我们尚未接触外界时，又如何能提炼出这样一条普适的法则呢？即便我们开始感知周围世界，我们的经验终究是有限的，无法穷尽所有情况，那么仅凭这些片段化的经历，怎能推导出一个绝对正确的结论？
再看第二种可能性，即唯理论的推理方式。唯理论者强调因果律的重要性，但他们无法解释这条定律是如何从更基本的前提中推导出来的。最终，他们往往诉诸于某种形而上的存在，如上帝，来赋予因果律以合法性。但这显然属于信仰范畴，而非理性所能触及的领域。至于第三种假设，即所谓的天赋观念，休谟作为经验主义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所有认知都源于经验，因此“凡事皆有因”也无法脱离经验的框架。
在休谟看来，“凡事皆有因”这一信念缺乏坚实的支撑，无论是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还是天赋观念的角度上，都难以自圆其说。那么，为何我们仍然相信因果关系的存在呢？休谟指出，这更多是因为一种不完善的归纳经验所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认知偏差的结果。真正的经验应该追求的是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及其内在必然性。而错误的经验则违背了这一原则，具体表现在将原本独立的现象强行捆绑在一起，形成所谓的因果链条。值得注意的是，休谟并非否认原因与结果本身的客观性，而是质疑它们之间被人为建立起来的关系是否真实可靠。
进一步探讨，休谟对传统因果关系中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提出了挑战。他主张，所谓的因果联系并不具备客观属性，也不存在必然性。举例而言，“太阳光照耀导致大地升温”这一陈述，按照经验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相继发生的事件：光照和升温。但我们并未直接感受到光照是如何引发升温的，这只是我们基于过往多次重复观察后形成的联想。这种联想并非基于事实本身，而是人类思维习惯的结果。正是因为人们长期观察到光照之后总会伴随升温，才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化思维，进而误以为光照是升温的原因。由此可见，因果关系并非自然界固有的属性，而是人类主观臆造的概念。在哲学领域，因果关系被视为一种普遍规律，它连接着事件之间看似不可分割的纽带。然而，大卫·休谟对此持有不同见解。他挑战了那种认为A必定引发B的传统观念。假如你在连续的一百天里观察到阳光照耀大地后，大地随之升温，你会不会因此确信，第一百零一天的景象依然如此？实际上，尽管过去的经验支持这一模式，但这并不能确保未来的情况完全一致。休谟指出，所谓的因果关系并非绝对确定，而是一种可能性较大的关联。也就是说，虽然在过去一百次中，这种现象重复出现，但它并不意味着下一次一定会延续相同的趋势。
休谟基于经验主义立场，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仅仅依靠有限次数的经验不足以证明未来的每一次都会重复过去的模式。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更像是基于过往经验积累下来的一种习惯性认知，而非某种天然的、不可更改的法则。休谟进一步强调，这种因果关系更多是由人类的心理活动塑造而成，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属性。